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过福利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让每个德国人都能享受全方位的国家照顾。但慷慨的福利制度需要雄厚财政实力的配合，长期高负荷的福利体系已经让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德国福利开支已占到GDP的33%，并在养老、医疗等关键领域不断出现资金缺口。为了维系福利制度，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资金过度向福利方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其他方面的支出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政府手里有效调节和刺激经济发展的资金越来越少，就此，德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这个昔日的欧洲经济强人一度沦为“欧洲病人”。
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认识，施罗德下定决心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哈茨的改革方案也就应运而生。施罗德认为，这场改革不只是一个立法性的程序，而将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每个人都必须对此负责。由于施罗德义无反顾的魄力和胆识，再多的抗议也没能阻挡“哈茨Ⅳ”方案的通过。2005年1月1日，联邦政府正式开始实施在德国极具争议的“哈茨Ⅳ”改革。
这项改革方案，在当时被认为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无情。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德国却受益于这项改革，蜕变为欧洲的拯救者，并以此笑傲于世界之林。今天会有多少德国人自觉地回首，回望当年的情景，并感念施罗德当时的远见卓识呢？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施罗德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SPD）在2004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仅为21.5％，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反倒是，那些为了选票，满口承诺、一心迎合的政客们，却被选举上台：选民要求获得福利，那些觊觎权力的政客们彼此间相互比价，许诺自己能够给予选民更多福利。于是，在贪婪和自私的怂恿下，选民用选票将出价更多的政党选上了台。这些政党为谋求连任会不计长远后果将许诺付诸实施，而在野党为了上台，在新一轮大选之时，必然会开出比执政党更具有诱惑力的福利条件，如此一来，政党间便进入了疯狂比价的状态。
这种体制上的缺失在欧美国家形成了这样一种悖论：政客们比谁都清楚，福利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了，他们知道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他们仍明知故犯，一味地投机于选民，因为民众的选票能做到“谁改革，谁下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福利改革方面，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与施罗德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却赢得2009年大选。这种可怕的悖论，令一直被视为施罗德衣钵继承人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弗兰克-******“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Steinmeier），在当年的竞选备战中，对“哈茨Ⅳ”方案噤若寒蝉、只字不提。
这种悖论不仅在德国发生，同样也在其他的欧美国家发生过、发生着，和即将发生。
第四方案——赖账
回顾人类金融史就能发现，有关主权国家的违约古已有之。在古代乃至现代的早期，入不敷出时，统治者们的习惯做法就是违约。最早的主权违约事件是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的提洛同盟（DelianLeague）。当时希腊的13个城邦中，有10个城邦不能按期偿还提洛金库的借款。而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权债务违约，则发生于13世纪末。英国向当时世界金融中心弗洛伦萨的银行家们借了一大笔款项，用于对法作战的军费。但爱德华三世在军事失利后，选择了对贷款违约。英国国王的这一行径让那些银行家们吃尽了苦头，当时较大的两家银行巴尔迪银行和佩鲁奇银行为此先后倒闭，在连锁效应下，弗洛伦萨的整个银行业遭受重创。
不知道是不是受此影响，总之，此后拖欠债务的行为开始在各大国中被频繁使用，并且这种行径近乎被制度化。一旦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各国的统治者就采用延期还款、重新安排债务或强制性债务转化，甚至拒不偿还的应对策略，而不是让政府破产。
债务拖欠，具体又可细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暂时性停止支付债款；二是“改革”，美国1933年废除黄金条款，以法币取代金币，以及中国在1921年和1939年实行“国内公债整理计划”都属于此列；三是彻底拒绝偿付，这大概是解决过量债务最简单的方法了。彻底拒绝偿付的最新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北欧小国冰岛。面对巨额债务，冰岛议会做出“必须还钱”的决议。按照流程，交给总统执行，但总统不同意还账。根据冰岛宪法规定，总统不同意的事情，最后需要交给全体冰岛人民投票决定，就是“全民公决”。于是，世界最热闹、最离奇的一幕出现了，公决的结果是：60%的冰岛人选择了“钱，不还了”。而这并非本世纪最早的主权赖账风暴，最早的主权赖账事件发生于2001年。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决定实施债务重组，违约债务高达950亿美元，阿根廷由此也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对于当前闹腾得最凶悍的希腊债务危机，美国的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给希腊的建议便是效仿阿根廷，也就是全面赖账不还。鲁比尼认为，希腊没有能力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率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因此，希腊只有重新使用本国货币并大幅贬值，才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而事实上，希腊有着比阿根廷更为丰富的赖账经验，自1822年独立以来，希腊处于违约或重组的年份比例就高达50.6%。也就是说，希腊于近两百年的自主史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处于违约状态中。
赖账的另一种方式是债务转换，所谓的债务转换就是将某种债券转换成另一种债务成本更低的债券。这种方式与债务拖欠中的第二种情况——“改革”在形式上有点近似，但性质却明显不同。债务拖欠中的“改革”，往往是主权债务人单方面的事情，它最大的特点是不透明，这就给债权人带来了很大的不可预知性。而债务转换则相对要透明得多，它会将相关的条款和内容向债权人通报。更重要的是，这种互换必须是基于债权人同意的，至少是形式上同意。最近债务转换的典型就是于2012年3月进行的希腊债券互换计划了。希腊债务互换的敲定，也令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主权债务重组。
对债务国而言，短期内赖账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毕竟它可以少还甚至不还。以希腊的这次债务置换为例，在本次私人部门的债务互换中，名义上私人部门将放弃53.5%的面值，但是由于置换后的债券利率更低，到期时间更长，事实上他们放弃的还有部分未来的利息收入。而根据估算，私人部门实际放弃了74%的债券票面价值。
但这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这种赖账法经常化，情况尤为严重。历史上，西班牙就为它的习惯性赖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557-1696年间，西班牙通过延期还款、重新安排债务或强制性债务转换等方式成功拖欠了部分乃至全部债务，但它的这一行径让其债权人高度警惕。1627年之后，金融家们对西班牙的短期国债尤为慎重，因为这些银行家已经从西班牙政府的习惯性行径中预见到，下一次的债务危机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他们手中的短期国债只会再次成为低收益的永久性国债。也正是基于这种慎重，西班牙的短期国债从1625年顶峰的1240万达克特跌至1654年几乎不到100万达克特。这说明西班牙的信誉已经破产，它再也找不到肯借钱给它的人了。除非能给出比其他国家要高得多的利息，否则，一般人都不敢再冒险将钱借给西班牙了。
古代尚且如此，资本流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日自然更甚，一个被抛弃的国家在金融和经济上必然会遭到重创。鲁比尼建议希腊效仿阿根廷，但阿根廷赖账不还的结果是，它为此经历了“失去的十年”（thelostdecade）。信用的缺失，使债权人对这些国家的债券再也没有投资购买的兴趣了。
对于希腊此次的债务置换，我们可以这样预判，希腊国债市场的参与度必然会越来越低。更重要的是，有了希腊减记债券的这一糟糕先例，其他一些欧洲重债国今后的借贷成本可能会大幅飙升，因为市场担心它们也会像希腊那样，不断地要求援助，甚至像希腊那样要求债务重组，强迫债权人接受债券减记的损失。
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就将面临真正的考验，其国债市场的参与度必然会越来越低。对于债务依赖型国家而言，借不到钱就如同汽车加不到油一样糟糕。这样必然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增长，特别是像希腊这样的欧元区国家。对美国、日本、英国等国而言，它们还可动用手中的货币手段，别人不买我的债券，大不了自己动手多印些钞票来购买这些债务。而这一办法在欧元区国家显然行不通，它们缺的正是这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