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纲常”教育思想与《春秋繁露》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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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董仲舒的学术活动(2)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因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泰、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无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虫分)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虫分)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县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虫分)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虫分)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死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2.贤良对策·第一策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团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

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之所铸。”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被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

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

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

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3.第二策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岂为虚语哉!本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

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旗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惨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

前者说的是指导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后二者讲教育和选举问题。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贤之诏,而郡国却无贤可荐。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都是“长令不明”造成的。

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任子”和“货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恩前子弟为官;赀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形式的任官都不考虑实际才能和品行。他揭露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结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

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贤否,如果所荐贤能则有赏,不贤则有罚。这就迫使大臣们以求贤识贤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

同时,在官员升擢上,董仲舒疾呼:“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

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就使贪与廉、贤与不肖判然两途,皎皎易识了。

4.第三策第二策在意识形态上调合孔老,而归宗儒本,这反映黄老思想在西汉流行数十年之后给儒者造成的畏惧心理,因为辕固生下圈斗彘、赵绾王臧下狱至死的殷鉴不远;同时这也是董仲舒多年潜心研究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学的学术成就。他对西汉宫制的抨击,也深中时敝。但是,他把西汉社会未臻大治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和吏制的失误,这未免简单化了。在武帝看来,其调和孔老有似于模棱两可,其论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让亟欲刷新政体、力矫时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满意。于是三降纶音,重申天问。在策文中,武帝责问董仲舒对策“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熟)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徵”。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曰:“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言下之意: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而又有利无弊的经常之道呢?对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了着名的、影响千载,同时又是毁誉不一的哲学命题: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