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复研究中心的落成仪式上，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副司长沙里夫受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委托，郑重地授予身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的邓朴方特别奖，表彰他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年)”和中国残疾人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邓朴方向命运的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包含着母亲卓琳、父亲邓小平的辛劳。
“回到四川，就算回到了家乡”
广安，地处四川省东南部，距重庆一百多公里。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就出生在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
作为邓小平的妻子，卓琳虽然没有到过广安，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天，但是始终关注着那里的建设，关心着那里的人民，关心着那里的亲友。她把广安看作是自己的家乡，对改变家乡面貌寄予着希望。她多次代表邓小平接见家乡来的代表，招待乡亲，并叮嘱家乡的负责人不要给邓小平的亲属特殊优待。
1978年2月，邓小平偕卓琳结束了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来到阔别多年的成都。在这里，他与卓琳热情接待了来自广安县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广安近年来的变化情况，为广安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之后，邓小平有事先起身告辞，请卓琳继续与客人交谈。广安县的负责同志向卓琳提出：广安百万人民希望邓小平回乡指导工作。
卓琳对他们的邀请深表谢意，婉言表示道：“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请向百万父老兄弟姐妹表示感谢。”
接着，他们谈到了淡以兴老人的生活情况。
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家乡的至亲，只剩下幺舅父淡以兴和幺舅母淡杨氏了。淡氏夫妇与担任村干部的儿子淡文全同住在邓小平故居里。对于家乡的这个亲戚，卓琳说道：“我们年年都给幺舅舅寄了钱的，每月10元。他好喝酒，寄多了就浪费了。”接着，又补充道：“你们在生活上不要给他什么，教他好好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
1982年，卓琳又代表邓小平亲笔修书给两位老人，一者问安，二者嘱其不可给当地政府添麻烦。
在卓琳、邓小平的叮嘱下，两位老人依靠北京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和淡老先生微薄的薪俸，过着简朴的生活。
卓琳、邓小平夫妇，不仅关心广安的建设情况，还时刻关心广安建设的带头人——当地的“父母官”。
转眼到了1986年的农历正月初五，成都西郊金牛宾馆东楼前，中共广安县委负责同志带着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正等候着看望在这里下榻的邓小平、卓琳夫妇和王震。
严冬刚逝，早春已至。庭院中竹篁青翠，腊梅盛开。更难得的是明媚的阳光，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突然间，掌声骤起，邓小平、卓琳夫妇和王震健步走来。
邓小平听说家乡的同志来了，笑容满面，分外高兴，风趣地说：“好啊！今天终于见到我的‘父母官’了！”
他边说边上前同大家一一握手，并挨个询问了名字，连声说：“好啊，你们年轻，有文化，有希望。
接着，邓小平亲切地、语重心长地嘱咐广安县委的负责同志：“你们要把广安建设好。”然后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卓琳也热心接待了“父母官”，并与他们进行了长谈。
她详细询问了广安近几年来的建设情况。当得知两位县委负责同志都只有33岁、而且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后，她高兴地说：年轻人正是干事情的时候。小平同志经常讲，要给年轻人压担子，对年轻人要放手、放心。小平同志当红七军政委的时候，也才二十几岁嘛。你们年轻，干劲大，这几年党的政策好，一定要发挥当地的优势，把广安建设好，尽快使人民富裕起来。
之后，他们又谈起了维修邓小平故居的问题。
早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度复出的时候，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就曾经有意维修邓小平的故居并在故居筹建纪念馆，但遭到邓小平和卓琳的谢绝。
