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家对于人们批评实用主义和进步教育在道德方面处于真空状态的意见作了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答复。这些教育理论家看到了科学、自由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他们在那些使人类有可能实现人类价值的方法和机构里找到了道德的立足点。他们承认，只有世俗的欢乐和满足才是重要的，但他们又发现，为了求得保存他们自己的方法，人们也可能作出自我牺牲。那就是说，一个经过批判思考所建立起来的事业，一个高于自我利益的事业，也就成了一种保存和扩大那些促使人类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社会方式方法的事业。这种事业就是受过训练的理智方法。献身于它的理由是因为经验的证据表明，这种献身可以象为我们自己带来欢乐一样地为人们带来欢乐。
批判的理智方法就是人类共同工作的一种方法。如果情况真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批判的方法是一种互相接受的方法、共同工作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和互相督促的方法，那么，它一定具有道德的意义。如果确是如此，那么，教育者就能够用理性批判的内容和方法建立一个有成效的、有生气的有关教育价值的纲领。
批判的方法乃是一种民主的方法。那就是说，它是一种自由的、公开检查的方法，经常要在公开检查的基础上修改其结果。它是一种广义的科学方法。它要求采取怀疑的、批判的和虚心的态度；它只把那些经过公开地、当众地、诚实地和明确地证实了的东西当作是真实的或可靠的东西。对于广义的人类智慧的信念一直是现代进步教育家们的信念，那就是说，他们热情地致力于探究、批判和实验---致力于系统的、细致的、活跃的、公正的观察和检验。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智慧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具有首要的教育价值。给智慧以这种突出地位，是因为它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卓有成效地使更多的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相信智慧具有首要的教育价值，这种信仰需要承担重大的道德义务。这个义务就是要承认：系统的、有指导的、公正的观察和实验，要接受所有参加人的批评和检验，这种做法要比那种不系统的、不审慎的、没有指导的、有偏见的、主张有特殊权威的做法优越。这样建立起来的真理始终带有暂时的性质。它们建立在公众承认的基础上，而经过检验的证据则是公众承认的标准。别人的证实并不是需要勉强接受的东西。别人的证实在寻求真理时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必要的因素。它可以防止产生幻觉和奇想，它是一个产生真理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决不是完备的，因为构成一个广阔无限的共同体的个人所作出的证实是建立一个完整命题的真理性的条件。
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是建立在和真理相同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建立在公众承认的基础之上，而公众承认的标准也是受到过批评的。
就同任何一个称为真理的特殊东西都没有特权地位一样，也没有一种政治的或社会的制度本身就是好的。正象一个称为真理的东西，只要在人们应用它时没有出现过反面的、无结果的事例就可以继续应用一样，一个政治的或社会的制度，只要它还继续有用，它就可能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采用。民主制度也是这样。虽然民主作为一种方法是同理智的方法互相关联的，但是，具体的制度和具体的社会形式却要不断地接受批判、审查和修改。从这种观点来看，民主的信念就是信仰智慧，它与任何具体的形式或组织无关。
同时，就象可靠的、有用的、被称为真理的东西，由于它们具有工具的价值而受到人们的珍视，又由于它们不断地变化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一样，那些可靠的、有用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是这样才得到人们的赏识。但是，我们是主人，由我们对这些社会制度作出判断。人类的制度要用人类的智慧来判断和控制，不管哪一种形式的社会组织都要受到批评。
在民主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参与批判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承认所有的人在批判的过程中都能够有所贡献。既然这种观点认为并不存在什么绝对固定的或永恒的真理，那么，在进行社会-科学的概括过程中，人就既是主体又是客体。那就是说，每一项社会活动的计划都要求在人们中间把各个个体联合起来。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实验材料的一部分。然而，因为实验的结果(其中也涉及到人)只有根据人们是否满意的情况才能衡量出来，所以，每一个人也必然是一个试验者、记录者和报告者。既然社会的实验是长期的，那么，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诚实地、无拘束地说话以及自由地记录和公布他们对于这种实验的反应就是极端重要的了。
