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后门”，是人们对不正之风的形象化称呼，是一个贬义词。
王光美在刘少奇生前，贵为国家主席夫人，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后门”。
在党和国家为刘少奇举行的追悼会上，在刘少奇的骨灰盒前，作为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的遗孀，自己也饱受冤屈坐监多年的王光美，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没有其他任何要求。
但是，80年代的第二个年头，王光美却罕见地为自己的儿子刘源走了一次“后门”，可她并没有因此而招来非议，却赢得了人们的又一分尊敬。
这是怎么回事？
刘源是刘少奇与王光美所生的四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198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
毕业之后哪里去？刘源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当教师？这是顺理成章的，师院就是培养教师的嘛！
读硕士学位？考研究生继续深造，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不仅成绩优秀，善于思考，而且导师也乐于招他做自己的弟子。
出国留学？百分之百的把握，国外几所大学都主动给他发来了邀请。
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作为刘少奇的儿子，这哪是什么有问题的事。
这些，刘源都考虑过，但又都否定了。他想起了父亲当年的教导：不管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实求真，要勇于走自己的路，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生活。
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他生活过的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送到山西省山阴县土坊大队白坊村，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一开始，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慢慢地，他心里冻结的冰开始融化了。朴素贫困的农民们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虽然不敢过多地接触他，却并不歧视他，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里，都充满着明显的怜爱和同情。他开始谴责自己的狭隘，也开始一点点学会为农民而奋斗，顽强地劳动、学习、生活和斗争。他自觉为农民们做的“并不多”，但当他离开白坊村时，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泪水涟涟中，他在心中默默地许下诺言：“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回来，和农民一起改造贫困落后的农村。”
深思熟虑之后，刘源终于下定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但一想到妈妈，他的心又骤然缩紧了。在单人监狱中苦度了12个春秋的妈妈，从1978年底出狱到1982年，仅仅4个年头，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抚慰，若自己再一次离家远行，岂不是太残酷了吗？
多少次，刘源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他实在不忍心对妈妈说啊！
王光美看出儿子有心事，主动地问起来。刘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想法，说出了自己去农村的决心，后来，刘源在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
“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称砣’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可贵的经验失去了作用。同时，在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虽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好不容易人们把我从脚下拉到他们中间，今天，又总是认为我高高在上，这纯粹是社会造成的，怪不得大家，似乎也不怪我。社会现实就这样存在着，我改变不了，也无处诉说。记得我父亲在‘文革’中说过一句极深刻的话：‘被人民误解是最痛苦的’。
经过一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文革’时，群众‘误解’过我，我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取得人们的理解和信任，得到了极其可贵的朋友和支持者；今天，群众更深的‘误解’，我也一定能用自己的真诚和血汗来消除！”
王光美从儿子的言语中，明白了儿子的心，她虽然从心底里有些不愿让儿子离开自己，但她还是以超人的理智和意志，极力支持刘源实现他的志向。
