直到晚清，随着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大变迁，绅与商合流，在历史舞台集体登场，终于成为一支强大、独立的社会势力，并且从“孳孳求利”的理性经济人转型为自觉的社会新秩序构建者。在晚清绅商中，显赫者如“状元实业家”张謇，是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的魅力领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为主持市镇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晚清时代的地方自治、社会自治乃至国家立宪事业，都是绅商群体在发动、主持的。今日国有商人，却无绅商。
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
中国的金融银行业，在清代时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形成了一个涵盖了合会、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等形态，具备了存贷汇兑功能的金融体系。
合会是民间为集资而成立的互助组织，在江浙、福建一带，这类合会如今还顽强地生存着。炉房原来只是铸造银元宝的作坊，慢慢演变成为兼营存款、放款的金融机构。当铺则是最古老的抵押贷款机构。印局提供无抵押贷款，放贷对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贩。钱庄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初的业务为兑换银钱，发展至清代时，已涉足吸纳存款、放贷收息与代理结算等业务。账局的主业务为向大商户、当铺、印局、钱庄及官员等大客户放贷。
票号出现的时间最晚，因而形态也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等。清代山西票号的分号遍布各大城市与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伦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由于全国五十一家票号当中，有二十二家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这些金融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基本上均为民营，都是民间社会自发构建出来的。清政府对于金融业，几乎持一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这一点，跟我们下来将要说到的宋代金融业完全不同。
银行
银行业的核心业务是吸储（支付利息）、放贷（收取利息）与汇兑。有人说，唐代的“柜坊”是中国社会诞生的银行的雏形，但准确地说，柜坊跟银行业关系不大，只是提供“保险柜”给客户存放财物，柜坊不付利息，还要收保管费。也就是说，客户的存款只能在柜坊中积淀下来，并没有进入资本流转的循环中，并不创造“钱生钱”的收益。
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应该是出现于北宋的抵当所。
宋代因为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当时政府设立了多种官营的金融机构，包括交引库、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抵当所、检校库等。交引库的功能是“专印造茶、盐钞引”，即负责印制各类有价证券（交引）；榷货务的功能是“掌鹾（盐）、茗（茶）、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负责发行、兑付各类有价证券；便钱务为汇兑机构，向商人提供异地汇兑的服务，“开宝三年（970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俟商人赍券至，即如其数给之，自是无复留滞”；交子务（会子务）是印制与发行信用货币的金融机构；检校库相当于国有的金融信托机构；抵当所则为国营的存贷款机构，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国有银行。
此外，还有大量民间开设的解库，以及私人开办的兑便铺。解库又称质库，是提供抵押贷款的私人机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一位宋代人说，“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长途贩运业，“停塌”，是仓储业，“解质”便是开设解库、质库，经营抵押贷款业务。兑便铺则是兑换会子（纸币）与铜钱的商铺。这些民营的、国立的银行业机构，构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金融服务系统。
我这里想详细介绍的是抵当所。抵当所创立于北宋神宗朝的熙宁变法，当时京师以及各州的“商贩要会处”，均设有抵当所。后来变法失败，新法被废，但抵当所作为国营存贷款机构，还是保留了下来。抵当所的主业务是“以官钱召人抵当出息”，即向市民提供抵押贷款，从中赚取利息，年利率大致为20%。南宋末时，政府出于公共救济的目的，还命令抵当所向贫民开放免息贷款。
抵当所的一项具有创造性的业务是有息存款，这也是我们认为它具有银行性质的核心指标。北宋时，京师许多政府部门，都将公款存入抵当所生息，如熙宁六年（1073年）十二月十八日，“都水监言，乞将本监钱一万五千贯送抵当所出息供用，从之。”都水监相当于水利部，申请将水利部的公款15000贯钱存入抵当所生息，以利息作为水利部的经费。朝廷批准了这一申请。除了都水监之外，当时京师的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富商也纷纷将公私款存入抵当所。
抵当所提供的有息存款服务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思，因为存款有息，即意味着银行机构从此可以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将闲散资金吸纳进资本市场的循环中。——这跟唐代的柜坊是完全两种性质。
那么宋代的民间解库、质库，是不是也出现了存款的服务呢？南宋黄震的《黄氏日钞》提供了一条材料：绍兴府有一位叫做孙越的读书人，幼时年贫，不过他的叔祖很赏识他，在解库存了一笔钱，作为侄孙日后参加科考的费用，“且留钱浮屠氏所谓长生库，曰：此子二十岁登第，吾不及见之矣，留此以助费。”这里的“长生库”，乃指寺院开办的解库。可见解库这类民间放款机构在宋代时已经在收纳存款。估计解库应该是向存款户支付利息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闲散于民间的资金，解库也才有更雄厚的资本放贷。
信托机构
现在，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到宋代的金融信托业上。宋代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信托机构，叫做“检校库”。日本学者加藤繁将检校库定义为“中国10世纪乃至13世纪左右所实行的一种官营信托”。
宋代设检校库，本意在代为清点、管理遗孤财产、户绝财产、无主货物、有纠纷的财物、官府收缴的赃物、人户存入的财物等，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代管遗孤财产：“揆之条法，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孤幼，官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及格，官尽给还。”根据宋朝的立法，对亲人离世的遗孤，政府有责任将他们的财产核查清楚、登记在册，存入检校库代为保管，并定时从代管的财产中划出若干，发给遗孤作为生活费，等遗孤长大成人，政府再将代管的财产给还他们。宋朝政府希望通过官方的检校，使失去亲人的未成年人的权益获得保护，免遭他人侵夺。
为此，宋政府不但设立了检校库，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检校制度：一、“诸身死有财产者，男女孤幼、厢耆、邻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宋朝的检校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凡符合检校条件者（亲人故去、只留下孤儿与财产），均须报官检校；二、“州、县不应检校辄检校者，许越诉”，不符合检校条件而官府强加检校的，许人控告；三、“辄支用已检校财产者，论如擅支朝廷封桩钱物法，徒二年”，官府如挪用检校的人户财物，要追究法律责任；四、“州县寄纳人户物色在官库者，若有毁失”，“依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律备偿”，检校库的人户财物如有损坏或遗失，官府须给予赔偿。
