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
——塞穆尔·菲利普斯·亨廷顿
随着外部环境的剧烈波动，中国自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此，我们根据现有信息所给出如下预判。
被动国际化的人民币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经济的不景气，巨大的债务压力，将倒逼欧元解体。也正因此，整个世界将进入最后的疯狂，欧洲各国将与美国比赛谁的钞票印刷得更多更快。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整个地球不是被艾默里奇的《2012》里的滔天洪水所淹没，而是将被这些滥发出来的货币的流动性所冲击——大量廉价的货币所形成的巨浪横冲直撞。部分国家为分散美元和欧元的风险，他们不得不寻求构建更为多元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各国对中国这种变化的认识加深，相对于欧元、美元的波动和日元的低迷，人民币无疑将是未来各国所追逐的标的。
关于这点，或可从近期的一则新闻中得到佐证。
智利央行拟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投资组合
上海证券报
智利央行行长何塞·格雷戈里奥８日说，智利当局正在研究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
格雷戈里奥在当天举行的一个企业论坛上说：“尽管不太容易，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研究通过新加坡投资人民币资产的可能性。”
据智利央行数据，截至6月30日智利外汇储备达349亿美元，其中49.9%投资美元，35%投资欧元，15.1%投资其他国家货币。
几乎是同一时间，非洲大国尼日利亚央行也宣布，该国计划将5%~10%的外汇储备转换成人民币，即约为102亿~204亿元人民币。而事实上，早在2010年9月，马来西亚央行就已经买入人民币计价债券来作为其外汇储备了。
欧美债务恶化，通货再度膨胀，只会驱使更多的国家持有人民币外汇储备，虽然目前人民币连完全自由兑换都尚未实现，这无疑将进一步倒逼着人民币予以国际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无形中也将必然地导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伴随而来的将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放缓，中国经济形势也将恶化。我们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随着欧美各国的通货的再度膨胀，人民币将大幅升值。受通货的再度膨胀刺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将再次步入一个相对的、暂时的、人为的复苏阶段，但与之对应的中国经济，或许将出现一轮不太严重的、与日本1986~1987年类似的萧条。
但这一萧条，却是最考验中国财经特别是货币当局能力的。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汲取日本在1987年受“日元升值萧条”影响错误做出放开货币政策的教训，那么中国30多年的发展成果，很可能就在这次萧条的错误应对中，像日本那样，被一场巨大的泡沫吞噬得一干二净。
当然，中国是一个擅长学习，并一再强调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的国家，对于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政府应该会有深刻的认识。事实上，对中国而言，它手中可动用的牌也远比当年的日本要多得多。
保基本的社保体系的建立健全
有学者所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经济连年保持接近10%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中国的骄傲。然而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并没感觉到收入有明显增长。相比于两位数的GDP增速，中国人的钱包并没有鼓起得那么快。事实上，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
在收入增速低迷的同时，社保体系更是严重滞后。中华民族本身就有“未雨绸缪”的传统意识，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人民更趋向于为未来做储备，这解释了我国储蓄率高企的原因，也决定了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
国内居民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支持下，不敢消费，政府与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外。这样一来，产业结构就进一步畸形化——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迅速地下降，消费占GDP之比逐渐由60％回落到40％左右，远远低于国外水平。同时，消费结构正呈现出家庭消费比重偏低而公共消费比重过高，物质型的消费较多而服务型的消费较少等特点。”而反观美国、日本，其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分别在70%和60%，其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则分别为81%和76%。
包括周小川在内的中国决策层，显然也认识到消费不足的根源和其弊端所在。2011年3月初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在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要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份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指导性作用的文件里，对如何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做了如下细致地描述：
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切实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逐步推进城乡养老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健全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失业、生育保险制度。发挥商业保险补充性作用。继续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扩大彩票发行等渠道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极稳妥推进养老基金投资运营。
欧美国家在社保体系和福利主义上的前车之鉴，自然会引起中国足够思考和借鉴，中国事实上也预备这样做。在这份文件中，他们是这样强调的：
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提高保障水平。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如下关键字眼——“保基本”“可持续”——从这点可见，中国已经充分汲取了欧美国家在福利制度上所制造太多债务的教训。这一思路，无疑是对的，这也将是未来世界必然的一种社保模式。在这一政策上，中国无疑将节省一笔庞大的纠错成本。
房地产业的去支柱化
随着房地产业支柱化的负面效应越积越大，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就业和未来越来越失去信心时，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房地产业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中国消费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房地产业。虽然从理论上讲，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但这一理论在中国却失效，正如蔡志洲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对房地产的需求，有相当一部分是低利率和其他投资工具缺乏而催生的储蓄需求与投资需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而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房价收入比严重畸形。
以广州为例：2011年一套城郊番禺的普通两居室新房80平方米，按当前单价每平方平15，000元计算，总计1，200，000元左右；若以广州平均工资3，780元的标准，夫妻俩每月收入7，560元。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的是这小两口需要——不吃、不喝、不坐车、不生病、不赡养老人……总之，不做任何花钱的事情，也得苦苦工作13年，才能够买到那套房子。