由于北京师范学院是北京市属院校，只是在北京市分配，所以，刘源想离开北京到农村去，并非说走就走的事。为此，王光美第一次出面找到北京市领导，为儿子能出北京到农村去而说情。
在妈妈的理解和支持下，刘源最终选择了去河南农村，这是一片他父亲刘少奇曾经战斗过、最后又在这里辞世的广阔土地。
这就是王光美走的一次“后门”，她的心中是无愧的。人们的心中是称赞的，并觉得这种“后门”走得越多越好！
刘源来到河南农村后，很快便以“自己的真诚和血汗”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和信任，他也终于理解了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说过的那句话：“将来你们会知道，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如今，王光美还常常为自己当初的“走后门”感到欣慰，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人们夸她的儿女们有出息，她却谦逊地说：“我是遵照刘少奇同志的家训做，儿女们都长大了，自己的路由他们自己走，只要他们认认真真地为社会为人民做事情，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就放心了。”
这是多么伟大的母亲胸怀啊！
重回炭子冲
1983年11月27日，王光美来到刘少奇的家乡炭子冲，满怀深情地瞻仰刘少奇故居。
听说王光美要来，刘少奇故居门前早站满了人。王光美一下车，就被人们围在了中间。她从容地向大家致意，和乡亲们一一握手，并说：“离开这里22年了，22年不见乡亲们了，乡亲们好，同志们好！”
王光美怎么说“离开这里22年”呢？
原来，这是她第二次来炭子冲。第一次是在1961年5月，随刘少奇一起回故乡考察。对于王光美来说，也是第一次来到“婆家”。她在炭子冲住了七天六晚，乡亲们也认识和熟悉了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刘少奇含冤去世，王光美也九死一生，乡亲们就更想见见她了。
在乡亲们的陪伴下，王光美瞻仰了刘少奇故居，接着又和县、区、乡负责同志座谈。
“少奇同志1961年回乡时，你参加过他召开的座谈会议吧？”
王光美一见面就认出了宋乡县委副书记黄让泉，就是当年的花明楼区区委书记。
谈到县里的工作，大家都谦虚地表示，距离少奇同志生前的要求还差得远哩。王光美接过话头说：
“我在来这里的一路上，看见社员们都富了，到处都是新房子，大家穿得漂漂亮亮。这说明你们的领导工作也不错嘛！当然，这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方针、好政策。我想今后只要大家忠诚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形势还会更好。”
“光美同志说得对。只要？”
“舅妈！舅妈！喊声打断了室内的座谈。王光美一听，满有把握地说：“是新秀来了！肯定没错。”
进屋的正是刘少奇的外甥女鲁新秀，王光美起身和她握手，说：“新秀，还好吧？”
“只要舅妈健康就好！”
两人一落座，鲁新秀就把话题拉开了，“舅妈，舅舅那年回来，我讲了好多直话？”
“应该讲实话嘛！”
“可那些话不知是帮了舅舅，还是害了舅舅？”
鲁新秀的话，勾起王光美和大家对往事的共同回忆。
1961年5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王光美随刘少奇来湖南农村调查。他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这家出，那家进，访贫问苦？最后，来到赵家冲姐姐家里。
“哎呀，是少奇，是光美！”躺在床上的姐姐认出了他们，情不自禁地叫起来。她和刘少奇几十年没见面，久别重逢，该有多少话要说呢。
这时候，在外面割草的鲁新秀回来了，老远就扯开嗓门喊：“舅舅！舅妈！”
待她进了屋，刘少奇又关切地问起姐姐家的生活情况，他们就是下来调查的嘛！
鲁新秀心直口快，实话实说：“在公共食堂，一天只给几两米，哪里吃得饱肚子，只好吃野菜糠饼子，可吃多了又不行，几天屙不出来。父亲就是这样活活给憋死了，想起来就难过。不出两个月，全队就死了11个人。人死了，送终时，连上路的油灯都点不上，每人就买一毛钱的煤油？”
王光美不住地安慰说：“是啊，现在大家都难过，但以后会慢慢好起来。”
通过这次调查，刘少奇对国家的经济困难有了更深入、更实际的了解。回到北京后，他坚决主张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并说了一些份量很重的话，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大满意。鲁新秀所说的“不知是帮了舅舅还是害了舅舅”，就是指这件事。
2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王光美心里清楚，即使鲁新秀不说，刘少奇也看到了，也会那样做的。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刘少奇哪会计较个人的祸福安危呢？
王光美收回思绪，转变了话题，对鲁新秀说：
“前几年我给你写了信，还记得吗？”“记得，记得！”
王光美的信是1979年出狱不久写给鲁新秀的，信中写道：
？前些年，林彪迫害了你们和花明楼炭子冲的乡亲们，一定受到了不少委屈，我很痛心。让我们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劳动、学习和工作。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我的四个孩子，经过各种锻炼，已健康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