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由三、四品以上大臣充任军机大臣，随侍皇帝左右，直接听命于皇帝。但是军机处没有独立性，既无官署，亦无专官，更无属吏，不是一个独立正式的衙门。军机大臣绝对听命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行动和决策的权力。因此，军机处不会脱离皇帝的控制，便于皇帝掌握实权。这种制度——直为此后历代皇帝所沿用。
应试举人为何称为“公车”？
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5月2日，由康有为在各省进京会试举人的赞同下向都察院呈递上皇帝书，要求拒绝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里的“公车”指的是进京应试这些举人。为什么清朝称这些进京应试的举人为“公车”呢？
早在汉代，便有了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后来，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为了发展文治，需要笼络天下的知识分子。顺治八年（1651年），朝廷做出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即应试举人的路费由政府的布政使供给，路费的多少，因路程的远近而不同。广东琼州府最多，每名三十两，山东最少，每名只有一两。其余地区，由三两至二十两不等。另外还规定，云南、贵州和新疆的应试举人除每人发给白银三两，还发给火牌，凭牌供给驿马一匹，车上插一面“礼部会试”黄布旗，这样，“公车”就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
你知道“八百加急”有多快吗？
“八百里加急”到底有多快呢？这与古时候皇帝和各地方官员，以及地方和地方之间传输信息文件有关。比如传送圣旨，圣旨当然要越快越好，于是就有专用的传输站，即驿站。
古时候的驿站，在官道上设立，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递铺用以传递公文。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递铺传送。等级分明，须得严格执行，否则将会影响传递速度。
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800里。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死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
诗人岑参曾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按唐政府的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500里。
据《大唐六典》记载，唐代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有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或称“驿卒”、“驿隶”。驿站使用的凭证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邮符”，官府使用时凭勘合；兵部使用时凭火牌。使用“邮符”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过境有特定任务的，派兵保护。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驿站的接递如果要从外到达京城或者外部之间相互传递的，都要填写连排单。
唐朝法律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招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一般强盗不会去动这些重要文件，免得招惹官方的拼命剿杀。而在交战时，应早料到敌方会打埋伏拦截情报，至少会多途径多人携带文书以防万一。
到金代时，为了适应军事需要，加强通信联络，仿宋王朝在辽宁地区建有的递铺。这时的递铺和驿站归朝廷统属兵部领导。到了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强化了驿站制度，这也成为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明代时候，各干线道路上均有驿站，还设立了递运所。递运所独立于驿站，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由各地卫所管理。递运所开始设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它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
古代的驿站，虽然速度和数量无法与现代相比，但是其严密的组织和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面也并不逊色，这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驿站与当今的邮政系统、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货物中转站、物流中心等，有异曲同工之美。
