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认为培养师资主要靠本国自力更生，“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展转口述，强半失真，甚不相宜”，并且外籍教师“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所以多招聘外籍教师终非长策。梁启超把师范教育视为学校教育的“母机”，这个观点不仅是宝贵的，而且表现了他对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具有深远的眼光。
梁启超还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为他人所用。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因此，他建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
“泰西诸国，着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
梁启超的上述思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梁启超勇于冲破封建主义教育的藩篱，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改革放在战略地位上来考察。于此可见，他比起其他维新派的思想家、教育家来，更为高瞻远瞩和具有教育改革家的胆识。
(四)介绍西书，宣传西学
如同康有为一样，梁启超的思想也反映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也就是一种新旧并陈、中西杂糅的复杂情况。正如梁启超自己在《三十自述》中所说的：幼年在祖父和父亲的教导下，读过中国古代经史典籍，“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可见他早年深受封建主义传统教育的熏陶，并醉心于科举。
梁启超18岁开始接触《瀛环志略》等介绍西学的书籍。20岁左右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学习中学和西学。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西学书目表》，共收书300余种，是20年来翻译西书的总录。这个书目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算学、重学、化学、声学等科技书和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矿、工商诸政等社会科学书籍。《西学书目表》
的发表，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一本目录着述，同时也是一本向大众宣传西学，鼓动变法的教科书。
然而，作为一个由传统的封建文化转向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知识分子，梁启超是很难摆脱中学、旧学对他的影响的。所以他的教育思想中就夹杂着不少儒家孔孟和程朱理学的因素。例如：在1897年他拟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他要求学生要注意“养心”，“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学者每日应静坐一小时或半小时。这实质上是与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与朱熹的“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主敬”德育思想和方法一脉相承的。又如，他还向学生提出“治身”的要求。要学生每日就寝时，用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方法来反省检查自己一天的言论和行事。最后他更把各项教学目的归结为“以昌明圣教为主义”，这就是说，学生的学习要以发扬孔子的学说为最高的宗旨。梁启超的这些观点，表现了他在教育观上的局限性，这是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阶级给他刻下的深刻烙印，同时也是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当年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到了日本，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学识的增广，他的思想和言论，较之戊戌变法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样，梁启超就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康有为学说的藩篱。他丢开了公羊、孟子不讲，而大谈卢梭和孟德斯鸠。他所介绍过的西方学者、政治家为数众多，它所涉猎的领域包括国家学说、政治法律思想、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教育、文学、及科学史、科技知识等广阔的门类，几乎是无所不包。当时梁启超对自己的这种变化也是颇为自负的，“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
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对他这个时期所宣传的西学所引起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了很高评价“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抬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
这些评论，因为是出自于同党朋友之手，自然不无过誉之处。但是梁启超在当时所宣传的西学，确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因而风靡一时，不胫而走，这也是符合事实的。
下面简要介绍1902-1903年间，梁启超在介绍、宣传西学方面的主要贡献(1)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
梁启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时，认为国家有三个要素，即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中，他最强调人民这个因素，人民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强弱。因而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人民必须享有民主平等的权利。他针对当时中国人民毫无“民权”的情况，提出：“故医今日之中国，必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民权自由主义，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特别推崇卢梭的《民约论》，宣称《民约论》是造成今日民权世界的原动力，它正是“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
(2)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国家变成一姓王朝的私产，人民在专制君主的淫威下，处于无权力、无自由、无独立人格的地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1期，曾发表了《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一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所以，“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群起而攻之，使“专制政体之不能生存于今日世界，此理势所必至也”。因而他大力倡言：“天生之人，权利平等”，“人之意志，各有自由”。只有破除专制政体，人民才能恢复固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
