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状况下，官吏们目光短浅、患得患失，缺乏理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只想升官发财，不想尽职尽责，甚至谋人不谋事，遇事推诿。从中央到地方，机构重叠而人浮于事，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五)对这种以冗官为核心的社会灾难，“士大夫皆以为患，而言者为不少，”他们再三要求澄汰冗员，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包拯指出冗官成灾，使“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之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七)范镇也指出：“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当世之务，莫急于此”(同上书卷一百七十七)欧阳修也曾气愤地说过：“方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原因就在于“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冗滥之官，芜秽天下久矣。”(《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七)范仲淹也认为冗官使“贤不肖并进”，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因循苟且”，把“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等国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宋英宗也痛感“天下承平日久，内外因循，惰职者众”，“岁月既深，吏员猥积，”因而“欲去冗官之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他们把矛头都指向冗官根本的原因就是认为冗官是导致社会因循苟且的真正祸根。
因苟苟且的社会风气，不仅表现为统治阶级的腐败、国家行政的低效，官吏的庸碌，而且还表现为整个社会(包括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精神不振，困惑迷茫，人心不一，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想意识的混乱和知识界的沉闷，甚至道德观念的失落和道德的沦丧。因此，以社会改革为直接指向的忧患意识，振励人心，移风易俗，统一道德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一课题，使改革的进程自然直接地过度到了人的内在心性。苏轼在上书中指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短长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请皇帝“务崇道德而厚风俗。”(《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司马光也一再强调修身为治国之本。程颢在上书中也认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玉海》卷一百一十六)李觏也一再强调振兴道德为治国之首务，欧阳修积极提倡人格的完善和砥砺名节，提出“节谊为天下大闲，士不可不勉，”“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倾城复友。不肖君子，果能国乎”？(《新唐书》)并且以亲身的实践提倡气节、树立榜样。王安石对此更是深有感触，当宋神宗问他改革当以何事为先时，他断然指出当“以择术为先”，并认为过去一些好的改革措施之所以得不到贯彻实施，即是由于“择术未明”的缘故，也就是说思想不统一，意识形态的混乱阻碍了改革的深化。因此，确定社会的标准统一思想，以使社会意识形态一致起来，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他指出，历史上的治世，首先就是因为“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人们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有所作为，“学术不一，异论纷然”(《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科目上》)是造成思想混乱、道德不一，人心陷溺，改革横遭谤议的直接原因“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因此，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正风俗、励人心，“一道德”。
新一代的改革家，忧国忧民的精英们，从“庆历新政”的失败的深刻教训中，还看到了皇帝的思想立场是改革成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要皇帝始终不移地、坚定地支持改革，最重要的就是皇帝要有这种深沉真挚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要有“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在嘉佑末年的《上时政疏》中也指出：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
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元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趣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
改革的成败全在于“人主”的“至诚恻怛”的忧患意识。“至诚恻怛”之心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主”要振作精神，励精图治，而不能因循苟且，得过且过；要以社会安危为己任，长虑后顾，革除因循苟简的社会风气以振励人心。他指出，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都是因为“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偷合苟容而卒致败亡的。所以，“人主”只有以“至诚恻怛”之心忧天下之忧，人们才能以“人主”之忧为忧，齐心协力，以图振奋：“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宋史·王安石传》)“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上时政疏》)因而，人主只有“以吾至诚恳切之心，力行而为之倡”，以身作则，才会真正形成振奋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只有“悉其耳目心力”，全心全意“以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则“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人主”的“至诚恻怛恳切之心”的再一个要求就是要“抗流俗”。不为庸俗所羁绊，是“人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的直接保证。
王安石指斥“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并告诫“人主”说，“人主”与流俗的斗争实质上是“人主”与”流俗”争天下的斗争，“人主”是没有与“流俗”同流和妥协的余地的：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轻重，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是所以纷纷也。(《宋史·王安石传》）
这种看法当时很是打动神宗，令神宗有所警惕。的注意振励最高统治者的精神，寻求改革的支持和保障，正是王安石变法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的经验和教训。这也就是后来二程批评王安石专“去人主心术加工”(《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的由头。
总的来看，北宋中期的这种忧患意识的核心是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和对国家振兴的殷切希望，其直接指向是改革更新和反对因循守旧，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先进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是忧患意识的主体。刘敞说过：“劳力者安、劳心者忧”；“忧大者虑远，忧小者虑短”(《杂说》)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全面，但也说明了历史上的忧患意识大多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说明了当时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先进知识分子已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忧虑的不是一己之私利，而往往是国家兴亡，人民安危。它的基本要求是，为了成功地进行社会变革，就必须努力破除因循守旧的社会风气对社会变革的巨大阻力，创造出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思想舆论环境，使国家官员、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昂扬奋发，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简单地认为它是地主阶级走向没落的无奈的呻吟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肯定，忧患意识是一种刺激社会进步的力量，它是对历史经验的深沉反思，是新的理性的树立，是社会改革者们的理性和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是新一代改革者们在这种忧患中探索了社会改革的出路，酝酿了下一次的重大改革。
