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纲常”教育思想与《春秋繁露》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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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董仲舒的学术活动(4)

原来大火的意思在于教汉武帝剪除不庭的诸侯,杀戮不法的大臣!自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而遭杀身之祸以来,诸侯问题一直是一个既难办,又难言的棘手问题,董仲舒多年为诸侯相,他对诸侯王骄奢跋扈的揭露,并不是危言耸听。他甘冒当年晁错杀身之祸,敬献忠言,体现了一代大儒勇于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是,当时汉武帝并不买账,董仲舒因此差点丢了性命。董仲舒属草稿未上,以告发人隐私着称的酷吏主父偃来访,窃其手稿,经他一番歪曲注解,以为“有讥刺”,上奏给汉武帝。武帝下其书于群儒讨论,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系出师笔,以为“下愚”,于是将董仲舒逮捕法办,“罪至不道”,按律当死。其实董书所言,未尝不是武帝所忧,仲舒之获罪,并不在“下愚”,而于“私为灾异书”(刘向说)而已。汉代善言灾异的,武帝时有董仲舒和夏侯始昌,昭宣时有睦孟(仲舒弟子)和夏侯胜,元成时有京房和翼奉、刘向、谷永,哀平时则有李寻和田终术,他们借经立义,依物托象,幸而言中,仿佛神验一般,受帝王宠爱一时。可是董仲舒被下狱,夏侯胜被囚禁,睦孟被诛戮,李寻被流放到底天命有没有呢?如说没有,他们何以累言累中呢?如果说有,那天命何以不能保护他的代言人呢?难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必受惩罚么?原来天命本难知,儒生们大谈天命,不过借以壮胆,为至高无上的君权制造一具精神枷锁而已。君王也要利用它,以给自己君权的神圣增添几道灵光。董仲舒既不是禀承圣命而谈灾异,也不是借言天命来歌功颂德,而是私为灾异,非议时政,这自然怪不得汉武帝不领情了。不过吓吓他已经够了,于是既定其罪,复又下诏赦之,仍以仲舒为大中大夫。董仲舒虚惊一场,总算有惊而无险。不过死的恐惧却让他“于是竟不敢复言灾异”了。却原来天命并不是处处高于王命,其实质倒是王命控制了天命。可是汉武帝这一负气使性的行为,却给他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数年之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多次触犯刑法,滥行淫威,甚至杀人全家,毒死朝廷派去的二千石长官;淮南王、衡山王竟然谋反,胶东王和江都王都知道其事,私下打造兵器,准备起兵响应。事发之后,汉武帝尚念及当初董仲舒的忠言,选派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犹后世上方宝剑)处理淮南王案件,步舒依《春秋》之义断之,不需请示,回朝奏事,武帝皆以为是。其时乃元狩元年(前122年),上距董仲舒言灾异仅七年时间,可见董仲舒当时的预告还是很准确的。

3.胶西相·公孙弘

董仲舒自大中大夫,又曾出为胶西于王相。这次出相还与董仲舒的学友--公孙弘有关。公孙弘是齐人,早年放猪于海上,是个猪倌出身。年40余乃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业。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其年纪已经60。因出使匈奴不称圣意,免职家居。无光五年,再举,对策第一,再为博士,后历内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公孙弘是第一位儒学丞相,这标志着儒学在汉代统治地位的确立。他为相之初,董仲舒曾致书,希望他“大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礼贤下士,精心考绩。史载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于是公孙丞相东阁延贤,与燕昭王的黄金台一样,成为求贤佳话,流芳百世。公孙弘为人又极简朴,“为布被”,“食一肉”,“脱粟饭”,一时竟誉为贤相。他对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也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他上书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名额,专教士子以儒学。秦及文景虽设博士,但只掌问对,而不从事儒业;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以儒为业,但不收徒;公孙弘建言之后,中央专为博士置定员,以儒学授徒;并年考月课,择优授官,使儒学迅速普及开来,也使儒生获得实惠。董仲舒对策在理论上为儒学的推行扫平了道路,但具体实施,却是公孙弘为相期间完成的。他与董仲舒的关系当初也不错,公羊学在汉代走红,即是公孙、仲舒二人联手的结果。史说汉武帝曾令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论《公羊》、《谷梁》二传优劣,董仲舒长持论,善着文,而江公却呐于口,不善言。加之当时公孙弘为丞相,在整理辩论稿时,袒护董仲舒,使公羊学大获全胜。汉武帝于是“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儒林传》)。

