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跃扬走出厅，天已经黑了，我一看手表，不好，已经五点半了，我和跃扬飞快地跑回学校。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教室的门的时候，灭绝师太正拿着工作手册在讲台上做活动的总结。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龙颜大怒，而只是示意我和张跃扬回到座位上。可惜这种侥幸的喜悦在我心里并没有持续多久，放学后，她还是把我留了下来。
“王海洋，刚才你和张跃扬去哪儿了？”灭绝师太坐在教室前面她的专属座位上，严肃地看着我。
我半天没说话？这样的问题我当然没有办法直接回答，我总不能很坦然地说：“我和张跃扬觉得学雷锋没意思，所以提前干完活就到太原街上闲逛去了，我们还玩了很长时间的电子呢。”如果我这么说了，那就是对老师权威的直接挑战，通俗点儿说，就是“找死”。而且，我还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灭绝师太仅仅把我留下，而没有理会张跃扬？
见我不说话，师太说：“今天的学雷锋活动全班的表现都很好，除了你和张跃扬。你们在学雷锋的时候提前走，你把班级荣誉还放在眼里吗？你心里有没有一点责任感？”
在师太这么充满正义感的质问面前，我当然无话可说。师太摘下眼镜，用指尖揉了揉鼻梁，又把眼睛带上，紧着长叹了一口气，仿佛很疲惫对我很失望的样子：“你说说从这学期开学到现在，你的表现如何？”
“还，还行吧。”？其实我认为我的表现非常好，按照我的标准衡量的话，但是她既然这样问，就意味着她认为我的表现非常不好，所以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我认为你的表现很不好。”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你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学习上。”她顿了一下，说：“是不是有人把你的心带散了？”
“没，没散。”我知道她说的是谁，只能在慌乱中抵挡。
灭绝师太还是一脸严肃：“寒假的时候我对张跃扬进行过家访，他和你说了没？”没等我回答，师太接着说：“我去了他家，也去了他小学老师的家了解他的情况，他小学老师告诉我说他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因为打架偷东西进过公安局。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他当然不能和你说这些，要是和你说了，你还能和他来往吗？你要记住，对你好的人不一定就是你的朋友。你要多和班里的学习骨干，班干部接触，向他们学习，看看人家都是怎么学习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后少和张跃扬接触，听见没有？”
我点点头，心里一团怒火，她有什么权利决定谁是我的朋友？
师太长叹一口气，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上学期我想尽办法帮助张跃扬，可惜都不奏效。你要知道，教育不是万能的，说到底，我们当老师的就是领路的人。我们给你们领路，你们也要自己往好道上走。现在我希望他在班里别给我惹麻烦就行了，但你不一样，何必和他混在一起呢？我知道，现在我的话你可能不理解，甚至反感，但将来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
师太接着唠唠叨叨了很多话，说她对我还是充满希望的，说我的本质不错，学习基础也不错，将来考上重点大学是没问题的。还说初一初二就是学习的关键时期，要是到了初中三年级，再想学习就来不及了，只说到我双腿酸麻，才让我回家。
走出校门，张跃扬正在门口等我。看到我，他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出来，是不是老尼姑向你表白了，你可要小心啊，她是邪教教主，专门练采阳补阴的邪恶法门，哈哈。”
“操，你还好意思说。”我一脸不满意：“要不是今天陪你买磁带，我也不至于又挨批！”
“那老尼姑都对你说什么了？”
“还不是那些要努力学习的老话，还能是什么？别提她了，快点回家吧。”我从来也没向跃扬提起过师太对我说的不要和他交往接触的话，在我心里，那些是世界上最恶心的话，比任何我们听到过的骂人的话还要恶心。如果对跃扬说了，那才是对他真正的伤害。若干年后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从潘晓松和陈雅文那里得知，在同一时期，灭绝师太也对他们说过同样的话，只不过内容变成让他们不要与我和张跃扬接触？发动群众斗群众，分而治之，高，实在是高！
第二天上学晓松和雅文问我昨天的事，我只告诉他们我和跃扬逛街玩电子，对跃扬给李梦婷买磁带的事只字未提，我觉得应该为他保守这个秘密，似乎为他保守秘密就可以让我觉得我们的友谊比其他人要更深一些。至于跃扬是如何把磁带送给李梦婷的，我无从知晓，不过从那以后，午休时间我常常看到李梦婷在听那张小虎队专辑？封面上三个小帅哥笑得阳光般灿烂，衬托着美术字体的专辑标题：“星星的约会”。