宋神宗朝时，检校库的功能又发生了一项重大的变化——熙宁四年（1091年），负责管理开封府检校库的行政长官吴安持（他是王安石的女婿）上报朝廷：“本库检校孤幼财物，月给钱，岁给衣，逮及长成，或至罄竭，不足推广朝廷爱民之本意，乞以见寄金银见钱，依常平仓法贷人，令入抵当出息，以给孤幼。”财产放在库里，只会越发越少；如果投资于资本市场，则将用之不竭。所以吴安持请求朝廷批准检校库放贷。宋神宗同意了，从此检校库获得了将它们代为管理的财产用于投资的法律授权。而我们对于宋朝检校制度的解释，也应该再补充一条：五、“孤幼财产，官为检校，使亲戚抚养之，季给所需，资蓄不满五百万者，召人户供质当举钱，岁取息二分，为抚养费。”用利息的收益来支付遗孤的生活费，就不存在坐吃山空的问题了。
由于检校库具有放贷的功能，当时京师的国子监（国立大学）、军器监（兵工厂）都将本部门的公款委托检校库放贷生息，如熙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给国子监钱二万贯，送检校库出息，以供公用”。这时候的检校库，已经相当接近于今日的信托投资基金了。
证券交易所
在宋代的所有金融机构中，“证券交易所”的出现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先来看耐得翁《都城纪胜》的一段描述：“都城（杭州）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鞲，纷纭无数。”
引文提到的“交引铺”，非常接近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成交的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犀象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入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凭着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宋太宗时，为了引导军用物资流向边郡，宋政府又创制“折中法”商人在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发给交引。为吸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高出市场价的那部分，叫做“虚估”，市场实际交易价则叫做“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茶、盐、矾、香药等货品。
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直至最后的交易价格接近于交引的“实估”。因此，交引商通常并不是用交引提货，而是直接进行交引的买入、卖出。“认引不认人”的特点也让交引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于是，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证券交易非常发达，《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一些州县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可见各个“冲要州府”都设有“交引铺”。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证券交易非常繁荣的金融中心。《东京梦华录》描述说，开封城内“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里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铺”。南宋的杭州，单“界北”的一条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铺”。交引的买卖是大宗交易，必须有十分雄厚的本钱，所以这些“交引铺”的门面，都摆出大堆“金银及见（现）钱，谓之看垛钱”，以示自己的资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证券交易一样，“交引铺”当然也是通过买进、卖出交引的差价获利。北宋时，京师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几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为了坐获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鳄”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操纵市场，压低交引的市场价，购入交引。如北宋皇祐年间，“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交引铺”收购的交引，通常不会直接用于提货，而是转手卖给茶盐商：“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励的。即使出现大铺商操纵市场的情况，宋朝政府对交引市场也没有采取压制的做法，而是采纳官员范祥的建议，设立官营的“买钞场”，在交引的市场价太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交引；而当交引的市场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交引。借此来平抑交引买卖的市场价格。这一做法，叫做“范祥钞法”。宋人王巩《随手杂录》说，“范祥钞法……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
宋代之后，明清继续保留食盐的间接专卖，民间虽有私下的盐引交易，但已属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当、买卖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入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市场，在宋朝灭亡之后，并未能继续发育壮大。
与明清时期相比，宋代的金融业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不管是中国最早的“银行”——抵当所，还是最早的“信托机构”——检校库，都是宋政府率先创办出来的；而为了对冲民间交引铺对证券市场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动用权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样，而是设立官营的“买钞场”进行市场调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现了其他任何王朝所不具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质，宋政府比其他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拥抱市场。
也有人说，宋代官营金融业的发达实际上压抑了民间金融的发育。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中国金融史的演进却确凿无误地证明了，正由于明清时期政府对于金融市场毫无作为，才导致抵当所、检校库、交引铺只是在宋代昙花一现，未能发育成近代意义上的银行、金融信托与证券交易所。这里便引出一个问题：在社会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历史关节点（而不是在现代社会），到底是一个积极探索市场的政府，还是一个对于商业与市场视而不见的政府，更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我只抛出问题，将答案留给读者自己思索。
涨海声中万国商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英夷”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英王派遣使团不远千里前来大清国，当然不是为了向乾隆祝寿，而是向清政府提出两国通商的请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的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大清皇帝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团，却拒绝了英王的通商之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颟顸自大的清王朝自处于世界大势之外，给中国19世纪的近代化转型预定了悲怆的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