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故事还有，那就是分山薯，这是相当古老的故事。说的是很早很早以前，村里的一位长者分给三个年青人一个大山薯，薯仅一个，人却有三，僧多粥少。于是三个年青人你争我夺，谁也无法独享。相持之际，一位青年采取“超常性思维”——挥动铁锹将大薯捣了个稀烂。另外二位见了，不仅不恼，反而乐之，拍手叫好：“打烂得好，打烂得好！”
近日读报，一则“过时新闻”令人心有震惊：诺贝尔奖金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获奖者按国籍统计已分布到近50个国家。新中国科学界已奋斗了半个世纪，可至今仍与此奖无缘！
中国人笨乎，傻乎？世界对新中国不公道乎？不！历史证明，中国人并不笨也不傻，新中国科学界也至少有一次机会能获此奖。那是在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顶划时代的科研成果，也曾一时令国际科学界轰动、震惊。70年代起，开始有人提名为牛胰岛素研制者颁奖。然而，名单的上报却成了大问题。当时中国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最初提了几个名单，后来就不行啦，你要上我要上他也要上，梅雪争春互不让。争来闹去，名单排上长长的一大串。无法子，最后达成了这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决议”：“要上一块上，要不上，都别上！”就这样，一个好端端的世界性荣誉大奖就从中国人的手中溜走了。（见《中国科技信息》1998年第二期）
读罢这则资料，那心未免有点悲怆，而更多的还是沉思：我泱泱文明古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粹”，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多么的强大！鲁迅笔下的可悲的庸众的“国民性”，小时候家乡的“公道”，还有那则可笑的“分山薯”的故事又浮现在眼前。
俱往矣。尽管这码事是早已过去了的“野话”和笑料，但谁想到类似的事儿居然在当今的生活中屡屡出现。某部门物色一个岗位负责人，头儿甲提名A，头儿乙提名B，头儿丙提名C，经过一番争斗拼搏，其结果是：既不是A，也不是B和c，而是D。旁人不得其解，可头儿们心中是小九九透亮：要么一起上，要么都不上，要么干脆换他人！这叫做“协调”，或者叫做“摆平”。人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镜头：有一个局长人选，县长提名要这个，书记提名要那个，最后的结果是：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往往是并无多大政绩，而运气却甚好的“另一个”。这种流弊，已经成为当代官场卜不成文而又为人津津乐道的“铁律”。
短文写到这里，理应打住，然而，今时的类似于“分山薯”、“诺贝尔奖金”之类的官场上的那种“摆平”的“铁律”总是在如此令人呼呼生气而又啼笑皆非。对咱们这号传统观念和体制上的“劣根性”，是不是也该到了“挥起扫帚”的时候了？
《特区展望》，2000，第1期
小偷揪贪官
小偷能揪出贪官？真是天方夜谭。
然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事。据《工人日报》报道，原广东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李军（正厅级）因涉嫌巨额受贿被查处，其首功应归于一群小偷。那天，小偷们潜入他家作案后逃之夭夭，两个月后则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出了一个惊人的案情：他们除了从李副局长家窃得现金人民币和港币各十万元外，还有一张65万元人民币的存折，以及数本价值总计近300万元的港币存折。好家伙，这位李副局长的家产至少在400万元以上！
类似的案例还不少。原浙江省萧山市市长莫妙荣在竞选市长前就被群众举报有问题，却继续高升，直到小偷打开了他家的保险柜才被拉下马；吉林省前郭县原公安局副局长潘海清，在当地为所欲为不可一世，要不是小偷光顾他和情妇的豪宅，谁个能撕开他的画皮？还有那位吴锦嗣先生，原系浙江省桐乡市长，平日里最爱宣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暗地里傍大款，捞黑钱，直到小偷将他的底细“偷”出来，他才不得不低下高抬的头。（2000年11月7日《广州日报》）
