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安徽婺源人。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死于宁宗庆元六年(公元一二○○年)，享年七十一岁。他的父亲名松，号韦斋，也曾研究过宋学，为人刚直，以不肯附和当时秦桧的和议政策被遣到福建，充当尤溪县尉，他的行谊为学者所师。建炎四年罢官，生朱熹于万溪城外毓艉峰下郑氏草堂，所以后人有称朱熹为闽人的。
朱熹出身于地主和官僚家庭，幼时很聪明，五岁读《孝经》，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遵从遗嘱，从学于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人，他们都是宗程伊川学派的，但其时所得甚浅。到二十岁时，才往延平受业于李愿中。李氏为程伊川的四传弟子，又是他父亲的同门友，朱熹受教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
朱熹年十八岁，即登进士第，到六十九岁才罢官还乡，这五十年中，在外作官五任，即二十二岁为泉州同安县主簿，计五年；五十岁知江西南康军，约计四年；五十四岁，提举浙东掌平茶盐，不满一年；五十一岁出知福建漳州，计二年；六十三岁，改知湖南潭州，又二年。在中央则担任宁宗侍讲，仅四十日，其时年已六十六岁了。综计他先后作官不过十四年，大部分时间从事私人讲学。
朱熹在十四年从政时期中，每到一处，除了处理政事以外，时常提倡设立书院和州县地方学校，自己还参加讲学，同时对一般民众做些宣传工作。例如他任同安主簿时期，即开办县学。县学内分设“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各置斋长一人以主持其事，招收县民中优秀子弟，入学受教。训练取感化主义，教授取问答方式，但讲学内容，无非是“修己治人”之道。在知南康军时期，即修白鹿洞书院作为讲学之所。他把儒家所主张的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以及修己治人之道的教条，一一详为列出，揭示学生，在当时成为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在知漳州时期，仍创设州学，进行学校教育，对学行优异的学生特予奖励，对办事勤劳的人员特加提拔；对地方一般民众破除迷信，也曾做些宣传工作。在知漳州时期，对于州学县学，也仍然一一加以提倡，进行讲学，一时听讲的颇众。
在焕章阁侍讲时期，绍处五年，宁宗曾委侍讲之职，对他正式执弟子礼。所用教材，即为《大学》一书，每讲一章必编成讲义，首列经文，次附小注。即对行事，苟有所见，亦必编册呈献，但为期仅四十日即罢。
综上所述，可知他一生讲学，虽然先后达五十年之久，始终不倦，确为中国教育史上所罕见，但所讲的内容，都属于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一部分封建道德，有利于封建统治方面的居多，而对儒家学说中属于进步方面的，却丝毫没有新的阐明与发展。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一个集大成的学者。宋儒学派开始于胡瑗(安定)，阐发于周敦颐(濂溪)，后来树立这学派正统的则为程颐(伊川)。朱熹既受学于伊川的四传弟子李愿中，所以他的“致知力行”的功夫，是从伊川学说中发展而来的。他不但继承了伊川学派的传统，并且吸收了当时各家学说，加上自己的意见而成为一个体系。
朱熹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哲学思想，实渊源于程伊川。程伊川以为“离了阴阳便无道，所谓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理也。”又说：“理与气虽然有形上形下之别，然二者亦不相离；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理”(《伊川学案语录》)朱熹发展了这种理气的学说。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而后有性，必禀此气而后有形。”(《性理精义》)并说“理与气，决是二物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已有物之理。”但同时又说：“理又非别为一物，都存乎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语录》)这样也就承认了理与气是统一的，不过“理一而气殊”，理与气是不能分离的。这个说法前后有些自相矛盾。朱熹又把周敦颐原含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太极图说》，说成“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是宇宙万物的根源，所谓“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性理精义》)又说：“无极而太极，只是说无形而有理，以理言之，则不可谓之有；以物言之，则不可谓之无。”(《语类》)从此可知；朱熹的所谓“理”，并不是从事物发展中所得出的规律的理，而是把它作为空洞抽象毫无具体内涵而属于精神性的理，当作生命一切万物的根源，并且肯定理先于气而存在，理属于第一性，气属于第二性。所以，朱熹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朱熹从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转到人性论问题上，就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他认为“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而言，就是“天理”，故“浑厚至善”。“气质之性”，是专指理与气相杂而言，是说人禀气有清浊厚薄，故性有善恶。人与禽兽所以不同，人性所以各有区别，都是指气质之性说的。
他在《大学》中《补格物致知章》里曾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因而有人认为他的思想中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事实上则不然，他把“格”
解释为“至”，物解释为“事”，所谓“格，至也；物，犹事也。”因之他所谓“格物”，乃是指格诚、正、修、齐、治、平的事而言，所谓“穷理”，也不过穷封建道德中“三纲五常”“事君事父兄”的理，根本没有接触到分析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致知在格物”原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经他一解释，反而空虚无物暗昧不明了。
朱熹关于教育目的与作用的主张，也源于人性论的观点。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能“变化气质”。如何能变化气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两方面。他以为“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当于其分界处理会”。(《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同上卷十三因之他认为革除各人的私欲以消灭“人欲”，是消极的，必须从培养良好的行为入手，以回复原有的“天理”，才是积极的。否则“若专务克制私欲而不充长善端”，则天天与私欲相斗争，不久仍将被它所战胜而滋长起来。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有些正确性，但从实质上看，他所用“天理”，是仁、义、礼、智先验主义的理，是“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理；而把人类对物质生活应有的欲望，都视为一切罪恶的根源。
他要求以修炼精神上的所谓“天理”来克制“人欲”，这接近于释家所主张的“清净绝灭”之道，是消极的，是绝对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