巡抚、总督、都督与提督各是何职？
巡抚、总督、都督与提督的职务是不一样的。
（1）巡抚。始于明太祖令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后来每年都派中央官员巡抚地方。这一时期，巡抚性质同于“钦差”，本身不是官号，没有品级，例兼中央监察、组织部门的都御史和吏部尚书、侍郎等官衔，以便主掌地方官吏考察和军民安抚。因为属中央官，所以有事派出，事毕返京。宣德二年（1427年）以后，由于地方动乱，开始常设巡抚，并开始了以省为管辖单位的巡抚制。巡抚职权不断扩大，不仅掌政，而且掌军，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军政首长；但其中央官性质未变，还必须经常汇报地方军政事务。清代康熙（1662～1722年）以后，全国除直隶、四川外，每省都设一员巡抚，规定了巡抚品级。至此，巡抚才正式成为地方官。但仍遵行旧的兼衔制。战乱时期，各地巡抚互不统属，往往贻误军机。为统一调度，就设置了专管军事的总督。
（2）总督。管辖一省或数省军政的地方最高长官，这个职称起于明朝。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常设两广总督以后，才开始了正规的跨省总督制。但明代的总督，主要负责军务和粮饷，还不是固定的职务。但从此总督职权日益扩大，兼掌民政，实际上逐渐成为地方军政首长。清康熙以后，总督成了正式的封疆大臣，品级为一品，军政民刑都管。其时全国共设直隶、四川、两江、湖广、闽浙、两广、云贵、陕甘八员总督。
（3）都督。汉末就设置都督，三国时有“都督诸州军事”，周瑜，就是吴国的都督。都督一职，在汉末设置时，主要指领兵打仗的将帅，一般不理民事。魏晋以后有些都督往往兼任驻地的刺史，这样就总揽了军政大权，形成了“军管”。唐代各州都设都督，大都成为当辖区的军政总首长，往往会形成“割据”的独立王国。
（4）提督。这个官职主要是在清朝成为要职。提督分两种。一种是提督学政，各省一人，掌学校政令，负责岁、科考试，考察师生的优劣，又称为学政、学台。凡全省大事，他有权和督、抚一起参加讨论。另一种提督，即提督军务总兵官，负责一个省的军务。他是从一品，与总督同，比巡抚、藩台、臬台三大宪的品级还高。
何为补服，何为顶戴？
补服，又叫补子和背胸，是古代官服上的一种徽饰，用金线和彩丝绣成鸟兽形象，补缀在官服的前胸和后背，标识官的不同等级。
清代，文官绣鸟，武官绣兽。文官：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紫鸳鸯，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另外，御史、按察使、提法使这类执法者，均绣獬豸。红顶子，又称顶戴。清代冠服制，帽顶上有珠饰，一品红宝石，二品花珊瑚，三品蓝宝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石，六品砗磲，七品素金，八品花金，九品花银。
冠和冕都是指帽子吗？
所谓的冠在古时也就是指帽子的意思，冠的两侧有两块玉，表示充耳不闻的意思，就是说不好的话语听了就当没听到，前后都是由珠子穿成的帘子，表示视而不见的意思，就是不好的东西看到了就当没看见。而冕也是一种帽子。“冕冠”合起来就是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祭祀时所戴的礼冠。
帝王在朝会、宴享、出征时也都戴冠，比如通天冠、进贤冠、武冠、獬豸冠。通天冠是秦代以后，皇帝在朝会、宴享等场合戴的一种冠。这种冠一直沿用到明代。进贤冠是汉代以后的文吏儒士在平常上朝礼见君王时戴的冠。武冠是将士所戴之冠。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各国将士所戴之冠各不相同。秦统一了天下，也统一了冠制。武冠因为其造型高大而一直沿用至唐宋之时。獬豸冠是执法者所戴之冠。传说獬豸能辨别曲直，分清是非，它头上生有一角，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邪恶者。獬豸冠上就有一角，代表獬豸。直到明清时期，将獬豸移到御史的衣服上，獬豸冠才停止使用。
到了清代，明以前的传统服制都被废止。清代的礼冠有朝冠，用于祭祀庆典，它的帽顶有三层，最上是尖形宝石，中间为圆形顶珠，下层用金属底座制成。吉服冠，用于常朝礼见，只有顶珠和金属底座构成。常服冠，用于燕居，仅仅是用红绒编织成一个圆珠附缀于顶部。
为什么古代皇帝的龙袍上要绣有九条龙？
据《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二》上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龙袍属吉服的一种，明黄色，袍上绣有九条金龙图纹，故得此名。但为什么龙袍上绣有九条龙呢？
古人称帝位为“九五之尊”。在《易经·乾卦·九五》记载：“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为阳数，五为卦象中自下而上的第五个爻位。又《孔颖达·正义》：“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后来就以“九五”比喻君位。而龙袍上的九条龙有四条正龙绣在前胸、后背及两肩，前后衣襟则各绣有两条行龙。如此从前后看去都有五条龙，隐含九五之尊之意。不过算算，这样前后才只有八条龙，另一条龙呢？原来这一条龙是绣在衣襟里面，除非掀开外面的衣襟才能看到，所以龙袍上共有九条龙，正好符合九五之数。
