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封建帝国恒之长久，而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变全世界，使“东方服从于西方”。然而，西方殖民者从侵略的教训中也得到了启发，仅用硬的一套办法行不通，于是，他们采取了又打又拉的办法，“打”是为了让清政府屈从，“拉”是为了让其就范，总归在一起，仍然是要把千年帝国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西方殖民者的意向与清王朝的利益尖锐地矛盾着、冲突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就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当它感到一下子控制中国使其屈从并非易事之时，便要依靠清政府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尤其当他们看到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平息“内乱”需要他们助一臂之力时，这些外强也就愿意握手言和了。但是，策略和手段毕竟与本质不是一回事。从根本上说，西方殖民者并不是站在清朝封建社会的立场上，恰恰相反，它是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立场坚决地否定封建主义中国的。它的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外强与满清在本质上便不相一致。两者这种既相矛盾又相联系的状况在对待人民大众的问题上却获得了一致：外国征服中国，实质上即是对中国人民的征服，这使西方殖民者与中国人民对立了起来；清王朝为了转嫁危机也必须将矛头集中在他们历来镇压的对象——人民身上。于是，西方侵略者的东来与中国政府的抵抗便表现为侵略者的占有与封建王朝的自保，进而结成反动联盟。从而，人民大众与西方殖民者和清王朝的矛盾同时激化起来。它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外部危机——由于外强入侵面临民族危亡，作用于内部危机(如上文所述，阶级矛盾激化)，使内部危机——由土地占有对立及商品经济发展等所展示的停滞与发展历史危机——大大地加深了，看来，封建王朝自保的可能将被否定了；与此同时，由于外部危机的参加，从而使内部危机中渗入了由外部危机所导致的内部和成分——人们反清不是因为它压迫和剥削人民，还因为它取媚于外强，将导致新的全民族的灾难。于是双重危机相互作用，组成更为复杂而深重的历史局面：外部危机加深了内部危机，内部危机的严重化使外部危机更尖锐地突出起来。
上述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互为因果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这个古老帝国面临着总崩毁的极点——这是一个历史转变的契机：一方面是内部危机日趋严重的中国，它必须发展，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去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另方面是要亡掉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它要“东方服从西方”，把中国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灾难深重沉寂千年的中华帝国终于在这双重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同时又在不能违抗的历史指向中走上了近代的历史道路。
畸形结构中国在内外双重危机下步入近代的事实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仅仅依靠内部危机是不能完成走向近代的历史突破的，因为在纯净的中国传统封建主义范围之内，这种危机只能导致封建主义的改朝换代，而不会给其增添什么新时代的内容。所以，外部危机就成了为中国走向近代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很明显，中国是在世界资产阶级的干涉下，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胁迫下步入近代的，从而这种状况便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首要的基本的历史条件。这一条件的基本内容则是：中国社会没有能够从自身已有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并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所谓世界资产阶级的干涉在本质上不过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战斗。它虽然对受动民族来说是残酷的、野蛮的甚至是不人道的，但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却有着必然性。
这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外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史。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这一本应是文明进步的影响却是以落后民族的国家主权丧失、领土分割、利益受侵、人格蒙辱为代价的，所以，这一浸泡在血泊之中的文明影响受到落后民族的抗议和抵制是有其合理性的。也就是因此，使这种所谓的文明影响带上了侵略和强加的性质。历史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在与外来列强的对抗中必然要失败，即是说，中国必然会否弃原来的落后生产方式而接受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可能在外因的作用下，一古脑地脱离传统的生产方式，就是说，它只会在自己历史的基地上去兴建新时代的大厦。这两方面综合起来，使中国既不能囿于封建主义的泥坑原封不动，又不会按照西方侵略者的意向失去“自我”，就是说，封建主义已经无法对抗新潮流，要让位于新的形态了。但完全的殖民社会性质决不会在中国确立。历史在复杂的纠缠中进行着，使中国近代社会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
这一畸形发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脱节：
首先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脱节。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封建主义在发展中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因素，这些萌芽和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封建主义的否定力量，而当这些否定力量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宣告了资本主义作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必将从封建主义废墟上站立起来，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中国封建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自控能力使得资本主义在其内部很难成长，而近代中国大地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西方输入的结果。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由于是外在强加的结果，因而与传统的中国封建主义便不具有生成的联结关系。这种非生成的联结关系，不具备内在否定性质，却具有外在的对立性质。
这种内在的否定性质，表现为历史既有的封建主义与其中孕育并发展壮大起来的资本主义首尾相连，这个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形态里孕育成什么样了，它后来的独立发展就表现为什么样子，如欧洲社会那样，个体性质的商品经济在封建主义形态里获得萌芽，于是便生长成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但外在的对立性质却不是这种情形，虽然个体私有性质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很早以前就可以萌生在封建主义的历史土壤之中，而一旦当它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出现的时候，却不表现为是它前期幼苗的必然果实。恰好相反的是，在中国虽然作为结果的资本主义形态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着，但这种资本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却不是前期个体私有商品经济发展系列上的果实。与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它是可以被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资本主义，而与欧洲相类似的所谓民族资本主义只不过作为一种副产品而艰难地存在着。
