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字中立，因晚年隐居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生于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谥文靖。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中进士，授汀州司户参军。但他屏居不仕，自蔽曲学，欲求有道者而未得。28岁赴调京师，接触洛学。29岁时至颖昌从师于洛学大师程颢。程颢对杨时极为赞赏，认为杨时可以代表他的学说。后杨时离程颢回福建，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程颢死后，杨时又从学于程颐，时已41岁，但仍诚恳求教。《宋史·杨时传》载：杨时“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便是“程门立雪”典故的来历。
杨时是南北宋之间理学传递的中介人物。《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言：“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醉)、杨(时)、尹()、谢(良佐)、吕(大临)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宋元学案》中华书局版第947页)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杨时不仅是一位理学大儒，也是一位着名的教育家。常州、慈溪等地的龟山书院，都是杨时授徒之所。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书院(原址在今江苏无锡市)又名“龟山书院”，便是因杨时曾讲学于此。
杨时一生曾教过不少学生，对他们传授以二程的理学思想。在其弟子中，诸如吕本中、罗从彦、张九成、胡宏等，后皆为硕儒。特别是罗从彦传道李侗，李侗授朱熹终使理学思想大昌。
《宋史·程颐传》讲程颐“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杨时在其教学过程中，对程颐的这种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挥。曾着《学庸语孟解》、《易诗书礼解》、《周礼解》、《易春秋》、《孟子义》、《三径义辨》等，对后来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产生了一定影响。
杨时的着作现存有《杨龟山集》42卷。有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杨绳祖家刻本、四库全书本及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杨酱廷修补校刻本等。在《杨龟山集》中，尤其是在其中的书信、序、记等文中，包涵着杨时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在理学教育中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杨龟山集》中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从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学习方法以及教师和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杨时认为，教育的目的乃是要学以至圣。“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可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杨龟山集》卷十。以后凡引此书，只注明卷数因此，学者必须“质诸圣人”。学者与圣人之关系，犹如射箭的人与鹄的的关系。“虽巧力所及有中否远近之不齐，然未有不忘乎正鹄而可以言射者也。”学者与圣人之间，因“所造不同”，其距离亦有远近之差别，但必须要有志于“学以至圣”，不志乎圣人，则不可以言学。就射箭讲，的立于彼然后射者可视而求中，其中与不中皆在人之努力。就为学而言，质诸圣人始可取正，至于能否学以至圣，亦全在学者力行之。杨时引《论语》中的话说，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
意即只要努力学习，还是可以达到学以至圣的目的。杨时所讲的圣人，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一种抽象的做人模式。因而学以至圣也仅仅是要使人们努力去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已。
杨时把“六经”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送吴子正序》言：“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网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谕，曲譬较然，如数一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抚卷而尽得之也。”(卷二十五)六经能为学者“指其攸趣”，学者因其所指而之，乃可渐入圣人之门户。
如果舍先圣之书以求至圣，就好象“适九达之衢未知所之”。所以杨时说：“至学非难，知所以学为难”。(卷二十)“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圣人，而特患不知圣人之所以学也。”(卷二十五为学者以六经为学习内容，教育者以六经为教育内容、都不能只停留于六经章句之末，而是要精思之力行之，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这样才能真正知道“圣人之所以学”。
杨时说：“积学积文，稽诸前言往行，参以古今之变，非徒侈闻见而己，将以畜德而广业也。”(卷二十五)而由汉至唐一千余年间，虽亦有不少学者博学强识，但都没有能窥圣学之堂奥，这是因为这些学者徒敝精神于章句之末，分文析字，雕章镂句，广记问、工言辞、多斗靡、以惊眩末俗，而没有在六经之微言中，找出“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的“大意”来。所以，其志乎圣人，仍无着落，学以至圣，仍一空言耳。因此，为了实现“学以至圣”的教育目的，除确定六经为教学内容外，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还必须要求精思力行，要摭其华，茹其实。
精思力行，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要从致知格物开始。“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知思祈于意诚心正远矣。”(卷二十)致知始能明善，明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所以，“学始于致知，终于知止而止”。(卷二十五)致知在格物，“格物而至于物格，则知之者至矣”。“知至斯知止矣”。(卷二十一)知所止然后始可渐进，不知所止，进而无功。譬如四方万里之远，苟无止焉，则无有归处。无有归处，则“质诸圣人”亦不复可能。
所以，“《大学》所论诚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国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卷二十一除强调致知格物外，杨时还主张要博学守的。如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多识前言往行，皆为博学。但如果不能畜德而反约，则非真为学。所以，既要“博闻强识于诸子百氏之书，无所不究，循是而进”
又要“求古人所谓卓约者而守之”，这样才能近乎至矣。(卷二十五）“格物致知”、“博学守约”乃属于“精思”，此外还要“力行”。杨时在《劝学》中讲：“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谓口耳之学。”(卷二十七)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守之宜笃，皆所谓“力行”。力行不是说要在知至始力行，力行之过程，同时也是知道之过程。所谓“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是也。不力行，则仍为道是道，我是我。此为“口耳之学”，与不学无异。
在教育中，杨时很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国家开设学校，建师儒之官，盖将讲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其责任可谓重矣。师资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教育的结果。如：在孔子弟子中，许多人的素质并没有什么太过人的地方，都有或此或彼的不足，象参之鲁、师之辟、由之竪，商之不及等等，但因他们“学于孔子”，所以，“所至远近虽不同其秉节励行，皆有以自立于世”，(卷十六)为后世宿儒皓首所不能穷。后世为学之士，并非其材皆不及古，“徒以学无师承，不知所以裁之”，(卷十六)故“自秦汉迄于魏晋隋唐之间，明知之士见于其时不无人矣，间有一节一义可称于世者，概以圣人中道，非过则不及”。 (卷十六)可见，一个优秀的教师，可使学生受益非浅。
杨时还认为社会环境对教育也产生很大影响。古之为学者，皆有以自立于世，除师承之外，“士之朝夕蹈袭者，无非礼乐之间”，亦是一个重要原因。(卷十六)而“末世以来”，“圣学不明，士志于道者往往汨于世习而不知。虽英才异禀，卒能自拔于流俗者无几也”。(卷二十)社会环境对教育之影响不可忽视。
总之，《杨龟山集》中所包涵的教育思想，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人服务的。它所重视的是道德教育。无论是“格物致知”，“博学反约”，还是“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都没有超出伦理道德的范围。这种教育思想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杨时以历史退化论的观点评论教育的发展，以及学习方法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因素，都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在杨时的教育思想中，还是有许多的合理成份。如：必须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读书不能停留于表层而要深探力求，以及重视师资状况和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等等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仍有一定的启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时指出计较分数和缀文觅官的危害：“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学缀文觅官，岂尝有意为己之学。夫以不学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长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卷十三)此话当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