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横渠易说中，他曾对“感”加以解说“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圣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异而应，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则无感也；或以相悦为感，或以相畏而感。感如影响，无复先后，有动必感咸感而应。”(易说卷中咸这里使用的“感”仍即古旧的“感应”之义，而且还包括了一些神秘的内容，如“感而后通”是心理状态的古代语汇。但如果撇开形式，从事物“二端”的统一来解释“感即合”，那么，“有动必感”之说可以视为物理现象的对立物的排斥或吸引即产生运动的命题。张载特别指出，自然的这种由“二端”的矛盾所生出的变化，既无目的性也无意志性，而是自然自己的合法则的运动过程。他说“有两则须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虑？莫非自然。”(同上卷上观“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无内外之合，无耳目之引。”(正蒙乾称天或自然本身的运动就是阴阳对立物的矛盾斗争。阴阳即“气”，所以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原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原注“推行于一”)”(正蒙参两)，“神”和“化”二者都是在“气”
之下的运动形态。
正蒙第二篇参两(用易传“参天两地”成语，实际张载所谓“参”
不是三，而是合二为一，或一中有二)全文是论述宇宙中阴阳的不得不然的交感。张载形容说“阴阳之气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賥赋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
在参两中，张载运用了天文学知识，来说明这种矛盾的交感。张载这里所提出的“莫或使之”，是和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对立的命题也即上面所说的，整个宇宙的运行，“动必有机”，而“动非自外也”
因此，宇宙的运动就是它内部的矛盾交感，不需要最初的一击。这是光彩的辩证法的因素。
在二程的语录中，也可以看到关于“两”和“感”的话，例如程颢说“不两则无用。”(河南程氏遗书第一一)程颐说“既曰气，即便有二，言开阖已是感，既二则便有感。”
(同上第一五这些话可能是受张载的影响，然而它们在洛学思想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而且此处的“气”是在“理”之下讲的。
上述张载的若干命题，是合于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原则的唯物主义的理论，这无疑是张载思想中进步的因素，而且和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是分不开的。张载在十一世纪，能提出前述的光辉命题，也无疑是重大的贡献。但我们必须指出，在张载的哲学中，还存在着更多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成分，是张载所没有摆脱的。当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不自觉地论证了宇宙的法则时，他便盲目地走向唯物主义，然而一旦他又从哲学的高度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时，他就站住不动了。张载关于“气”与“两”的上述理论，也并没有涉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他怎样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堕落下来，走向二元论的体系，也即程颢所不满意地指出的“二本”的思想。
(三)关洛学术异同的争辩和张载的二元论
按照道学的正统观念，关学是洛学的一个分支，但这和历史实际不尽符合。在前面我们已就关学、洛学的社会根源与学风，指出其间一些区别，下面再就这两个学派异同的争辩，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了解张载哲学的二元论性质。
吕大临在所撰张载行状中，提到张载在仁宗嘉佑初遇二程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尽弃其学而学焉”，其事当在嘉佑二年(公元一○五一年)程颢、张载、苏轼、苏辙等同登进士第之时。程颐曾说“表叔(张载)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吕大临)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河南程氏外书第十一可见张载虽与二程有学术上的联系，并不妨碍张载的思想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和洛学有不同方向的发展。程颢在皇佑、至和间作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与张载讨论道学的修养方法，根据这一点来说，张载受洛学影响可以说是相当深的。
神宗熙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十一月，诏以张载为崇文殿校书，次年，张载、张、程颢在京师论学。当时程颐在汉州，张载曾与他通信。程颐在第一封答书中，批评张载“虚”即是“气”之说“未能无过”；在第二封答书中，又说“昨书中所示之意，于愚意未安，敢再请于左右。今承盈幅之论，详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间从容辨析不能究也，岂尺书所可道哉？况十八叔(张)、大哥(程颢)皆在京师，相见且请熟议。”(伊川文集卷五再答从这一点而言，当时张载与二程在理论上的争辩又是相当激烈的，因而表现出他们之间又有分歧。
熙宁九年(公元一○七六年)，张载经吕大防荐，再起知太常礼院。赴任途中，经过洛阳，与二程会晤。据杨时辑二程粹言载“张子厚再召如京师，过子曰：‘往终无补也，不如退而闲居，讲明道义，以资后学，犹之可也。’子曰：‘何必然？义当往则往，义当来则来耳。’”(君臣张载此时对新政的态度，和熙宁初仍无不同，所以他在往来之间颇表现出他的政治态度，他既往而就，复在第二年再次辞职而退。归途，他又在洛阳见到二程。他们此次谈话，由苏记录为洛阳议论一篇。
在洛阳议论中，下列一节是值得注意的“正叔谓洛俗恐难化于秦人，子厚谓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吕大钧)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东方(洛)亦恐难肯向风。”
(河南程氏遗书第十程颐对关学表示防范，张载也承认洛阳土人不易接受关学，关洛的不同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张载离开洛阳，在途中就逝世了，关学学者一时失去了领导。二程看到这个机会，便开始一系列活动，企图夺取这一学派的领导权。
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吕大临来到洛阳，向二程问学。
在他所记东见录中，可以看到二程对张载作了不少攻讦。二程并且宣扬，关中士人沦丧，“气艳”已衰。次年，程颐亲赴关中，为洛学作广泛的宣传(见入关语录)。
面对着张载的友人和弟子，二程当然不便通盘否定张载，而且不得不说一些恭维的话，但二程常常暗示张载的学行是有缺点的，不如二程自己是当代的活圣人，例如程颐说过这样的话“问：‘西铭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尽时如何？’曰：‘圣人也。’‘横渠能充尽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说自己事，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之言则知足以知此，如贤人说圣人事也。
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同上第十八这段话可以说是极委婉之能事，但说来说去，实际是说张载不过是“贤人”。按道学家的所谓“境界”的虚构，“贤人”的境界是在圣凡之间的品级。二程对吕大临说“子厚则高才，其学更先从杂博中过来。”
二程说：“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知巧之士虽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窥测见其一二，但不有诸己，亦反失之，如苏(秦张(仪)之类。”(同上第二上)可见二程对“高才”的蔑视。
这样说来，张载不过是小有才知的聪明人而已，于大道是反而失之了，故龟山语录卷四记“论横渠，〔杨时〕曰：‘正叔(程颐)先生亦自不许他’”
二程对张载是采用明褒实贬的手法，相反的，对关学中的右派张则多加推崇，如说：“天祺自然有德气，似贵人气象”(同上)，这不但是由于张与洛阳豪门有着更深厚的政治关系，而也由于在理论根源上都属于“贵人”的一流。
我们知道，张载的着作西铭和正蒙是有显着的矛盾的。二程对于张载的这两种着作也作有区别地对待，即肯定西铭，而不满于正蒙。程颐更明显地从“功”“过”方面评价“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伊川文集卷五答杨时论西铭书二程及其后的道学家也都极力推崇西铭。按西铭原名订顽，其全文如下“乾称父，坤称母，予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