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教育是用来表示1910年至1950年之间学校中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名词。这些变化是要使学校教育更实际些，也就是说，使教育更能够处理普通人日常所关心的事情。学校增加了更多的活动，设置了较多的职业课程和技术课程，也更加注意培养青年人适应社会、个人和职业的能力。科学和科学研究受到了重视；此外，课程、教学法以及有关人性、生活和教育目的等问题的思想方法也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考虑的。由于理论家们接受了世界是长期发展变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生物有机体以及学术探究是问题解决的延伸等观点，教育就变成世俗的、科学的、实际的和技术的了。
这些变化是如此之深刻，以致这一运动有时也被称为新教育或新教育运动。支持这些变化的哲学基本上是自然主义或达尔文主义，因此也可以用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或简单一点，用自然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它。科学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科学人文主义或实验主义这类名词就是指进步教育的哲学。由于二十世纪初在建立教育理论方面起领导作用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中有实用主义者(即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因此，实用主义这个名词也用之于进步教育。杜威还用工具主义来称呼他的哲学。
年表
一百五件以前，学校是由入学儿童的父母来支付费用，并受他们的控制。儿童的双亲被看成是儿童的监护人。该一地区的家长们决定学校应该使他们的孩子受些什么教育。家长享有少量的特权，即如果家长愿意，他们有权将其子女送往教区学校。但是，对家长也有少量的限制，如他们要承担送子女入学的义务和遵守习惯法中调节双亲与子女关系的原则等。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安排。由于当时学校的课程只求实用，大多数家长又都是业主，而学校本身规模小，行政简单，所以，学校便成为由本地区人民直接控制的民主机关。
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公立中学的建立以及历史、社会领域课程的推广，引起了工业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公共教育的权力分配。美国从一个基本上是农业的社会变成了工业社会。大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学校制度也相应地发展了起来。州教育厅拥有很大的权力，时常推荐教科书，而且几乎所有的州都有权规定教师训练的要求。
在当地社会内部，热心公益的和进步的校董会越来越普遍地采取这种态度，即批准学校主管人对业务工作所作的决定，而把自己的主要活动限制在托管学校基金的范围内。现在，大城市里大多数的家长教是租户，而不是业主。所以，他们无关痛痒地支付作为间接税的教育税；只要不发生使他们个人不满的事，他们就不去关心学校的政策。因此，政策的制定和课程的建设，越来越是学校的教职员，而不是家长的任务了。现代的学校体制十分复杂，许多学校教育问题是外行难以理解的。此外，许多明智的公民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他们认为教师是专家，应该允许他们从事其本职工作，而容不得外行的干涉。由教师训练机构、州教育厅、在职教师以及管理人员自觉地掌握，或多少有点不自觉地接受的教育哲学，反映在学校的实践中。产生了一批论述教育问题的专题文章和着作。一些名牌的学院和大学开设了教育方面的课程。大学的研究院承认教育是高级学位候选人可能研究的领域。这就是说，教育成了专业研究与实践的专门领域。
近来美国教育的发展是同专业教育的兴起有联系的，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当地的校董会和委员会。无论是专业教育者还是教育方面的外行都继续支持它们，因为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当地的校董会以及有关学校问题的一些争论仍然不断地引起许多美国公众的兴趣。
1900年以后，审慎的、正规的、制度化的教育事业成了一门专门的科学和课题。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教育学，与科学地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科学地研究社会组织的社会学、反映科学对哲学本身影响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同一时代产生。一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公立学校影响最大的观点，紧跟着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思想的背景上形成了。
这些早期的科学哲学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一个时期里，赫伯特·斯宾塞的着作在美国广泛地流传。出现了政治上保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学说强调适者生存和自由经济竞争之间的关系。