公羊学在汉代获得独尊地位,也是董仲舒为其制造理论,公孙弘为之实行的。他们的关系有点像韩非和李斯,汉人说:韩非着书,李斯为相;韩非立说,李斯实行。李斯为学不及韩非,忌其才,谮之于始皇,韩非遂毙命于狱中;公孙弘为学也不及仲舒,故排之于朝廷之外。史说公孙弘为人善谀,“希世用事”,从前辕团曾警告他“勿曲学以阿事”(同上)。但儒学要服务于社会。不“曲学”是办不到的;要想混迹于官场,不“阿事”也是办不到的。他知道怎样作官,更知道怎样取悦于武帝。“朝会议事,不面折廷争”,曾与汲黯等相约议事,等到武帝面前,尽背前约,一切顺从皇上旨意。天子见他为人谨慎,辩论有余,但又不迂腐不过激,像个长者,且熟悉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遂大悦之(《史记·公孙弘传》)。在儒者中,他是善谀者;在善谀者中,他是儒者。在这两类人中他都占有优势。明习儒学,满足了武帝好文的爱好;善于吏事,满足了为官的条件;而阿事善谀,更满足了人君的虚骄心理。故为官累迁,至于三公。这当然与“为人廉直”的董仲舒格格不入,曾斥之为“从谀”。“谀”是公孙先生高出伦辈的看家本领,董仲舒的指责无异于削夺他的饭碗,让他恨得咬牙切齿!

《汉书·冯衍传》说:“董仲舒言道德,见疾于公孙弘。”一个讲儒术以道德为宗,一个研儒术为了“希世用事”,宗旨不同,难怪公孙弘不高兴他了。再加公孙先生为人又有点忌贤妒能,外党内刻,凡是与他有仇隙的人,表面上与他情好无隙,亲密无间,私下却设法报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被迁于胶西,都是他的杰作。

胶西王刘端,也是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其为人“强足以拒谏,知足以饰非”,行为怪僻,阴狠险毒,相二千石至者,若奉朝令行事,他就暗中寻找过失来陷害之,有的甚至被毒死;若与他同流合污,又难逃朝廷的惩罚。小小胶西国,竟是出生入死的鬼门关!汉武帝正为派不出恰当的相国发愁,公孙弘适时进谏说只有董仲舒符合条件,欲假手于胶西王除掉骂他“从谀”的人。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董仲舒此去定是凶多吉少。好在胶西王久闻董仲舒是正直的大儒,一善待之,并不为难他。《汉书》说: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在胶西为相,不异于虎穴栖身,与狼共舞,久必获祸。仲舒恐日久生变,遂以老乞归。

罢相家居,董仲舒已年逾古希,穷居陋巷,依仁游艺,“终不问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但他并没有高蹈肥遁,不问世事,而是魂牵斯文,忧国忧民。朝廷凡有大事,常下诏垂问,刘向说:“(仲舒)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尝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

(《汉书·刘歆传》)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者和延尉张汤前往董宅,“问其得失”。董仲舒引经据典,一一作答,皆有条理,共决大案要案232件,后编为《春秋董仲舒决狱》一书,成为汉晋之间司法断案参考的经典文献。他还常常就重大时政发表看法,上疏献计献策。

关中民不好种麦,他根据《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熟则书的通例,建议多种冬小麦,以避饥荒。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建议限民名田(占四),抑制土地兼并。他揭露西汉社会“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的残酷现实,要求统治者“薄赋敛,省徭役”,“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当时武帝外事四夷,特别是与匈奴的战争,使天下虚耗,户口减半。目睹那一场一场痛苦的较量,董仲舒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他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对于像匈奴这样的贪人,他主张“与之厚利以没其志,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使其进有所贪,退有所忌,庶几可达到“胡马不窥于长城,羽檄不行于中国”,与邻为睦的目的(《匈奴传》)。凡此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刑法、外交等各个方面。有的建议得到武帝采纳,施惠于民。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忧患型人物,进亦忧,退亦忧,就像范仲淹说的那样: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自孔子以来就形成的中国儒者人格,当然也是被誉为“统儒”的董仲舒的天性。这种忠君、忧国、爱民的忧患,一直伴随董仲舒终生,直至死而后已。班固叙传赞曰:“抑抑(严谨)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悬车,下帷罩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实为公允之评。

约太初初年(前104年),董仲舒以年老,寿终于家。葬于西安城内胭脂坡下。汉武帝曾从此经过,特下马步行以示敬重,一时文士,莫不下马,故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仲舒死后,家徙于茂陵,其子孙皆以儒学至大官。其弟子作官的至为命大夫,其为郎、谒者、文学掌故等官者以百数。不愧为一代宗师。