小偷揪贪官，应该说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破案”手段。一是“铁面无情”，不管你是大贪官、中贪官或小贪官，只要符合“偷”的条件，没说的，不像某些纪检或司法部门人士那样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不打“老虎”只打“苍蝇”；二是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说偷就偷，说认就认，且证据确凿，“破案效率”高，不像某些纪检或司法部门人士办案那样磨磨蹭蹭，晴转阴来阴转晴，一个案子一拖三两年不在话下；三是“破案成本”低，盖因小偷素质低下，公安人员可以三两下子就让其“供认不讳”，还拉出贪官的大宗不义之财，不像正儿八经的纪检或司法部门破案，又是侦查又是外调呀，弄得办案费用居高不下。
小偷揪贪官，是好事还是坏事？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眼光。他们说：痛快，痛快！能把贪官揪出来，能不大快人心吗？老百姓从来是朴素和实用的，他们最痛恨的是贪官，谁个能把贪官揪出来，谁就是立功，就该感谢谁。更有偏激者这么说：“小偷偷东西虽然犯法，但能揪出贪官，功大于过，相比于一般的毛贼，还是个好小偷。”
然而这小偷真的那样痛恨贪官，想揪贪官？非也，小偷的宗旨在于偷，谁个有钱财就偷谁个，而贪官的黑钱最多，咱就“黑吃黑”，他被咱偷了往往不敢报案，因此贪官便成了作案的第一目标。而在小偷眼里，“揪贪官”也是件“立功”的事，有一伙潜入一贪官家里作案偷到了巨额金钱的小偷，后来给逮住了，三两下子就供认出贪官的底细，属于“小偷揪贪官”。行窃自然要论罪，可这伙小偷自恃“破案”有功，对办案人员说：“我们破案有功，能不能将功赎罪？”
但是，在法律面前，小偷永远是小偷，偷窃就是犯法，犯法就得治罪，古今皆然。你偷了东西揪出了贪官，做好事让百姓拍手叫好，但你犯了偷窃罪，法还是要治你的罪，不然就不成其为法治。
老百姓是淳朴的。淳朴到“靠小偷揪贪官”的田地。然而，揪贪官这码事儿能靠小偷吗？要知道，揪贪官，靠的是党纪国法，靠的是民主和法制，靠的是咱们的纪检和检察院而决不是小偷。
令人扼腕沉思的是，为什么有些贪官，群众骂也骂了，告也告了，指戳也指戳了，纪检和检察部门查也查了，可就是“你能奈我何”？年复一年没事儿，他贪官大人照样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可要是撞在小偷们手里，一夜里就给扯出了沸沸扬扬的大案要案。为什么老百姓要为揪出了贪官的小偷叫好，记功？难道小偷真的比咱们的纪检、检察部门还行？从老百姓的叫好声中，我们是不是可以领悟出他们对一些纪检和反贪部门“恨铁不成钢”式的批评、怨艾和期盼，从中看到反腐败的艰巨性、复杂性，还有反腐败机制及其运行上的某种缺陷和弊端呢？
《团结报》，2000．12．14
“三盲”“三问”
据《南方周末》报道，山西绎县法院出了个“三盲院长”（“三盲”，即文盲、法盲和流氓——笔者注）姚晓红，这可是个全国不可多得的活宝。
说姚晓红是文盲，并不那么准确，因为此公到底是小学文化程度。此公是实打实的常闹笑话，时常在签名支出时将“准支”（准予支出）写成“淮支”。严格来说，此公是一个半文盲。若说他是法盲，他完全够上这个格：身为法院副院长，指使干警将无辜百姓关押或吊起来毒打致残或致死，并殴打拍摄者，再硬逼照相人承认自己是到法院抢人，甚至强迫死者家属下跪书写“感谢人民法院对其严格教育好”的字据。此公有一句口头禅：“什么法？我的话就是法！”说他是流氓，是因为他那一派流氓恶霸作风：要喝人奶，便令干警四处寻找，每天喝两瓶，一直喝了两个月；他要吃蝈蝈防治糖尿病，便先后派出20个干警抓蝈蝈。此公属县里一霸，肆意欺压百姓，爱打谁就打谁，爱抓谁就抓谁。县里的百姓最怕他，小孩哭的时候，只要家长说一声“姚晓红来了”，小孩马上吓得不敢出声。
好在这“三盲院长”终于栽了，受到了法律的严惩。然而这里头的过程总在叫人吃惊：几经周折，老是“拿不下”。要不是党中央总书记的亲笔批示，恐怕无了了日。更令人瞠目的是，中央工作组决定要抓他了，24小时内竟然有200个电话给他通风报信；甚至被判了无期徒刑，还有人在为他住进高干病房撑腰：“要是姚晓红死了，谁负责？”……
读“三盲”，心在颤抖，不禁要对天三问：为什么原为工人的“三盲”人员，能够平步青云，坐上和坐稳“院座”，且横行霸道，为虐多年？为什么都将之捉拿了，他还是如此得人心，还这么耳目灵通，还这么高贵，住高干病房？为什么一个副科级干部贪赃枉法，却总是逍遥法外，非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批示才能得以绳之以法？
这里头的文章，不能不令人扪心深思。
《四川统一战线》，2000，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