也正是这个畸高的房价收入比，导致了许多家庭不得不抑制其他消费，而去积攒一套房子的首付款和其后的月供款。前面所举的例子或许是极端，在现实中也许并不存在。但过高的首付款和月供支出，明显地挤出了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绝大多数购房者为了一套房子，而不得不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这也算得上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一点或许被大家所忽视的是，随着房租、地租水涨船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最终又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工资增速慢于通货膨胀率的时代，这无疑又将打击消费。
房地产业对创业的挤出效应
房地产业不仅对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更糟糕的是，对创业也同样有着明显的挤出效应。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海军潜艇司令部就成立了一个“未来研究小组”。该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海军提出未来潜艇发展的概念和目标。而该小组最大的特点就是清一色地由年轻人所组成。决策层认为，年纪越轻、资历越浅、级别越低的军官，才越能真正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和制度化设计程序的限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年轻人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设想，这些设想被海军潜艇司令部确定为未来潜艇发展研究的重点方向。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都拥有不受束缚的想象力和解决问题的新奇思路。
也正是因此，200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把年轻人定为当年的主角，其用意就是推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创造力，推动社会发展。事实上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一直把创新活动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来认识。但问题是，中国的思路和行动往往是不一致的。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业了。
一套房子的首付款动辄就是30万、40万，而这笔资金完全可以支持几个年轻人，带上他们的激情走上创业的道路。如果条件再差些，再不济几万块至少也可以租间铺面，开设商铺。可惜的是，他们的资金被房子的首付和以后没完没了的月供冻结了。从大学毕业到能够凑足创业所需的启动资金的时候，他们也大多到了需要解决婚姻问题的时候了。
也正是因为房子，他们当前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首付款和月供的积攒上来了，根本没有许多的精神和精力去关注创业计划、去关注创新。
正如九鼎的姚中秋论，“高房价带动的房地产繁荣，似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买了住房的人们，都从中获利巨大。但是，这种畸形的房地产制度所导致的房价畸高，不仅正在制造巨大的经济泡沫，也在摧毁社会的活力，因为，它在年轻人的身上施加了空前的重压，让他们变得萎靡不振”。
国家要发展，就需要创新。一个国家的创新，还是要靠年轻人的。一个真正创新的社会、一个真正鼓励年轻人创业的社会，它的竞争力将是无可限量的。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做的是，必须检讨房地产业的原罪，将其从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的支柱产业的范畴里予以清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为年轻人推翻这座大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将年轻人，从房价的高压下予以解放；只有这样，这些年轻人的激情才能再次被激活。
未来五年政府还将依赖房地产
然而遗憾的是，在未来五年内，房地产业仍将构成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虽然国家在着手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并且力争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但这一切的建成显然非一日之功。虽然我们可预期消费占GDP的比重将随之上升，但想要它在短期内就恢复到以前的60%，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外部要素来看，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出口无疑将再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房地产显然将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而内部情况同样不妙。中国房价之所以高企，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及为支持这一模式而采取的结售汇体制，导致我们外汇增长越快，货币超发越严重。
根据理论，货币供给M=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积，即：
M=m×
在该式中，m为货币乘数，m×D为国内货币供应量，m×F为由外汇储备波动引致的货币供应量。
要想真正解决造成中国房价乃至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得从控制货币总供应量M着手。对此，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只是想从货币乘数m上予以改变，我们还需得从外汇储备量F上予以改变，只有m和F这两个量双管齐下，那么我们的M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控制。
但随着欧美国家为应对债务问题，而不断制造通货膨胀，欧美各国的货币的币值将越来越不稳定，其他国家为分散美元和欧洲国家货币的风险，不得不寻求构建更为多元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被强化，这又将引来大量的热钱。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那么钱往哪流呢？只能是房地产等资本市场。
二是中央和地方不合理的财税分配体系，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自1994年开始，在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间竞争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但这却也是一把双刃剑——这种竞争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是既有发展方式弊端的根本成因。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实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权、钱。但当时的遗留问题是，当时还不能确定省以下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框架。正是由于这一环节上的体制过渡不顺，原来的一些矛盾和新的矛盾开始交织和积累，导致的结果是财权中心不断上移，而事权中心却又不断下移。全国财政收入在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也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比例中上升，而县乡的财政困难却凸显出来，欠发达地区尤为强烈。到2009年，中央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提升到了52%——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更是高达54.1%，而地方政府则由1993年的78%下降到2009年的48%。
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在2009年已高达80%。换言之，地方政府只拿到50%不到的钱，但却要承担80%的责任。基层政府“丧失”了财力基础之后，但却又必须承担责任。财权的上移和事权的下移，导致了“小马要拉大车”的问题出现。
中央政府不可能包揽地方财政的所有资金缺口，在缺乏财权的支持下，地方又需要发展，需要承担事权，开源就成为其另一个必然选择。北京2009年由于土地市场的火爆，卖地收入5倍于财政赤字。而更让人震惊的是，同年，杭州土地收入更是高达1，200亿元，已超过上海、北京而居中国城市之首。这样的结果是，过去10年间杭州房价已经上涨了近10倍，而杭州城建资金支出几乎全部来自土地出让金。在城市建设拉动当地GDP的同时，由于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以GDP为主，这种政府经营城市的模式已经被广为复制。但问题也就在这里，地方财政事实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模式所“绑架”。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也就注定将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