在这里我们就有理由来为言论和出版自由进行有力的辩护，并强烈地反对审查制度。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拒绝听别人说话，禁止传播别人写的东西，我们就是在自己损害自己。既然真理来自人类的经验，那么，持异议者的声音是维护真理的一把利刃的尖刀。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持异议者是非常重要的；他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思想和制度上的缺点。持异议者所说的话或所写的文字是会刺痛我们的，他是使人不愉快的，他干扰我们；但是，他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弱点和刚出现的社会弊端。
当然，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是不严格的。我们利用智慧去努力管理人事总会受到那种不可避免的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选举人和立法者的偏见和既得利益)的牵制，还有记录上的混乱(报纸的编辑方针和记者的不满)，在题材上还有难以理解之处(国务院里有多少共产党员？)。但是，这些都是每一个科学家所面临的困难；我们经常在用不完善的和不完备的工具进行工作。理智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它坦白地承认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就去不断改进被承认为是不完善的工具。
如果有智慧是件好事，而且有了理智就有了自由，那么，为了保护自由，我们必须坚决让理智的方法存在下去。在我们检查是否称得上是智慧的东西时，从承认理智具有最高道德价值这个义务出发，我们就引申出一些人的行为和教育所“应该做的事情”了。
首先，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他独自一人才具有智慧。理智的方法就其性质来说，是社会性的。如果这个概括只是“对我个人”有效，它就简直不是概括。因此，可靠的概括应该对许多人都有效，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时候，处于什么地点，属于哪个阶级。扩大人类的共同性是智慧的使命，它也是理智的本质。每一个人的安全和幸福，依靠他在使用概括的原理时对于出现的一些消极的、无用的事例要保持批判的敏感性。在检查所有的概括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作出一些贡献。既然过去、现在和将来每一个人的生物构造、环境、个性和时间、空间上的地位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那么，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的某一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他可以从他的观点从他所处的地位---出发来进行批判。因此，他就能对人的智慧作出他的贡献。
可以把人类的智慧当作是一种伟大的社会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了。如果生命由于这个原因就是可贵的，那么，紧接着就要涉及对于教育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及有关健康和福利事业的问题了。如果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对于智慧的交流所作的贡献，那么，这种贡献就应该尽量扩大，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努力支持和扩大这种贡献。然而，这种努力应该看作是长期的，是要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集体之内进行的。有人建议要在不同年龄的人中间建立一种兄弟般的友谊---建议大家都要通力协作去追求真理。在抛弃了那种主张有绝对实体和完善真理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以后，我们必须把我们人类社会当作是智慧的最好源泉。这个世界认为指导行动的可靠原则主要来源于合作的探究，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极其需要互相帮助。
我们还要指出，在这种社会民主的观念中，一个人的地位是随着他所赢得的声望而转移的。一种见解，只要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就是有价值的，而不管这种见解来自何方。智慧的方法不考虑种族和门第。相反地，即使是最英明和最有远见的人，也必须承认他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和难免有错的；必须承认他们个人所作的贡献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的智慧是培育他的集体的智慧，而且，他的同伴的新见识经常会使他的智慧相形见绌。这种观点认为，在对人类智慧的这种想法中，我们找到了人类平等和个人谦卑的这个伦理的基础。还有人建议，我们要敬畏甚或崇敬集体；因为这个集体将随着时间不断扩大，而且，人们既是这个集体的继承人又是它的建设者。
