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谈辩的技巧很是高明他常常通过类比、设譬及语境的转换使对方不经意地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墨子最主要的对手是儒家，因此对儒者的批判是积极的，他不仅以雄辩的言辞驳斥得巫马子、公孟子等儒者哑口无言，更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儒家思想。墨子谓：“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食，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这是批判儒家敬远鬼神、厚葬久丧、隆礼崇乐、生死有命的思想，也是为了申扬自己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的主张。《墨子·非儒》更是对儒家爱有等差、古言古服、如钟君子等言行进行了专门的批判，甚至对孔子极尽揶揄之能事。其中有一些不实之词，有的学者据以认为整篇都是后学伪造，未免偏执。就反映出的批判者的思想主张看，与墨子是一致的。合理的解释]是本篇确属墨子本人的言论而经墨家后学增窜而成。当然，墨子的谈辩不止于与儒者相互争辩，还涉及回答弟子们的问难及抨击时政等方面。
墨子直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表现在他的上说下教上墨子意识到“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行说人者比较处而不出者，“其功善亦多”。同时墨子自信“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因此他“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墨子为游说王公大人，一生奔走过鲁、齐、宋、楚等好几个国家，多是借应答王公大人之机宣传其社会思想，效果并不明显。仅有的一次系统宣传自己主张的记载是南游楚国，献书惠王。尽管惠王口头激赏，但还是借托“贱人之所为”而不用。越王试图“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招揽墨子，似乎也只是想装点门面而并无采纳其主张的意思，因此没有结果。墨子在其他国家的遭遇也大抵如此，他一生不曾跻身统治阶层即为明证。墨子曾说过：“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感觉就是一位言不为人所用，郁郁不得志的落寞者顾盼自雄的激越之辞。与上说王公大人的失败相比较，墨子“次说匹夫徒步之士”的实践却是相当成功的。他的思想深入到下层，使众多的人投身到他的门下逐渐发展形成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墨学也成为当时的显学，其势力甚至凌驾于儒家之上，以致遭到儒者嫉恨。孟子就对“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深感忧惧。随着学派的发展，墨子的社会影响力肯定也是不断地扩大，墨子不忘利用自己的声誉举荐自己的弟子入仕各国，借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结果似乎不太乐观。有的因国君不采纳自己的建议受狂而回，如高石子；有的虽处其位，但并无大的动作，如耕柱子、曹公子等人；有的甚至乡禄而倍义，背叛了墨子，如胜绰之流。即便如此，墨子这种在诸侯国内安插门徒的举措无疑会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更加促使其社会思想广泛流传。
墨子实践的第三个方面即身体力行方面体现在其以身作则，自苦为义和不辞劳苦，止强攻弱上。墨子是一个躬行其义的人，他严于律己，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庄子称赞他“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吕氏春秋·高义》
称“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他一心为扞卫弱者的利益疲于奔命，实践他兼爱天下人的理想。在墨者组织内部，他的“义”也是一以贯之的，墨家组织是一个有严格纪律性的团体，任何破坏这种纪律的门徒都要接受家法的制裁，最高领袖被称为“钜子”，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和赏罚大权。钜子的传承是委任制，但遵循传贤的原则，体现出的正是墨子尚同、尚贤结合的贤人政治思想。墨子对禹行劳天下称赞有加，“使后世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家成员大多能克己自律，极可能是第二任钜子的禽滑厘是墨子最钟爱的弟子，他师事墨子三年，“手足月并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可见墨子教化之严。这也从侧面折射出墨子率身垂范的感召力量。