近十年过去了，今天又说到这件事，卓琳明确地向在场的县委负责同志讲了邓小平的意见。
她满怀真诚地说：小平同志讲过，共产党人活着就是要为人民服务，钱要用在人民的事业上。
当她听说县委准备在小平同志故居周围多植树时，立刻高兴地表示满意，并鼓励他们带领家乡人民把环境绿化好。
县委负责同志代表广安全县人民再次向卓琳提出请她和小平同志回广安视察。卓琳笑容满面地答道：回到四川，就算回到了家乡，请你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邓小平自参加革命外出后，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
如今，他的故居绿竹掩映，朴实无华，前来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四川省文联主席、老作家马识途1983年秋为故居写的一副楹联，代表了人民的心意。“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山秀水，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
晚秋的东京，是红叶初染的时节。
1978年10月22日，一架尾翼上有红色五角星徽记的中国专机在东京羽田机场徐徐降落。
机舱门打开，走下飞机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
邓小平此行是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
在日本期间，卓琳除随邓小平进行了参观访问等一系列活动外，还特别受到日本首相福田的夫人福田三枝、外相园田的夫人园田天光的热情款待。
25日上午，卓琳参观访问了东京都千代田区番町小学。
番町小学校门口，几百名学生列队站在那里，挥动双手，用中文高呼：“欢迎，欢迎！”继而，身着漂亮服装的小女孩向卓琳献上鲜艳的蔷薇花。
卓琳接过鲜花，俯下身高兴地吻了吻小女孩。然后，手持鲜花，向学生们招手致意。
之后，她来到校长办公室。
小瘾芳夫校长对卓琳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真诚地说：“我们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感到由衷的高兴。”接着，他向卓琳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说道：“番町小学已经有一百零七年的历史，这个学校的学生历来对理科和音乐感兴趣。
在主人的带领下，卓琳参观了三年级一班学生的算术课、六年级学生的手工课和三年级学生的音乐课。
在音乐教室里，30多个小学生，每人操一种乐器，为中国客人们演奏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樱花》等歌曲。学生们还用中文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
孩子们天真、可爱的表演令人动心。听着熟悉、悦耳的中国歌曲，卓琳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后来，卓琳在同园田外相的夫人的一次交谈中谈到这件事时，高兴地说：“中日两国的友好已经深入到孩子心中。”
参观结束后，福田首相的夫人设宴招待了卓琳。
插花、沏茶，是日本人招待贵宾的一种礼节。
26日，园田外相的夫人在国宾馆中日本式的分馆以日本的名菜“天婆罗”款待卓琳，并邀请她观赏具有日本民族特色、为日本妇女所喜爱的花道和茶道表演。
花道表演者以娴熟的动作，当场将枫枝红叶、铁钱莲、兰花、葡花等多种不同的花草精心剪裁，插入花盘、花瓶、竹器等花具中，形成各种优美的造型。看上去浑然一体，交映生辉。
卓琳看后，十分赞赏，并为表演者鼓掌致意。
接下来，她被引入一间闲静、雅致的茶室，观看茶道表演。
日本的茶和茶道，同中国有很深的关系。日本的茶和最早使用的茶具，都是从中国传入的。
因而，卓琳对于茶道表演，显出了极大的兴趣。
茶室中间，放着用以烧水的陶制炭炉和茶釜，炉前排列着茶碗和各种用具。宾客入座后，一位作表演的妇女以十分文雅的动作将茶冲泡、调好。
另一位穿着艳丽和服的年轻妇女，捧起盛茶的碗，郑重地送到卓琳面前，请卓琳品尝。
一股清香的气味扑鼻而来。卓琳端起茶碗，细细品尝，不住地点头称赞。一碗淡淡的、略带苦味的香茶流进了她的心田，也流入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
家庭“总理”
养育儿女，是每一位做父母的人应尽的义务。
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
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们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因此，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当母亲的卓琳肩上。
邓家子女的事情，无论大小，从生活到学习，都是卓琳里里外外一把抓。
难怪，女儿们说：
“我们的事都是妈妈管的，爸爸从来不闻不问。”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个家庭里，爸爸当然是核心了，但妈妈却是中心，我们这一群孩子，是围绕在妈妈身边儿长大的。”