最后，我们还可以特别强调诚实和正直，因为这是民主-科学道德的一部分。准确是一种美德；蓄意的弄虚作假将使一个人背叛他的伙伴和他本人。一个人必须讲老实话，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向他学习，他才能忠于他的理想，这种理想促使他成为他这样一个人并保持他的自由。
那么，在一个世俗的学校里，怎样进行道德价值的教育呢？建立那种具有指导价值的义务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危机的时候，是什么信念把男女老少联合在一起的呢？
首先，在人们过着明智的生活的时候，要忠于人类，尊重人类。
这种忠诚是对集体中的人的忠诚，是对从事文化艺术的人的忠诚，是对正在从事于改善自由训练、运用智慧方法的人的忠诚。这是最高尚的教育价值，因为这是创造善和再造善的手段。它是人们创造良好生活和再造良好生活的一个不断发展的方法。智慧的方法是一种极力创造人类幸福的方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是最有成效、最可靠的方法。因此，它就具有高尚的教育价值，而使智慧得到发展的教育实践就被人们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们还希望保持的另一种忠诚就是表现在民间传说、艺术和戏剧中的整个人类的经验。享乐是多种多样的，享受本身就是善。虽然我们主要是传授经过培养和训练的智慧这种最高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教育人们说，只有理智的经验本身才是唯一的享受，这将是不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曾偶然地因为一些不明智的事而得到过享受。
算命先生的预言实际上也曾实现过；在一个令人留恋的晚间，人们希望天上的星辰会给人带来好运气，结果真的如愿以偿。人们肯定还会时常沉迷于无聊的戏剧。《贝奥伍尔夫》里的群龙、《仲夏夜之梦》
里的仙人、上帝对摩西的谈话等已经成了我们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它们不应该被湮没。
艺术和人文科学，就其具有创造性的想象而言，可以给人提供乐趣；但除此之外，为获得新的、有效的知识开辟途径的那种新颖而具有创造性的洞察力，开始时也是来源于非科学。自由的想象、奇怪的念头、古人和同时期的早期艺术家的传说可能有助于新观念的形成。
因此，在对青年人做工作时要教育他们尊重和宽容传统智慧的各种源泉。虽然如此，我们还必须鼓励和要求青年人对那些非科学的见解进行批评；不过要以温和、谦虚的精神进行批评，因为有些民间传说，人们经常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去维护它们的。
信仰的确定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在尚未确定信仰时，要决定一个问题的正误就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一种想法可能是美好的、有迷惑力的、令人满意的，甚至似乎是有理的，但在变成信仰之前，如果有证据，也是可以加以拒绝的。在我们刚开始进行探究时，在考虑选定我们的信仰方面，要尽可能地把选择的范围放得宽一些。可是，当我们缩小选择的范围时，我们既不能根据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能根据传统的观念，而应根据理智的批判。思想产生的源泉是各种各样的，对每一种思想都要有批判地作出估价。我们说一种思想是合理的，就是这个意思。教学的任务就是构造心智---它所关心的是决定用什么方法来为构成健全的心智打下最好的基础。本文所讨论的作为一种教育理论的这个科学的、实验的、世俗人文主义的主张，忠于批判的方法，坚持批判的方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是最神圣的，因为批判的方法最能产生各种人类的价值。受过这种教育的儿童和青年将以一种同情和欣赏的心情考察来自传统的和非科学源泉的各种主张及其记载。同权威主义和非批判的心智相反，批判的心智将利用技术知识与哲学分析，经过实验作出选择。
如果学校致力于发展智慧，把它看成是教育的主要价值，它就要利用与理智的信念不相矛盾的一切教育技术进行包括在理智方法中的道德品质教育。人们的确把美德的培养看成是自由的、无派别的教育的一个主要部分。要鼓励青年人形成特定的道德习惯和道德态度，但是，这种道德将是一种非宗教的、公共的道德。
如上所述，既然理智和民主的道德乃是一把锋利的尖刀，那么毫无疑问，任何致力于这种道德教育的学校将经常受到公众的批评。
在公共团体中存在着一些个人和小集团，他们有意赞同那种非公开的、未经过批评的许诺，而对通过公开的批评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不那么赞成。这种现象可能比较普遍，而不是个别的情况。虽然学校的职责是必须毫不妥协地致力于培养自由的心智，但它必须经常记住，当一种手段遇到挑战时就向着与它预定目的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么这种手段就是可疑的。当然，如果自由受到社会权威主义集团的危害，理智社会的成员在自由的名义下成了权威主义者，那么，自由实际上也就已经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