墨子尽管在政治上无法系统推行自己的主张，但是他却成功制止了好几场战争，维护了受侵略弱小国家的利益，这其中记载较详且最感动人心的是止楚攻宋。着名的巧匠鲁班替楚国造成攻城装置——云梯，楚国立即准备借以攻灭宋国。墨子当时身在鲁国，听说以后即刻启程，日夜赶路，经过十天十夜的艰苦跋涉，终于赶到楚都郢，不仅以巧妙的言辞说服了鲁班和楚王，更凭借精湛的防守技艺在当廷的模拟演习中大大折服了鲁班，打击了楚国倚仗先进武器肆意攻伐的气焰。这时一心助攻的鲁班动了杀害墨子的心机，只是不好明白说出，楚王一脸困惑。墨子则早已料到这一点，他大义凛然地对楚王说：“鲁班不过是想着只要杀掉我，宋国就失去守城的人，就可以任你们攻伐了。但是实不相瞒，我已经派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帮宋守城，他们正拿着我守城的器械，在宋城上等着你们去攻击。
你们即便杀了我，也休想灭宋。”这一番话彻底打消了楚王灭宋的念头。墨子虽然是有备而来，但是他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的，这是真正的舍身取义。更令人感慨的是，墨子在回返鲁国途中，路经宋国时恰巧碰到大雨，于是想进城内躲一躲，守城人也许不认识墨子，更不知道不久前墨子暗中拯救了他们的国家，他竟拒绝让墨子进城。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想见当此之时，在宋国城外，一位裹足裂裳的高大身影在凄风苦雨中正踽踽独行。墨子的确是为了实践理想不遗余力的才士，他不求名声，不求厚禄，默默奉献却又无怨无悔。
墨子推行社会思想的实践是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原则的。巫马子曾问墨子：“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墨子说；“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依墨子之见，只要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利人的，就应坚持下去，不在乎一时的效果怎样。墨子对义的执着在《墨子·贵义》中说得更直接：“为义而不能，必无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斫而不能，无排其绳。”即便是劳而无功，为而不成，也决不放弃理想。
墨子为义不计较个人利益。有人问他：“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疾。”墨子告诉他自己崇敬的正是“见我从事，不见我亦从事”，不在人前做样子以图赏誉的人。他称赞高石子“倍禄而乡义”的精神，还从旁慰解他说：“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完全是一副我行我义，毁誉由人的架势。
墨子傲视厚禄，不以义粜，则可直比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墨子急于公利，尽心尽力去做，决不苟同他人。有的人不能接受墨子的主张，不愿学墨子，却借口族人不学。墨子驳斥他说：“好美色，欲富贵，为什么不看别人而一定自己拼命去追求呢？义乃天下之大器，为什么反要看别人而行事呢？这更应该主动去求取。”在好德不如好色普遍流行的社会里，墨子决不随波逐流，一心向义。墨子有着一种热心救世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认为“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以食者众而耕者寡”视人若亲，甘愿自苦，何等热肠。墨子在自行其义的同时也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微薄，因此有志于唤起众人。虽然明知求善者寡，也要强说人，四处奔走呼号。在墨子看来，出门串动的算命仙总比坐在家中等人上门的算命仙要收获多些。墨子的实践原则支撑着他为推行自己的社会思想而努力奋斗，而这些原则通过他的实践外化出来时便成了墨子高贵的精神，无与伦比的人格。深刻的社会思想足以供人取鉴；高尚的精神足以鼓舞人心，这应是墨子的价值所在。
墨子立足于公利的社会改造方案和自苦为义的实践活动，吸引、感召着大批的人群投身墨子门下，从而蔚为一个盛大的宗教性质的学术团体，《吕氏春秋·尊师》称“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孙诒让认为“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墨子死后，墨家分裂，墨子的社会思想及其实践内容遭到肢解。谈辩的专注于咬文]嚼字的逻辑学，或即为名家源头；说书的朝着游仕的方向发展；从事的多为城守派，专精于防守之术，他们组织严密，纪律性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开后世任侠之风。随着统一的集权国家的逐步建立，墨子的政治主张或已经过时，如非攻；或为儒法等其他各家改造吸收，成为共识，如尚贤尚同；或失去依据，如天志、明鬼、非命等；或成为空想，如兼爱。墨家后学又缺乏充实、推演、发展墨子学说的才智和勇气，墨子的社会思想也就不能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半军事化的团体更为统一集权的国家所不容，这一切使得墨学作为一个学派很快消亡。但是墨子的社会思想还是不知不觉地渗入了儒法等各家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后世的游侠群体、农民起义、民间道教等等，其思想基础虽不一定直接来自墨子，但无疑在精神实质上与墨子有很多相通之处，这至少说明墨子的社会思想仍有着一定的现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