龙袍上除绣有九条主龙外，在云领、腰部、袖口上也绣有体态较小的龙纹。而龙袍下摆斜排着弯曲的许多线条，则称为“水脚”，在水脚上还绣有许多翻滚的波浪，及挺立的山石宝物，称之为“海水江涯”，不仅蕴含着福山寿海绵延不绝的吉祥象征，同时也隐喻着“江山一统”、“万世升平”之意。
龙袍上的图纹主要是龙纹，还有凤纹、富贵牡丹纹、八宝纹等，在龙纹间也绣有五彩云纹、红色蝙蝠纹、十二章纹等象征祥瑞的图纹。当然这些图纹也都富有深意，五彩云纹是龙袍上常用的装饰纹样，有陪衬作用和象征吉祥；红色蝙蝠纹就是红蝠，取其谐音“洪福”，也是龙袍上不可或缺的装饰纹样。
龙袍是古代帝王专属的服饰，绣在龙袍上的图纹及其位置都有规定，甚至有的图纹或颜色只有帝王的服饰才可以使用，因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
“中堂”是什么官？
在反映清代宫廷官场的影片、电视片中，经常可以看到被称为“中堂”的大官。那么，“中堂”是什么官呢？
清初，朝廷的“大学士”是个空名，没有实权，后来，清朝政府为了满足这些大学士对权力的要求，往往让他们管一个部。而那时的京官，一般是一满一汉；就座时，分东西坐，当中是空的。这时，管这个部的大学士，就坐在中间，所以，人们对管部的大学士称“中堂”。时间一久，人们对管部和不管部的“大学士”都称“中堂”。
何谓国讳，何谓圣讳？
国讳指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有时还讳及其皇后及其父祖、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及其生肖姓名。外交上，尊重对方的国讳是重要礼节。由于国讳的严格性，一旦帝王名字中有一个常见字，就会给政治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帝王取名大多用生僻字，遵循“难知而易讳”的原则，并尽可能取单名。如汉高祖名邦，《书经》“协和万邦”改为“协和万国”。后汉光武帝名秀，“秀才”改叫“茂才”；清康熙帝名玄烨，故玄武门改为神武门，称范晔为范蔚宗等。
圣讳即“为贤者讳”，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大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
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甚至连孔子母亲之名“徵在”，也列入避讳之列。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从皇帝到平民百姓，从书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斤”，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从宋代起，姓丘的就因为犯了孔子的讳而被迫写作“邱”。
民间也有自发为圣贤避讳的现象。宋人郑诚非常敬仰孟浩然，一次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
避讳有哪些方法？
古代常见的三种避讳方法，即改字法、缺笔法和空字法。 缺笔法是用本字而省缺笔画。此法大约始于唐初，宋代以后颇为盛行。如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于志宁碑》为避讳，书“世”作“卅”。
空字法是将本字空而不写，或画以“口”，或书以“某”字，或直书以“讳”字。如汉景帝名刘启，在立他为太子时，有司因避讳而日：“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唐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唐人撰《隋书》，为避讳，将韩擒虎写作“韩擒”，空“虎”字。同书为避李世民讳，书王世充作“王充”，空“世”字。后人有不解避讳之意者，在传抄或翻刻时，误写作“韩擒”、“王充”。
改字法是用同义或同音字以代本字。以用同义字为最多。此法在秦汉时期已经使用，后代继续沿用。例如秦时，改“正月”称“端月”。这是因为秦始皇名政，与正月之“正”同音，因而避讳。五代冯道历朝为相，一次，他命门客讲《道德经》，书中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连犯冯道的忌，于是就把第一句念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古代司法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吗？
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在西周时期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到了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有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销，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