梁启超在阐释“自由”的涵义时，认为“自由”是跟“奴隶”相对立的。他说：“纵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在这里他用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关于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学说为武器，启迪人们和青年外争国家、民族的独立，内争个人的自主、自由。他认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是“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
关于思想自由的问题，梁启超也发表了一番颇为深刻的议论，它给当时的年轻一代以巨大的启迪。他说：“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他批判了两千年来的以儒学正统自居的所谓一代宗师们，其实不过是“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他对这些学究们的思想僵化和学术上盲从的奴隶主义是极为鄙视的。
因而，他大力倡导思想自由的原则“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之光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一快事耶”。
“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
“心中之奴隶，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脱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蚕在茧，着着自缚；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梁启超的这些话，集中的表现了一个启蒙思想家勇于探索，敢于冲破旧传统的可贵态度和精神。一是对中外古今的学术，要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二是阐明了百家争鸣、思想自由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学术上的专制主义只能使生动活泼的学风和思想窒息。三是要造成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空气，应该从学者自己解除自己的思想束缚做起，敢于冲破旧框框，不要作茧自缚。
梁启超上述的见解确是发人深思的。
(3)介绍西方的学术和科学。
梁启超在这个期间向学术界、教育界和广大的青年读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哲学和其他门类的各种科学知识。虽然他对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学说或学术观点，认识和了解并不深刻，显得有点肤浅和驳杂(这一点他与严复相比就逊色得多)。甚至他还未弄清楚某一个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学说，就以急心于救世的心情匆忙地把它介绍过来。他介绍过亚当·斯密、里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此外，还有培根的方法论，笛卡儿的怀疑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
以经济学为例来说，在严复翻译《原富》出版的同一年，他便写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比较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经济学说史。同严泽《原富》一书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同时他还敏锐地观察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他是认识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的较早的中国人，并且在财政学方面也颇下过一些功夫。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他确实是努力把这个愿望付诸实践的。
因此，在对西方新学的介绍上，其深度虽远远比不上严复，但从广度看，又大大超过了严复。加上他的文字比严复要通俗得多，因而在普及西学的知识上起到了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作用。
梁启超的这些论着可以说是一套西学的百科全书。它吸引着年轻一代走上进步的道路，甚至到辛亥革命后依然吸引着一批青年学生。正因为他的着作适应了时代潮流，产生了一种不可抵御的魅力，因此，虽然清政府一再下令严禁，但它却仍然在国内广泛地流传。他被誉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五)引进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在引进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方面，梁启超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他是中国近代较早介绍教育必须适应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状况理论的人。他认为：儿童期(6岁至13岁)，在身体方面，“脑髓稍坚，能就一定的课业”。在智力发展方面，“记忆想象之动机最强，其推理也每有持一端以概全体之弊”。在情感意志方面，“情绪始动，前半期只有感觉的意志，后半期渐进入于悟性的意志”。
在少年期(14岁至21岁)，在身体方面，“此期之始，性欲萌芽，体格渐成大人之型，音声一变，其自身体所起之欲望，较前期益发达”。在智力发展方面，“前半期偏于想像，后半期长于推理”。在情感方面，“前半期虽动于情绪，后半期则情操渐发达”。在意志方面，“前半期只有悟性的意志，后半期渐为理性的意志”。
在成人期(22岁至25岁)，在身体方面，“体格已定，全为大人之型”。在智力发展方面，“推理之力渐强，能寻求真理，自构理想”。
在情感意志方面，“情操发达，理性的意志发达”。
梁启超的上述观点是否全部或部分正确和合乎科学，是可以商榷的，但是能够从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的情况来研究教育期区分的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为数不多的。所以梁启超在教育理论上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2)传播资产阶级的新道德观，并以它来武装国民的思想意识，梁启超在这方面也是有所建树的。
他在着名的《新民说》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学界之奴性未去，爱群爱国爱真理之心未诚也”。
在当时的中国，封建道德作为无可怀疑的，天经地义的信条紧紧束缚住人们的头脑。梁启超及其他先驱者勇于向旧道德挑战和冲击，其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他提倡新道德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他以西方启蒙学者的天赋人权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写道：“要而论之，则民约之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别，则无论由于君主之威力，由于臣民之好意，皆悖于事理者也”。梁启超认为：国民在公定法律范围内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力，有不可侵犯的独立人格，“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