也出现了机械论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哲学，在伯特兰德·罗素Russell)的名作《一个自由人的崇拜》中就表现出了这种哲学思想。同样，科学的教育研究方面的早期着作，在社会学上是保守的，而在方法论上则受到数学-物理学模式的强烈影响。教育方面的测验运动可能是这种倾向的表现。E·L·桑戴克的心理学强调“联想”(connections)，并提出了那种把人当作机器结构的主张。教育研究方面的其他领导者受科学生物学的影响比受物理学的影响更大。
在他们看来，科学的教育研究就是研究人的类型、生命史、生长和个别差异。
1900年以来，许多有才能的人终身致力于科学理论的应用和实践，并以某种形式致力于正规教育的工作。他们特别关注公立的中、小学，这就使教育工作的基本理论、课程、教学方法、测量和评价明显地有了科学的根据。对1900年至本世纪中期美国的公共教育工作影响最大的自然主义的、经验的、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是建立在科学和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科学和进化论由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美国深受查尔斯·达尔文和达尔文思想影响的学者表达了出来。
二十世纪初，由于教育工作者根据科学的理想来制定教育的纲领，这就形成了三种重点各不相同的教育类型。有些人努力使教育成为一门象物理学或化学那样的科学。另一些人努力促成一种使每个儿童都充分自由地进行探索、发明、调查和创造活动的教育规划，似乎每个儿童都是生活实验室里的有创造力的研究员。还有一些人则主要强调教育要为建立一个合作的、有计划的社会创造条件，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将得到足够的社会和经济的保障，从而能自由地过着创造性的生活。
上述三种类型的运动都对美国的学校发生了影响，并且对新教育作出了贡献。同时，必须把每一个运动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对待，把它们看作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部分，而不一定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选择。美国的公立学校从来也不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或改造社会的学校。此外，尽管广泛地使用了技术专家们发明的各种各样的装置，学校也从未变成一种工艺机构。
从本世纪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进程与那个时期的社会思想进程是平行的。实验科学持续地影响着时代精神。并非是科学使人们不可能坚持传统的世界观，而是反映为一种根本的理智源泉并为人们所坚持的实验科学，鼓励、支持和帮助哲学产生根本的转变。
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批评是大量的、激烈的，而且经常是刻薄的。
早期的进步教育，由于它的个人主义，缺乏系统性以及浓厚的感伤主义而遭到批评。后来，由于注重社会活动计划，以便建立一种使儿童中心教育取得更大成功的文化背景，又被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而受到攻击。由这些争论所产生的压力肯定是造成“进步教育协会”力量削弱的一个主要因素，该协会最后于1955年夏季正式解散。然而，有人认为这一运动以某种方式起着颠覆作用，是由贪恋权欲的坏人所操纵的。这种看法是荒诞不稽的。人们所提倡的那些理想、价值，以及政治和教育的实践是二十世纪广泛的社会和理智运动的一部分。既然这些运动编织了我们当代文化的经纬，那么，所有二十世纪的人都是这些运动的一个部分。
所谓儿童中心学校的那些极端的措施决没有成为全国公立学校的普遍特征，公立学校教师和行政官员也没有大批地聚集在社会改造主义的旗帜之下。相反地，由教育技术专家所发明的教学和管理装置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采用。职业教育家们所鼓吹的那些理论究竟有多少进入了学校？本世纪中期美国公立的、由税收支持的学校到底主张什么？
背景
二十世纪上半叶，教育理论逐渐从神学和先验的或唯心主义的哲学的长期控制中解放了出来。然而，在战时的十年以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教育方针所进行的这场确实是风行二时的“大辩论”，显然是为了复活那种“伟大的传统”。或许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为了反对希特勒毁灭文明的罪恶行径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所作的一种努力，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人们恰如其分地把希特勒的作恶多端看作是对文明的挑战。R·赫钦斯、M·阿德勒和M·V·多林都曾运用过这一论点。他们坚持，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的人文主义传统，作为反对纳粹主义恐怖的武器，必须得到复兴并把它灌输给后人。
约翰·杜威认为，学校的作用是社会化，即将青年引向文明，这个任务要通过简化、净化和平衡环境才能够完成。但是这种方案存在着许多难点。知识的高度专门化，往往使它的各个部分成为一群专家个人的独占物。怎样才能把这些专门化的知识加以简化，以便传授给青年呢？科学的发现使得所有领域的整个知识体系都已经有点变了形，怎样才能净化识以保证它不致老化？还有，人类共同体的概念已经扩大，把广大的非欧罗巴和非基督教的文化都包括在内了，怎样才能使我们对人的理解与对人类环境的理解变得一致以包括全人类经验的所有各个方面？
在两次大战的间隔期间，美国的教师都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为一种几乎是传道狂般的情绪所鼓舞，满腔热情地去陶冶男女孩子的性情，振奋他们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的精神。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作为自由民社会中的合格公民的个人。