(四)上继往圣起绝学下为万世开太平

相传孔子将死,遗下谶书说:“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巅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说:“董仲舒乱(治)我书。”(见王充《论衡·实知》引)所谓孔子遍谶,明显出自汉儒伪造,不过此话正好反映了秦汉之间儒学的两大转折。是秦始皇焚书造成儒学式微,又是董仲舒治经振起了往圣的绝学。王充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文王既没,是孔子发明其文章坠绪于乱世;孔子既没,是董仲舒宏扬其学术于微绝。刘歆更具体地说:“仲舒遭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可见儒学至董仲舒实一大转折。范文澜先生论这种转折作用说:“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成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中国通史》第二册,151页)这是完全合符实际的。刘歆说他“令后学者有所统壹”,就是统一在董仲舒所创立的阴阳五行化了的新儒学体系之下,他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西汉第一儒学大师,即所谓“群儒首”、“儒者宗”。

董仲舒一生着述甚富,《汉书》本传说:“仲舒所着皆推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几百二十三篇。”这部分着作多为杂着,包括说解经义的论文、上书、文告之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着录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当即这些文章的汇编,除了一些残篇外,大部已经失传。本传又说:“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王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今《春秋繁露》一书,凡八十三篇,内中《玉杯》、《竹林》篇,当即“说《春秋》事得失”类着作。《汉书·艺文志》又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动传》作《春秋断狱》,为张汤等人向仲舒请教断狱的案例汇编,晋以后失传,清王谟、马国翰有辑本。《春秋繁露》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因不见于汉志,曾一度受人怀疑,其实就今本《繁露》与《汉书》本传所载《天人三策》对照,许多观点实为后者的引申,《春秋繁露》一书,纵然有后人掺入的内容,其主要篇章还当出自仲舒本人,与《天人三策》一样是研究董仲舒学术思想的主要资料。此外,《汉书·食货志》、《匈奴传》、《五行志》也有他的言论;《史记·太史公自叙》也对董仲舒的学说有所称引。现都比较集中地保存于严可均辑《全汉文》之中。在这些着作中,董仲舒贯通天人,纵论古今,博采百家,为原始儒学向经学的过渡,做出了重要贡献。

1.兼容百氏,独尊儒术

如前所述,是董仲舒在对策中“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直接促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从而实现了儒学从诸子向经学的飞跃。不过,“抑黜百家”是从研究百家,吸收百家开始的;“推明孔氏”也是从改造孔氏,构建新儒学体系开始的。对诸子百家的认识不始于董仲舒,《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淮南子》的《要略》,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皆是,但都是此非彼,排斥异己。董仲舒也对诸子百家进行了钻研,但并不简单地否定,而是在推尊儒学的同时,暗中吸取诸子学说,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组建适合西汉社会大一统局面的新儒学体系。

范文澜先生说:“《易经》的阴阳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首先实现了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的统一。《易传·系辞》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董仲舒弓呻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之任德不任刑”。将儒家重德轻刑说与黄老刑名、阴阳家结合起来了。

黄老刑名之学实际是先秦道家与法家理论的混合体,既讲虚静无为,又讲积威使术。董仲舒也作《保位权》专申其义:“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君主应该无为、不言、无声、无形,神迷莫测,然后才能成为大臣畏惧,天下离不开的根本。又说:“国之为国者德也,君之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是故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将儒之德教与法术势结合起来了。

五行学说本于儒家经典《尚书·洪范》,战国邹衍用五行生克原理来解释王朝更替,形成“五德终始之运”说,认为具有木火水金土五德的王朝相为代替,周而复始。董仲舒一方面承认王朝更替,有道伐无道的合理性:“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天命靡常’,言天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另一方面又以五行相代理论,认为新王朝诞生后,必须改正朔,易眼色,以示禀承新王之命(《三代改制质文》)。于是遂将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说与五德终始说融为一体了。

墨家主张兼爱利民,董仲舒则借以修正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也。心不得义不能乐,身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所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也。”(《身之养重于义》)在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中加入了墨学重利利人的内容。

董仲舒还吸收先秦名家“循名责实”说充实儒家“正名”的思想。

他认为“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名号是圣人体察天意制定出来的,任何一种称谓都包含着一定的职份和义务,譬如天子、诸侯、大夫、士、民,其命名都各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