2.对人才问题和学校教育的普遍关注从变法的失败中人们认识到，改革的人才，特别是各级中下层官吏对改革的态度，也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各级官吏是改革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是改革的主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改革的承担者，是改革的对象。因此他们对改革的理解与承受，决定着改革事业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社会改革的冲击波又把人才问题推到了浪峰波巅，人才的价值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改革中具有了突破口的意义。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这一改革大纲奏疏中，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的核心，就是要选拔一批拥护改革，具有实际从政能力，通晓政令案牍、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吏。
在《奏乞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的奏议中说，现在各级官吏中“能政者十无二、三，谬政者十有七、八”，这是国家“因举荐擢任者少，以资序考进者多，才与不才，一途并进”所造成的恶果。因此，他大声疾呼：“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选贤任能》)“若不急于求人，早革其弊，诚国家之深忧也。”(《奏乞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利》)在他看来，人才是治国安邦的关键，人才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天下的兴衰荣辱。欧阳修也提出破格选拔人才，“尽去寻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并认为，“苟非不次以用人，难当今之大患”。(《欧阳文忠公集·论军中选将札子》)破格用人本身就是对现存价值观念的否定，对现存秩序的否定，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所以他还指出：“方今天下之广，不可谓之无人，但朝廷无术以得之耳，宁用不才以败事，不肯劳心而择才，所以无人可用。”(同上书《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苏轼在上书中也把人才的重要性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他说“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策论》)在熙宁众臣的奏议中，人才问题始终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个有关国家政治的重要问题。
王安石把人才问题与社会改革在本质上联系起来，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自觉。他把人才视为国家的栋梁、改革的前提和依靠。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材论》)“众建贤才”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治乱兴衰：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兴贤》）
他举例说，商之兴，就在于有仲虺、伊尹等贤才而能用之；商之亡，就在于虽有三仁而不能用。两汉之兴，就在于有萧、曹、寇、邓等贤才而能用之，其衰就在于虽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等人而不能用之。王安石甚至认为，国家的命运就维系在这些贤人忠臣身上，他们“存”则国与之存，他们“亡”，则国“与之亡”。
王安石从政治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变风俗、立法度、方今之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转引自《王荆公年谱考略》）
因为“俗儒不知变”，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培养和选拔敢抗流俗、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新人。他在嘉佑年间一些上书中，论述改革的中心问题就是人才问题，而作为他政治改革大纲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身就是一部人才学专着。在这一着作中，他分析当时变革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在位之人才不足，”“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世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不但如此，这些人还往往借推行新法而骚扰百姓，使新法反受其诬，人民百姓反遭其害。另一方面，“草野闾巷之间”人才也“未见其多也”也就是说，改革事业首先面临的难题是改革人才的严重匮乏，“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因此，要想进行社会变革，必须首先要重视人才，人才问题在变法中具有了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
他说：“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其势未必能也。”“然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王安石认识到，没有众多的拥护变法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要改变社会风气，顺利地进行变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实行变法，“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上五事札子》)他认为成周之时是历史上最进步完美的时代，就是因为那时制度完备，人才辈出，是官、人、法和谐结合的典范：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先后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周礼义亭》）
对于国家法制来说，培养官吏人才是至要的。没有合格的官吏人才，政治设施再好，也得不到贯彻实施，政治也不得清明。合格的，对于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充分理解和完全掌握的官吏人才是国家政治改革的保证。因此，“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这个思想，在他这一时期的几次奏疏和文章中都一再加以强调，如在用上文中他还说：“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嘉佑六年(1061)《上时政疏》对此说得更明白：“盖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广泛地培养人才)不足以保守。”“贤才不用，法度不修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大明法度”和“众建贤才”，即政治改革与人才培养和选拔，是治理国家的两件根本大事，就好象一辆车子上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就要导致天下的大乱。
总之，对人才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接受，反映了社会对改革主体的价值自觉，是理性精神的要求和主体价值得到社会普遍肯定的集中反映，也是改革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在理论价值上来说，社会对人才的普遍重视正是改革由外部对象世界走入人的内在心性的中间环节和现实契机。
对人才的内在价值的肯定所涉及的是人才的规格和培养问题，即只有拥护改革并能够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的人才是有价值的，才称是人才。因此，从改革的指向和发展来看。相对于从现存秩序中选拔现有人才而言，培养和造就新型的人才是更具积极意义的。由此，在当时的学校与科举之争中，学校教育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改革议论中都表现出一种要求以学校教育统一科举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