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移行”和调和理解成社会进化的法则，实际上不但是洋务以来一些人的历史文化观念，而且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折衷”意识相联系的。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以及由此衍生的调和折衷观念，长处在于强调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方面，局限却是将新旧事物之间的对立状态和否定意味给抹杀了。尤其是，当把这一观念上升到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的角度去运用时，也就将事物的质变性质给否定了，演化只剩下量的增加或减少。章士钊等人宣扬事物演化是“移行的而非超越的”，其含义正在于此。而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化，要学习西方文化而实现自我的革命性超越和突破的历史要求，这一论调的实质就在于坚持传统国粹的保守立场了。
于是，这些人便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在于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化去追求现代化，而在于“统整”传统中国文化去救济全世界。《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话最具代表性：
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盖产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于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吾人乃希望借西洋文明以救济吾人，斯真问道于盲矣！
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今日西洋之种种主义主张，骤闻之似有与吾固有文明之一局部，扩大而精详之者也。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即在于统整且经数千年之久未受苦何之推毁，已示世人以文明统整之可以成功。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相反，若是以西洋文明来救济——作者所加)，是犹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也。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灭。
显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文化融会意义上的调和互补了，而是要以中国传统固有文化去统整西方文化乃至全世界文明了。在这里，文化态度上的调和论、文化分类意义上的物质精神截然两分法以及文化演进规律的“移行”渐进体认，也就不再是各自孤立的，而成为互为里表的一体的了。一方面，由于两分法，所以文化的发展必在于调和；另方面，正因为“移行”的演化的理则，所以就不能使文化的选择背离调和一途。而调和论的主论根据和实际主张，实际上又都是要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落伍，也没有过时，而西方文明也不怎么先进，也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值得称道的地方。于是，文化选择乃至能够拯救中国的就只有维护和弘扬传统文化了。这既是“五四”新文化浪潮勃兴的特定文化背景，又是“五四”文化批判的现实针对性所在。
“五四”文化浪潮正是在这一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相求相逆向的文化背景下勃兴的，也是在其激发和冲突同深入展开的。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
文化旗手们，所以那么敏锐地要与形形色色的调和论、折衷论者展开论争，正是因为他们一眼就识破了隐藏在调和论背后的复古保守态度和立场。陈、李慷慨直言，痛陈调和派不必拿什么折衷的话来捣乱，胡适则联想到洋务时期的“中体西用”，以为调和论者不过是它的故伎重演，而鲁迅除写下了大量辛辣的揭露折衷派的文字外，更直接从历史文化的演化规律的高度去反对调和移行说，确认文化的演进机制是“偏至”的，而不是折衷的。“五四”的大形势将中西文化的冲突性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的文化态度成为人民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追求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灵敏尺度，调和折衷抑或是反传统学西方，两种选择尖锐地对立起来。调和派说，物质与精神是分离的，西方只有物质，而精神属于东方中国；反传统派则说，物质与精神是统一的、一体的，西方有西方的物质，也有相应的精神文明，东方有东方的物质，也就有同样相应的精神文明。调和论者说，物质的进步必然带来道德的沦丧，所以挽救人心的出路在于维护传统道德；反传统者则说，道德的根源在经济，道德的进步跟经济生活相联系，所以救中国的法子唯有“科学”一味。调和论者说，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能调和，所以应该用中国文化去调和统调西方文化；反传统论者则说，调和只能是导致复古，而复旧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将“把人不当人”的玄学鬼话连根拔掉！这样，在反对调和论的战争中，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终于给自己确立了一元论的精神物质统一观。在这里，中西文化的差异，就不是民族性的，而勿宁说是时代性的，这样的时差含义上的中西文化之别，就获得了先进与落后、近代与古代的分野，由此，反传统论者也就自然地走上了以时代性为价值尺度的一元的文化发展观。而当这些文化旗手以此作为自己文化选择的参照系和价值标准的时候，全面地反传统立场和态度也就自然成为其文化选择的基本态度了。
也就在这时候，“五四”文化思潮从其基本价值取向上，第一次全面地从文化学的意义上将自己与传统文化真正自觉地对立了起来，“五四”的反传统主义也就获得了整体的含义。说其是与传统文化的“真正地自觉地”的对立，是相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选择浪潮而言的。“五四”之前，虽然人们为了摆脱传统文化在西方冲击下的困境，不断地追求着文化的突破，但都未能获得上述的含义。太平天国文化选择虽然与传统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这是虚假的对立，它并未能显示出文化选择的时代性要求，说到底依然是以传统反传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压根儿就不是要否定传统，反倒是以西方的技艺来补充传统从而更好地维护传统成为他们的价值目标；康有为曾经历数过传统文化给人间酿成的种种苦难，梁启超曾经通过文化比较力倡“新民”
之说，严复也一再宣布中西文化是“古今”之别，然而，维新派的反传统毕竟停留在那么抽象含混和笼统的水平上，人们谁也弄不清他们内心世界的文化观念的历史规定性到底是什么；辛亥革命将文化选择挤在狭小的政治变革的甬道上，革命派的视野在被挤扁了的文化浪潮里无法将文化选择的时代要求真正自觉地辨识出来。相反，“五四”思潮一方面在前辈们不断的失败中重新放开了视野，深层心理价值系统终于被揭示出来，另方面，逆向的文化态度使“五四”
进步思潮更加明确了和深化了文化选择和追求的实质所在。
一元论的文化观和科学民主的口号所以成为一时之时尚和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对于“五四”思潮而言，其意义并不在它是一种新观念和新看法，而在于它标志着“五四”思潮对于文化选择而言，它是自觉的，这种崭新的观念和取向不再是部分和点滴的要求，不再是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情绪，而首先是一种理性反思的结果，它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冲突不再是中国与外国的冲突，而实质上是现在与过去的冲突，是现在的我与既往的我的冲突，这一冲突是内在的、深刻的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形下的文化对立，才是一种真正的对立，问题已经十分简单，任何一丝的对传统的保留和执迷，都将意味着当下的存在和毁灭和未来的断送。所以，这种对立，是一种自觉的经过了理解之后的对立。“五四”的全面反传统，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情绪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