每当晓松和雅文看到李梦婷听那张专辑，他们都会开玩笑：“星星的约会？是非洲大猩猩还是亚洲大猩猩？”但是我从来没有那么做，因为按照香港黑帮片里的标准，李梦婷已经是我大哥的女人了，我应该称之为大嫂，玩笑是万万开不得的，至于晓松和雅文，不知者不怪嘛。
至于那天我和跃扬买的那两张外国盗版专辑？事实证明我和跃扬的眼力非常不错，一张是枪花乐队有的《运用你的幻觉二》，另一张是邦乔维乐队的《新泽西》，都是当时最流行的重金属风格。虽说当初我国的盗业版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这两张专辑的质量相当高。回去后经过我们四个人的一致鉴定，都认为邦乔维的那张最好听，够野，够男人，有纯爷们的风采。于是从那以后，我们的“最爱名单里”增加了一个邦·乔维。潘晓松甚至还试图用那张专辑泡小女生？就是他的同桌，眼镜被他DIY成实力探测器的那位。不过里面的音乐太吵，对方还是最后跑掉了。
在那张邦乔维的专辑中，跃扬最喜欢的是A面的最后一首歌，《BloodOnBlood》。
那是一首讲述男孩友情的歌曲，非常符合我们当时的状态。当第一次听那首歌曲的时候，跃扬就如获至宝，他甚至用英语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把歌词翻译过来，然后模仿着唱出来。我们都被他这种精神感染，也开始跟着学了起来，那一段时间我们的英语成绩甚至有了提高。而那句“BloodOnBlood”成了我们四个人的口号。每当下午体育活动的时间，我们四个人躲在学校后山上，迎着夕阳，高唱BEYOND的歌曲，高喊着“bloodonblood”，感觉自己拥有世界，不，自己就是整个世界。
谁还记得当正版磁带卖八元的时候，那些卖到九元的盗版磁带？谁还记得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那些和我们凑到一起，侃音乐，侃乐队，侃球星的哥们？谁还记得那些守在电视机前忍耐插播几十分钟广告的《开心一小时》之类的垃圾节目，就为了看一眼那些只在片头片尾出现几秒钟的摇滚明星的日子？我记得，并且我会永远记得，就象我会永远记得张跃扬，潘晓松和陈雅文一样？如果有些人你今生注定要经过，那么有些音乐注定要陪伴你一生。
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是令人难忘的，比如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第一次玩任天堂电子……这些都是人生中的大事，无法忘怀并不稀奇。但是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有很多看上去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总是躺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时地会跳出来，浮现在我们眼前。
我第一次去张跃扬家是在1991年的五月一日，劳动节假期。在放假之前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生日就在五月一日，邀请我们去他家过生日。我和晓松雅文听了很高兴，一方面是因为即使是假期我们也能和自己的铁哥们在一起，不至于整天闷在家里，另一方面是我们终于能去张跃扬家了？在那之前我们从来没去过张跃扬家，甚至连铁西区都没去过。在我们和跃扬半年多的交往中，不是在学校见面就是在各个公园商业街见面，要不然就在雅文的家里碰头，张跃扬的家对我们来说有一种神秘感，渐渐的我心里有种感觉？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就是跃扬并不希望我们到他家里去。
那天早上我们四个先是在太原街的中兴大厦门口碰头，按照惯例在电子厅里玩了一会儿。大约在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跃扬先向我问了时间，然后带着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向他的家行进。我在前面说过，跃扬的家住在铁西区，在一家大工厂的宿舍区里？当时被称为“休闲一条街”。看到这儿，你的脑海里是不是出现了一条很欧洲很古典很优雅的小街，地面上铺的是鹅卵石，街边是露天的咖啡厅，小饭店，人们在那里享受慵懒的阳光？如果你这么想，我只能遗憾地说你很小资而且大错特错了？为了避免你误解，我有必要把这个名称的来历讲清楚：在1991年遇到麻烦的国企还不是很多，“下岗”这个词刚刚被发明出来。铁西区是全国有名的工业区，那里也是工人聚居区。当年那里有很多大型的工厂，有的达到上万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们都居住在工厂分配的宿舍里，所以如果一个工厂遇到麻烦，那么整个小区的人就都“下岗”了。而跃扬父母所在的工厂就是第一批遇到麻烦的工厂，于是那个小区就被称为“休闲一条街”了。随着改革的深化，两三年后铁西区里出现了很多“度假村”，又过了两三年，整个铁西区被称为“无烟区”？从“街”到“村”再到“区”，改革在以惊人的速度深化发展着？