1950年以前，虽然教育理论家和科学家在培养教师的专业工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完全是自然主义的，但却具有非常浓厚的道德意味。
1950年以前，教师们普遍地负有培养社会和道德态度的责任。在一个人的性格中，感情的和个人的因素同专门掌握教材是同样重要的。
人们把学校看成是整个培养过程专门化的延伸，学校和教师就是从事性格形成过程的工作。社会活动和娱乐活动、指导和劝告、俱乐部活动、舞会、体育比赛等与严格的文化课程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比文化课程更加重要。从一个极端来看，这种观点确实认为，学校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健全的机关。因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教育机关，尤其在美国的小城镇更是如此，所以，那种把学校和社会结合起来的想法很可能使教育成为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的一种见习工作。
对大多数青年人来说，他们只能受到十二年的学校学校教育，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上大学。一般人把教育看成是进入成人生活的先导，其重点应该是作为公民来参与社会活动，而不是接受某些专门的职业技能。
渊源
在形成进步教育运动的思想中，达尔文思想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为实用主义的心理学和社会哲学就是受达尔文思想的启发而产生的。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达尔文提出了经验的证据来证明：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都是长期持续变化的产物，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切可辨别的生命形式都在不断地改变着。在《人的降临》这本书中，这一论点也被用来说明人类本身，表明人也是进化的产物。
马克思只对进步主义教育者中的一部分人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些进步主义者有意识地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利用教育来改变社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进步教育的哪一个主要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马克思关于人是物质的存在、社会是经济斗争的产物以及人是由物质的力量而不是由精神的力量所推动等观点，支持了达尔文主义所含有的自然主义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这方面的一些基本思想。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略晚于马克思和杜威，但他实际上是杜威的同时代人，并在和杜威差不多的时候发表了他的着作。弗洛伊德强调了人的许多动机的物质基础，成熟阶段上性欲的重要性，还强调了许多社会风俗在生物学方面的基本意义，他的这些见解都增强了自然主义的观点。热衷于儿童中心教育的人和幼儿教育的专家都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
美国的哲学界中，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S·Peirce)、威廉·詹姆斯、乔治·H·米德(GeorgeH·Mead)和约翰·杜威这四位大哲学家系统地阐述了由进步主义者用之于教育的那些思想。我们将在下面提到这些哲学家。皮尔斯写的《怎样澄清我们的思想》和《信仰的固定》这两篇文章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已经提到过W·詹姆斯在心理学方面的着作，他的《实用主义》和《多元的宇宙》将在这一章的后面提到。G·H·米德在《心灵，自我和社会》和《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中说明了心灵来自于语言的道理。当然，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杜威，我们应该注意他的下列着作：《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逻辑论文集》、《经验与教育》。
最后，还有几位哲学家和学校领导人解释了这种理论，并将它直接应用于教育实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卡莱顿·沃什伯恩(CarletonWashburne)，威廉·H·克伯屈和哈罗德·鲁格(HaroldRugg)阐述了进步教育中儿童中心的重要性。乔治·S·康茨(GeorgeS.Counts)和西奥多·布拉梅尔德(TheodoreBrameld)是社会改造主义者。
西德尼·胡克(SidneyHook)、博伊德·H·博德(BoydH.Bode)、约翰·L·察尔兹(JohnL·Childs)和R·布鲁斯·劳普(R·Raup)都是实用主义的解释者，他们致力于细致地、精确地发展那种强调科学方法和经验批判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不存在儿童中心派和改造主义派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极端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