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以后呢？政府一定会再次基于维持经济稳定的诉求，对那些错误的投资予以再救助。我们已经走在了因循守旧的老路上，这远不是政府救助计划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当这本书摆到书店的货架上时，全球更多的救助计划怕是早已公布并已实施。
如此，在原来的“福利支出+对错误投资的救助成本”之上只会再添一笔庞大的救助成本，债务泡沫也只会因此而越滚越大。为去债和维持经济增长，政府不得不再次释放流动性，受此错误激励，只会制造出比先时更大的泡沫。时间偏好改变，纯利率上升，错误投资难以为继，继而便是更大的衰退。政府不得不对那些错误投资再救助，债务泡沫将继续扩大……
债务崩溃的导火索——欧元的崩溃
整个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中，但这种循环并不是无休无止的。不管是哪种债务，只要债务余额过高，债权人对相应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就有爆发危机的可能。那么具体什么时候爆发呢？最有可能的时点是全球政治的下一个大选年，而全面引爆这场债务泡沫令世界经济陷入大衰退的导火索，则是欧元这一货币同盟的解体。
欧洲的债务与美国的债务在形成机制上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债务固然有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的因素存在，但战争和世界警察的维持成本亦是很大因素。欧洲则不同，欧洲的债务更多地源自于其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欧洲长期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近年亦多次提到“提供保障的欧洲”，即欧盟以保障欧洲的独特生活方式为任务。但保障这种独特生活方式的代价是昂贵的，这就是近年来一再刺激着欧洲经济神经的债务危机。
欧盟公共社会开支由1980年占GDP的16％升至2005年的21％（美国只是15.9%），法国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更达31%，为欧洲之冠，其中政府退休金超过44%。法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60岁，退休金优厚（公务员可获最后半年薪金的75%作退休金）。有数据显示，欧盟一半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
高福利制度让财政支出流动性减弱、劳动力成本增加。同时，作为欧洲一体化重要成果的货币一体化，也给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欧元区经济体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们有着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却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事实上自1999年欧元启动，并于2002年完全取代欧元区各成员国的主权货币后，各成员国就失去了其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权，但财政政策仍然属于各成员国政府的职权范畴。由于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一旦各成员国发生内外经济冲击，成员国能够运用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就只有财政政策了。
然而，欧洲货币联盟将遵守趋同标准作为各国加入欧元区的必要条件，这对成员国的公共财政产生了紧缩性的效应，各成员国不得不为达标而压缩财政赤字。如此一来，各国对财政纪律的承诺导致了如下两个矛盾：
首先，各成员国失去货币主权后，财政政策便成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宏观调控工具。但是，为遵守趋同标准，各成员国又受到财政约束，使得各国财政政策可操作的空间大大缩小，难以独立履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
其次，欧元区国家均为高福利国家，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各国的财政预算经常存在超支的倾向。特别是当经济增长出现衰退的时期，高失业率带来的失业保障金支付总额的上升，会进一步加重当局的财政负担。如果严格履行欧盟所制定的财政规则，必然会带来削减福利开支的压力。在当前民粹政治格局下，从根本上改革福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此一来，其财政平衡的目标自然也不可能实现。
也正是因此，欧盟虽然订立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此来作为成员国的财政规则。同时也订立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试图以此来加强对成员国财政状况的监督和对违反财政纪律的成员国进行制裁，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两个条约自订立之日起，事实上就如同虚设。按照条约，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的0.5%的罚款。且各国也承诺将于2004年达成财政平衡目标。
但事实却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严格地遵守过欧元区的财政纪律。以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为例，2003年其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达1个多百分点。而第一大国德国亦是如此：2003年德国的公共财政赤字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9％，连续突破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
美国的一些学者，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资本积累和增长讲席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Frankel）、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利“艾钦格林（BarryEichengreen）、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与国际管理学福特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Dornbusch）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如果欧洲继续维持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欧元区这一货币联盟必将失败。
欧元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区域货币一体化与欧洲的高福利制度本身是不具有相容性的。统一货币的运行所造成的财政紧缩问题，对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制度造成压力。反之，一旦过于顾及经济增长和福利制度，财政政策必然要求宽松，这无疑对货币的统一又构成了莫大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强大的欧元与美国的利益不相容。在背负巨额债务的大前提下，美国要想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债务资源。对美国而言，它需要的就是巩固目前所拥有的货币优势。但随着欧元的诞生，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在短短几年里，欧元就迅速地成长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
欧元的存在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欧元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由于欧元区主要出口商品品种与美国具有竞争性，欧元结算量的上升也就意味着美元结算量的下降。结算量就是定价权，美元结算量的比重下降导致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日益流失。
欧元的出现更是冲击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自欧元诞生后，其所占全球总外汇储备量的比重就不断上升，与之对应的则是美元的持续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外汇储备构成数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9年，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倒“U”型走势。在欧元正式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占国际储备的比重从1995年的59%上升到了2001年底71.5%。可从2001年以后，美元的比重就开始不断下降，截至2010年已经滑落到62.1%。
这一点在格林斯潘的一篇讲话里也得到了印证。2006年12月11日，格林斯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个商业会议上发表讲话称，美元可能继续走低，除非美国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状况发生改变。令其得出这一结论的是：“目前已有证据显示，欧佩克成员正开始将其外汇储备由美元转换为欧元和日元等货币。”无论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还是国际储备货币，其根本还在于债务资源。在目前的这种借款“依赖型”体制下，美国要想维持当前的长期国际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就需要以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为保证；而要保证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就必然要依赖其他国家以商品出口换取美元，再用换取的美元购买美国债券投资于美国。问题就在于此，依赖于这种模式的不仅只是美国一国，欧元区的大多数国家也有赖于此。
这也就是说，欧元的存在和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使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两强格局。这种局面显然不是美国所愿意见到的。货币的主导权，往往直接决定着债务资源。如果容忍欧元做大，对美国而言，购买其债券的会越来越少。在有选择的基础上，买家在债券买卖上的议价能力也将越来越强大，其债务的成本无形中被拉高，这与美国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
为了保障债务资源，美国必须延续其金融货币霸权所赋予的“结构性权力”，继续把持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最有力的潜在竞争对手，可全面挑战美元霸权体系的欧元命运是显而易见的了。
美国对其采取的手段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利用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轮番对欧债制造动荡，以此来打击欧元，借此制造一个比美国国债还烂的债券。只有这样才可让金融市场在坏与更坏的烂苹果之间选择一个相对较好的，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