“爸爸忙，教育孩子的工作主要是妈妈的。”
就连给女儿们起名儿的事，邓小平都授权给了卓琳。
卓琳为三个女儿全取了单名：邓林、邓楠、邓榕。“林”、“楠”、“榕”，都与卓琳自己的名字有关。卓琳的“琳”，去掉“王”字旁为“林”，先用来给大女儿命名；“林”再分成两半为“木”，分别与“南”、“容”组合，两个小女儿的名就出来了。此外，以“林”作名和以“木”入名，卓琳显然还有望女成林之意。
卓琳与邓小平一共有五个孩子，二男三女。
老大、老二和老三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历经艰辛，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成长起来。
大女儿邓林，生于1941年9月，是卓琳与邓小平的第一个孩子，因而当她哇哇落地后，夫妻两人十分高兴。结婚生子，毕竟是人生中的一桩大事。然而，这喜事的降临，又给他们心中增加了许多愁怅。当时，抗日战争正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军经常“围剿”、“扫荡”，他们没有时间照料孩子。邓林只吃了母亲7天的奶水，就被送到一个农村铁匠家中哺养，卓琳则随部队转移了。
大儿子邓朴方，是邓家的长子，生于1944年。出生后卓琳没有奶水，只好也忍痛将他送到麻田镇河对岸的一个农民家哺养。
转年，二女儿邓楠出世。同样，又被送到一个农民家去哺养。
这三个孩子喝着太行山老百姓的奶水和小米粥，在战争的硝烟中，都顽强地活了下来。
终于，迎来了骨肉团圆的日子。
1945年底，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迁至河北武安。到武安后，卓琳将三个孩子都接回身边。
见到孩子们，夫妻两人极为兴奋。但如何带孩子，对卓琳来说还实在是个难题。
照顾好孩子们的生活是她作为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
刚回来时，邓林不说话，不张口吃饭，手里拿着苹果都不会吃，人瘦瘦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邓朴方拉肚子，晚上睡觉也不得安生。邓楠才一岁半，卓琳没奶，喂小米粥又喂不进去，着实让她着了不少急。
好在，生活总要进行下去。不懂的地方就问，不会的事情就学。时间不长，卓琳就学会了一些哺育孩子的本领。
作为母亲，为从生活上关心和照顾孩子们，她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
战争年代，没有医疗保健条件，为了使孩子们健康地成长，她发明了日光浴：在屋顶上放一个大铁皮盆，里面放上水，先让太阳把水晒上一上午，再把孩子们脱光，也让太阳晒一会儿，然后让被太阳晒过的孩子跳进被太阳晒过的水中，一边嬉戏，一边洗澡。日久天长，孩子们浑身上下黝黑发亮，个个健康结实。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邓小平在前线指挥作战，更是极少和家人见面。卓琳常常带着三个年幼无知、吵吵闹闹的孩子，紧张地跟随部队转战。经常是，天还没亮，在嘈嘈杂杂和昏昏暗暗中，借着蜡烛或煤油灯的弱光，卓琳早早地就起来收拾东西，给孩子们做饭，挨个将孩子们的棉裤烤暖和，再依次叫他们起床。匆匆吃完饭，就随部队出发了。
难怪女儿邓林回忆起当年的艰苦生活时，曾经十分感叹地说道：“妈妈那时真辛苦呵！”
后来，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和平岁月来临，卓琳又生下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比以前更加忙碌了。好在，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来到身边，帮助料理家里的生活，才使得卓琳有精力抓孩子们的教育和学习。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卓琳和邓小平观点比较一致，都很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
邓林十多岁的时候非常喜欢唱歌。那时，最流行的抗美援朝歌曲和苏联歌曲，她几乎都会唱。
卓琳知道女儿这个爱好后，不但不反对，反而说道：“既然这么爱唱歌，要不就去学音乐吧。”
不久，邓林终于如愿以偿，转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但不幸的是，她的喉头染了重病，去苏联做了手术，痊愈回国后再也不能学音乐了。
有一次，她看见别人家的女孩子在画国画，虽寥寥几笔，却非常传神地画出了大自然中的生命，使她感到很有趣、很神奇，于是，回家后就向母亲提出想学国画的要求。
卓琳把这件事挂在了心上。有一天，她听说薄一波的女儿跟一个叫汪慎生的老师学国画，便想到邓林曾向自己提出过学国画的要求。
不久，卓琳亲自带着邓林，找到当时还是“右派”的汪慎生的家里，让邓林正式拜师。邓林学画后进步很快，于是转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196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着名画家李苦禅。为了她上学方便，卓琳还给她买了一辆小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