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后学将子思的五行和孟子的四端糅合到一起，又加上《六德》中的“圣”，牵强附会地创立了自己的作为人的准则的新五行学说，这不妨也算是一个效法自然、光大思孟学说的思想成果。《孟子》中并没有这种新五行说，而其产生又恰恰与孟轲同时，所以这发明权就只能归稷下的思孟后学了。
《荀子·非十二子》曰：“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
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极像是针对思孟学派改造五行的这篇《五行》有“经”而无“说”的简约文字而言的。试想，《五行》将旧的五行说改造为新的五行说不正是“案往旧造说”
吗？所以，荀子批评的对象应包括子思学派《礼运》中的五行和思孟后学新造的五行。
寻得了新旧五行观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线索，荀子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不过，荀子显然并不承认新旧五行之间有天、人联系，故称其“僻违而无类”。似乎，后来的稷下思孟后学部分地接受了荀卿祭酒云其“闭约而无解”的意见而为此《五行》增加了有助于理解的“说”。
另外，《五行》除改造、发展了《礼运》中的五行以外，它还将《易传》中的“形而上”、“形而下”改造为“形于内”、“不形于内”，并吸收了《中庸》、《大学》的慎独思想。因此，《礼运》、《易传》、《中庸》、《大学》、《六德》和孟子学说是其主要的思想来源。
7.《唐虞之道》问题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卒有齐国。公元前年，田午杀齐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是为桓公。田齐取代姜齐之后，亟需寻求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于是便建立稷下学宫，借助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唐虞之道》认为：“汤吴之道”，禅而不传，乃“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子思学派在《礼运》中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思孟后学发展出这套完整的“禅而不传”的理论正迎合了田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唐虞之道》中的忠孝合一观亦与子思学派相一致。因此，它无疑是稷下思孟后学的作品，乃田齐取代姜齐的政治理论依据。
8.《忠信之道》问题
“仁”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因为孔子所说的“仁”是指按宗法等级差别去爱人，所以，尽心竭力事上曰“忠”，推己及人待下曰“恕”。《忠信之道》曰：“忠，仁之实也。”这既反映了曾参的观点，又就“忠信”即“仁义”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和发挥。显然，是稷下思孟学派在这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此《忠信之道》首次强调了“积”的作用：“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后来，“积”被荀况发展为关于方法论的重要概念。《荀子·性恶》曰：“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可见，稷下学者的着作对荀况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尽管荀况早期在《非十二子》中对稷下各派尤其是子思、孟轲批判得很尖锐。
因此，此篇竹书是上承曾参而下启荀况，显示了稷下思孟学派与荀况之间存在的思想渊源关系。
9.《君子之于教》问题
此《君子之于教》，《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拟的题目为《成之闻之》，共十段，其中颇有错简，但末段位置不误。因此，我们对各段进行合并、调整，似可分为三章：第一章包括第四简至第二十简、第三十四简至第三十六简、第二十一简至第二十三简，第二章包括第二十九简至第三十简、第一简至第三简、第二十四简至第二十八简，第三章包括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第三十七简至第四十简。其第一章之大意是，君子教民应以身作则；第二章之大意是，君子用民，首先要自己有恒心、讲信用，民才从命；第三章之大意是，人伦之义合于天常，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
今据第一章首简“君子之于教也”一句重拟篇题为《君子之于教》，原“成之闻之”一段当归入第二章，故不作篇题。第三十一简至第三十三简一段与末段共言同一主题，不应割裂开来，故当置于末段之前。
在子思学派中，《中庸》、《大学》的“天命”、“诚之”、“修身”，《礼运》的“夫礼，必本于天”，《易传》的“天尊地卑，干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等等，都在此《君子之于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而其中的“圣人之性”、“中人之性”等思想则一直影响到西汉的董仲舒。
此篇第三十四简，内容与《坊记》“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朝廷之位，让而就贱”在字面上相似，可能二者的写作时间相近，均为子思后学的作品。
10.《尊德义》问题
《尊德义》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这明显是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此篇又曰：“凡动民，必训民心。”这乃是《孟子·离娄上》“得其心，斯得民矣”的先声。在此基础上，《孟子》发展出了“保民而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此篇竹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既言“知己”、“知人”、“知命”、“知道”、“知行”，又言“仁义”、“忠信”。从其提法上将“仁义”
与“忠信”并列来看，似应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盖亦为子思后学所作。
11.《性自命出》问题
《性自命出》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司于青，青生于性。”