这种外在的对立性质使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脱离，一方面由于自身内部缺乏决定性否定力量从而封建以其顽固性质与资本主义相抗衡，妄图使中国历史停滞在中世纪的基地上；另方面又因为资本主义在本土上缺少雄厚的基础从而使其发展飘忽在封建主义烟雾之上。这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并行而脱节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呈现出畸形态。这种畸形或非历史典型式就是以作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作为主体的垄断资本的巨大脱节为其特征的。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这一经济形态的十分重要的内在因素，它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所以，能否彻底改变这一狭隘生产方式是关乎中国社会完成近代历史突破的大课题。改变这一生产方式的本质力量，在于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本身的种种特征，商品经济始终难以正常发展，而在近代由于西方入侵所输入的商品经济却带有垄断的性质，这种垄断资本的性质是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商品经济很不相同的，处在自由竞争阶段的商品经济具有全部的个体性质，它直接地表现为对小农私有经济的否定；但垄断资本却是当自由竞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即它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已经与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的矛盾达到一定尖锐程度时的畸形突破，这一突破的标志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加入了国家和跨国家力量的因素，这一畸形突破按其本质来说是冲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而来的，是对这一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否定。按其本性，它所要求的不是作为资本家个人的私人占有，而反映了作为垄断资本家阶级及其代表的国家或跨国家集团的共同占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峰巅时期的标志，这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入时间的推进，也将这种没落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加到中国社会之上时，由于跨过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而就与仍处在封建自然经济阶段之上的小农经济相隔甚远而脱节出链环。按照逻辑，在小农经济的大地上也应该生长出自由的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的形态下应该有坚厚的商品经济的基根。但是在中国，小农经济并没有蕴藏孕育出自由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而由于垄断资本的强大竞争能力又严酷地摧残着中国民族资本的长成。因而，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形态的构图里，便形成如此分离的两极态势：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分散个体经济这种并未去掉封建性质的狭隘生产方式基础，上面则狰狞地横立着强大而集中的垄断资本。下面的基础虽然分散落后但却具有巨大的传统力量，上面的主体虽然强大并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却带上掠夺性质。这就说明，两者的脱节不但表示了历史的中断性，逻辑矛盾性，并且还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意味，从而这种脱节所标志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会愈益激化起来。
这种畸形的另一特征就是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脱节。由于小农经济基础与垄断资本的巨大脱节，导致了作为小农经济基础环境载体的农村与作为垄断资本环境的城市的分离。这种分离，首先表现为随着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商品化的发展，使其从自然经济的轨道中游离出来，独立起来，从而成为农村的一种对立力量。中国古代的历史状况是：城市与农村都维系在自然经济这一古老的轨道之中，它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又加之中国深厚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传统，所以，与欧洲有着独立经济意义的城市不同，中国城市一开始就成为政治与军事的集中地和经济发展的赘疣。历史的航船驶入近代的港口，由于西方打开帝国大门首先是通过打开通商口岸，接着是从更普遍的城市开始的，因此，城市尤其是沿海江的大城市便成为西方输入其垄断资本生产方式的良好环境，于是，历史上发展了千年的城市与农村的牧歌般的天然联系中断了，这些近代急剧扩大而形成的通商城市不是由于自然经济商品化程度提高而顺理成章地发展起来，恰恰相反，当广阔的自然经济的环境里商品经济无法成长壮大之时，由于西方的侵入，城市商品经济获得了神奇般的发展。于是，辽阔的农村土地上，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而屈指可数但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却走上了垄断资本生产方式这另一极。虽然农村的状况严重地束缚着城市发展的步伐，从而表现为农村拖住城市的态势，并且由于城市的商品化也在日趋迅速地促使着农村形态的分解，但由于此两者的现状毕竟是由于第三者插入导致的结果而并非是自身历史逻辑的必然，所以，城市与农村，仍然脱离着，显示出关系的不协调。
中国近代社会形态的发展以畸形发展为标志，表现为如下进程：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脱节发展导致小农经济基础与垄断资本脱节，从而农村与城市相分离。这一系列的社会脱节使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呈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结构。如图1所示。
这个图式是很耐人寻味的。仔细研究即会看出，由资本主义侵入所带来的各因素虽然与中国固有传统相脱节，却不能不给自然经济各因素施加影响从而使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但又不能吃掉它、消灭它；而中国本身自然经济各因素虽然与侵入的资本主义各因素不发生内在联系，却无力抗拒它、赶走它，即不能不受其影响但却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从而完全地依附它、被它所消融。正因为这些，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结构才呈现出畸形发展的格局。入侵的资本主义各因素与固有的自然经济各因素互相脱节对立但又相互渗透影响。但从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着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又毕竟代表着更为先进的方向，所以，这种格局总是朝着靠近资本主义的目标运动着，只是由于传统封建主义的历史力量，这个接近的运动始终不能完成。于是，这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结构内部诸因素之间的矛盾便表现出异常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性质，反过来又导致了畸形结构内部诸因素之间矛盾表现出异常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性质，这一矛盾性质反过来又导致了畸形结构内部诸因素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变了形，发生了颇具独特性的变化：
首先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为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被分解。洋纱洋布大量入销使这一分解过程分两个步骤完成：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在洋纱洋布打击下开始走上没落道路。其他手工业也急剧衰落，冶铁及铁器制造本是中国手工业部门中的发达门类，在洋铁及铁制品的竞争下也纷纷倒闭。煤油入口使中国手工业榨油和蜡制品生产停业。洋糖排挤了国内制糖业，洋火柴代替了打火石和铁片，洋针代替了土针，肥皂代替了皂荚等，不胜枚举。郑观应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布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