有一点在这里必须澄清，工人们并没有“失业”，他们只是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只是在放假（那种没有工资的假），从这一点看，确实如我们的政治课本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休闲街”的两边都是具有鲜明的五十年代特点的红砖楼，一般是三四层高。由于年代久远，砖的颜色已经发灰了。大部分临街一面底层公寓的窗户都被改成了门，那是各种各样的小店？有在橱窗上贴着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港台明星海报的理发店，有在门口摆着几张桌子，冒着烟的烧烤炉的烧烤店，还有门口摆着块小黑板，上面用彩色粉笔（通常是黄色）写着“港台枪战片，全天循环放映，不清场”的录像厅，也有在门口堆着啤酒汽水箱的小卖铺，当然，还有门口连牌子也没有，但是里面却很热闹的台球社，电子厅。一对夫妻在住宅楼第三层吵得震天响，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音竟然响过灭绝师太冲我们鬼哭神嚎时的嗓门；两三个老人在树荫下抱着发灰的白毛巴哈狗，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四五个中年妇女围坐在街边的方桌旁，一边劈劈啪啪地打麻将一边唧唧歪歪地发牢骚；六七个猛男挤坐在烧烤店门前的小桌旁，桌上杯盘狼籍，他们显然是喝多了，裸着上身，拍着胸脯互相表达着兄弟义气；八九只各种花色的鸽子从我们头顶飞过，落到焊在二楼窗外的铁质鸽子笼上，一边咕咕地叫着一边歪着头打量我们；十个大字的标语在斑驳的墙壁上隐约可见“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象，也是我无法抹去的回忆。
第一次来到铁西区，来到张跃扬的“地盘”，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新奇，因为当时那里的景象和我以及晓松雅文居住的区域的景象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些伫立在街道两边的具有明显五十年代特点的红砖楼。在我和晓松雅文住的区域，街道两边都是水泥灰色的具有八十年代特点的住宅楼。政治课本中所讲的“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那些“先富者”们，当时只能算是处在起步阶段，还没住进高级公寓或者别墅？沈阳最早最着名的高档住宅小区“河畔花园”那一年才刚刚开盘？“人以群分”在当时并不明显。
张跃扬带着我们拐进一条小路，我们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小心前进。既要当心碎砖头，啤酒瓶子，还要小心那些被偷去井盖的下水道进口。终于，我们在一栋红砖楼前面停了下来。楼的墙面上还能隐约看到一行标语“战无不胜的******思想万岁！”。我们三个把自行车锁好，刚要跟着他上楼，他说：“慢着，你们得把自行车抬上楼去。要不然等我们下来的时候，车早就被偷走了。”
我和晓松的自行车都是当时最新款式的运动自行车，当时我们都称之为“山地车”？带变速器，还带车灯，简直就是自行车里的保时捷和奔驰，谁也不想落得个“骑车到这里，走着回家”的下场，所以只得照跃扬说的办，抬着自行车先小心的跨过楼门口的几个小水坑，然后再迈上狭窄拥挤的楼梯。那是一栋典型的“筒子楼”，就是那种楼道在中间，住户在两侧，共用厕所和厨房的住宅楼。生于军人家庭的我从来没有住在这样的楼房里，不想那天有幸参观。楼道里又阴暗又潮湿，并且堆满了杂物，刚从阳光下进去，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抬着自行车，我的右脚在黑暗中不小心踢到了一个铁柜上，大脚趾疼了好一阵。楼道里似乎被气味分割成了很多的区域，我们首先刚经过油烟味浓烈的厨房门口，又要经过散发着香皂和牙膏气味的水房门口，还要屏住呼吸经过臊臭的厕所门口，有几户人家的门开着，里面也散发着各种气味，午饭的香气，樟脑球味，香水味，仿佛都冲到我们的面前，迫不及待地做自我介绍。我们抬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避开各种障碍，一直往里走，似乎走了一个世纪，才在一个药味浓烈的门口停了下来。
“到我家了，”跃扬边说边示意我们把自行车靠墙放好。他拿出钥匙，开门走了进去：“妈，我同学来了。”
“快进来吧。”里面传出来虚弱的声音。
我在进门后环视：这是一间最多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和我当时在家中自己的房间差不多大。在门的左边，是一个深色的大衣柜，衣柜门上镶着一面大镜子，上面印着******头像，头像下印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若干年后我才弄明白，那头像周围的一圈小红线表示他放出的光芒，而不是扎向他的标枪。衣柜的对面，是靠着窗户摆放着的双人床，在衣柜和床之间，放着一张破旧的双人沙发，在双人沙发的对面，是靠着墙放着的暗红色木桌。木桌上有很多不知名的药品，瓶瓶罐罐摆了一大堆，还有一台12寸的小黑白电视，上面的“SHARP”商标少了一个“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