显然，这是对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发挥。
其“青出于性”的观点被荀况作了充分发展。《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又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性自命出》又曰：“未教而民恒，性善也。”这在《孟子》中被发展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后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
《性自命出》云：“不以其青，唯难不贵。”这在《荀子·不苟》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形成了“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的观点。
因此，稷下思孟学派的这篇《性自命出》在性情说方面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12.《六德》等竹书的成书时间问题
《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六德”，又对“六位”、“六职”作了解说。其中，“六位”又见于《君子之于教》，似乃引用此《六德》的现成名词。
此《六德》以“仁义”与“忠信”并列，当早于认为“忠信”即“仁义”的《忠信之道》。
此篇的“六德”和“六位”，《孟子》将其概括为“仁义礼智”，而《五行》中则将其概括为“仁义礼智圣”。它们用“仁义”代替“忠信”，以“礼”代替“六位”。
此篇有“圣智”之说，而《尊德义》则只有“仁义”、“忠信”而无“圣智”的说法，所以《尊德义》可能更早一些。
基于上述几篇竹书在概念使用上的差异，其写作顺序似当排列如下：第一，《尊德义》；第二，《六德》；第三，《君子之于教》；第四，《忠信之道》；第五，《五行》。至于《大一生水》、《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这四篇，其成书时间可能迟一些，因为它们更明显地带有齐国稷下的思想烙印。
13.《语丛》四篇问题
此《语丛》四篇语录体心得笔记中存在多处因为由不理解内容的抄手传抄而道致的严重错乱，亟待作进一步整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出其内容主要是对思孟学派基本常识、思想观点的记述和概括。比如，《语丛一》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这便是对《周易》和《易传》的概括。又曰：“《诗》，所以会古含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这亦是对儒家经典基本常识的介绍。《语丛二》“情生于性，礼生于情”和《语丛三》“义，膳之方也”，则是对思孟学派基本观点的阐释。子思与墨翟同学于鲁，子思学派与墨家思想亦多有相通之处，这可以从《语丛》和《墨子》中得到证明。《语丛四》曰：“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者侯；者侯之门，义士所存。”《墨子·鲁问》曰：“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二者的观点很相近。这种思想产生于战国早期，乃在田齐取代姜齐之前。其流行在客观上对田齐政权不利，这也许是致使《语丛》简册内容如此混乱的一个政治原因。而《庄子·胠箧》的作者很可能就学过《语丛》这类教材，其所云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就明显受其影响。
看来，荀况也学过《语丛》这类教材，并且深受其影响。《语丛四》曰：“口不誓而户之闭，亚言复己而死无日。”意思是说，不谨慎地把好你的嘴巴这扇门，恶言将使你自己倾覆，你的死期就为时不远了。《荀子·劝学》曰：“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显然，这在《语丛》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发展。
无论如何，《语丛》这种语录笔记都可以用作启蒙教材。由于竹书各篇大多数是用作教材的节选本，故均无标题。因此，从《语丛》到《老子》，其实是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材，其内容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屈原之所以从齐国稷下引进这套教材，实际上是为了引进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理论，并在楚国加以运用。当然，也可能屈原打算用它们来作为教太子的教材。遗憾的是，屈原没有成功，于是它们便成了屈原的陪葬品。
14.郭店竹书与《子思子》的关系问题《汉书·艺文志》“儒家”条着录“《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子思子》七卷”，而《旧唐书·经籍志》则作“八卷”。此书亡于南宋，其时已有辑本。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
《子思子》七卷，鲁孔汲子思撰。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着于《通鉴》。
这种义利合一观虽符合子思学派的思想特点，但由于子思与孟轲在时代上不相接，故竹书中没有这段内容，此纯属寓言。
《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引《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纣不降席而天下乱也。”竹书中亦未见此语。当然，也可能是竹简遗失或教材中本来就没有选入。
另外，先秦典籍从未提到过《子思子》，《史记·孔子世家》亦只云“子思作《中庸》”，故其由稷下思孟学派编定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据《郡斋读书志》所引子思、孟轲对话的寓言，《子思子》之编撰成书显然应在孟轲以后。
齐湣王时，乐毅破齐，稷下学者离散。齐襄王恢复稷下学宫，荀况三为祭酒，思孟学派业已消沉，故思孟学派的文献多亡佚散失。屈原使齐并从稷下得到竹书的公元前311年，《子思子》是否已经成书还大有疑问，而当时还没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着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倒是可以肯定。因此，《子思》这部书很可能像《孙卿书》那样，经过长时间单篇流传，至西汉刘向时才编定成书。
只是，我们尚缺乏相关材料而无法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