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良好的阅读训练的心灵已经发展了它的分析和批判的力量。受过良好的讨论训练的心灵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分析和批判的力量。通过耐心的、通情达理的辩论，人们获得了在辩论中容忍对方的修养。这样就抑制了那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的动物性的冲动。我们懂得了只有理性才是唯一的权威；在任何争端中，只有理性和证据才是唯一的仲裁者。我们不能试图通过显示力量或以众压寡来取得优势。真诚的辩论不能依靠意见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必须诉诸理性，而不是依靠人多而造成的压力。
语言的学习不仅包括阅读，还包括对语言逻辑结构的分析和论点。数学则有助于发展有条理的推理以及对意义进行周密的分析。
在精心地进行理智训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文学、诗歌以及美术，可以有助于人文学科的精益求精。在文法、修辞、逻辑和数学的研究方面受过基础训练的学生，在研究这些科目时将以新的形式认识理智的条理。
我们文学遗产中的一项杰出的工作就是把文化传统传给了后代。一部经典作品虽然古老，但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经典着作是不是西方文明中伟大心灵的创作。当我们的心灵受到这些伟大心灵的熏陶时，我们就受到了文科教育。经典着作之所以为经典着作，就是因为它们表现了优越的思想方法。熟悉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由这些作品所阐发的伟大思想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认识过程。当一个人用这些永恒的艺术作品来控制他的思想时，这种传统就成为他的一部分了。于是在这里便发现了共同人性的因素。这样就构成了我们的心灵。
然而，除此之外，经典着作的内容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经典着作不仅表明了思想的方法，而且还论述了人应该考虑到的一些东西。
只有熟悉了过去，才能理解现在。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在个人和文化都受到压力的时代泰然自若，从而发挥领导的作用，因为他的脚跟站得很稳。这就是说，他具有文化和理性的根底；他已经掌握了衡量价值的尺度，这给了他力量并给他指出了方向；他理解前辈人的喜怒哀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的某些重大的问题是永恒的。文科教育就是处理那一部分永远存在着的过去，以及值得认真思考的艺术和训练。因此，扎根于前人智慧的文科教育永远也不会落后于时代。
由此我们便得到了一个能指导普通教育或文科教育的观点。这样理解的文科教育乃是理智训练的发展和人文主义传统文学的长期研究。许多文艺人文主义者并不严格区分中学和大学。有些人明显地怀疑美国目前的中学体制是否合适。因此，芝加哥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一些学院接受十六岁的合格的年青人入学，只要他们达到了通常十年级所需要完成的学业水平。马克·范·多林宣称，中学是一个不规则的机构，它要么全部取消，要么向上并入大学教育，要么向下并入小学教育。不管教育的阶段是如何安排和管理的，青少年时期的课程应该包括学习调查、发现、批评和交流的技艺，并直接而透彻地了解那些显示这些技艺的经典着作。
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如果人要实现其真、善、美的理想，他就要有效地传授和保存文化遗产。人是一种有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受到他所在社会的集体经验的训练才能变得成熟。仅仅把“传统”作为一种题材来掌握是不够的，人必须能够运用它，必须使过去的东西对现在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确定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即认识一个问题，就需要掌握传统的见识和传统的探讨方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掌握那些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永恒原则。在普通教育中，我们致力于找出我们的共同人性的因素，而不那么注重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差异。这些相关而有效的永恒则总是为文学传统所吸收。那些指导我们探求解决有关当代艺术、政治、道德问题的原则，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为人类所发现了。那些包含有欧洲文化传统的古典着作阐明了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就不应该说为民主而教育，或为世界秩序而教育，或为这为那而教育。我们只需要好的教育，而在事物和人的本性中就有决定教育好坏的标准。
文科教育是研究永恒的和不变的东西。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来组织好课程。我们应该有一个规划，明确规定哪些课程是首要的，哪些课程是次要的，并引导学生系统地学完这些课程。关于所谓“问题探究”的方法，我们在把它作为一科教学法而运用时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运用它可能有危险性。这种方法可能会打乱正常的教育顺序和秩序，而没有理智上的秩序就不可能有社会上的秩序。赫钦斯就是根据这样的分析而得出这个众所周知的结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对象，它应该把文科教育的所有因素统一起来，同时，它对基本原则所作的研究是世界和平、公民美德和繁荣昌盛的最好保证。
科学的作用传统主义者把事实和价值加以区分。价值是在道德和形而上学方面的最后真理；事实必须根据这些真理来加以判断。实验的科学也许能帮助我们决定事实，但是，只有按照传统的永恒原则才能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事实。科学给人以力量，但这种力量仅仅有助于我们去掌握方法。哲学必须决定目的。所以，哲学、宗教、以及人文学科在所有的方面都高于科学。它们告诉我们去调查什么，并为经验的研究奠定基础；然后，它们再来告诉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为科学分析所发现的事实。因此，文学和哲学比实验科学更加受到重视。人们担心，科学和技术可能会使人成为技术社会的奴隶；这就是说，现代科学可能会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Frankenstein*，它最终将使自由之树根蚀叶败。因此，马里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发出了警告：
如果我们认为凡不能经过实验证实的一切东西都是荒诞不稽的，那么，尽管我们能够在战场上征服纳粹，但在人的价值领域我们将会输给他们。赫钦斯、阿德勒、马里顿和福尔斯特坚持认为，科学只能有助于我们掌握方法。在文科教育中，他们把科学置于次要的地位。
马里顿和赫钦斯明确地主张，虽然大学可以设置一些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但在这些机构里所进行的训练不得作为文科教育或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只有在较高的水平上才能有这种专门化的训练；而且，那些被允许从事这种专门化训练的人们必须首先受过全面的文科教育。重要的生活真理体现在文学传统之中，而不是体现在现代的实验科学之中。适当的教育题材不是技师实验室的详细说明书，而是普遍的原则或理论。大学的作用是发展、阐述和完善原则，而这些原则又反过来受传统所支配。实验科学并不构成它们体系的理论原则。事实上，每一门科学体系都有一些哲学的设想。科学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掌握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应该达到的目的却是要由以全体人们的经验所共有的不证自明的原则为基础的哲学分析来决定。
科学的探究所发现的事实，只有当它们由受过训练的倾向于真实目的的心灵所支配时才有价值。
因此，我们又回过来强调语言、文学、数学以及西方传统的经典着作的重要性。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它们---而不是经验科学---才是课程的中心。
为培养领导而进行教育提倡教育要适合永恒的价值，这里面包含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美德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因此，学校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把那些天赋才能较高的人从能力低下的人中挑选出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在教育过程中使教材适应于学生的能力，要给那些能力较差的学生以不同类型的短期训练。那些有幸通过严格的智力考查、智高才厂和勤奋刻苦的学生将接受一种发展他们的理智力量的教育，而这种理智的力量是通过彻底的传统训练而得到的。
虽然如此，按照真、善、美的标准所衡量出来的美德，如果能够提高到最高水平，将有益于社会。良好的教育将帮助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变得完善起来。民主社会将为其每个成员尽多地提供他所能接受的文科教育；事实上，不允许任何人逃避这种教育。最后，还必须认识到各人的潜在能力是不同的。某些人所具有的人性与另一些人的不一样；某些人的天性不象别人那样德才兼备。以全体人为对象的文科教育产生一个金字塔，最好的人居于该金字塔的顶端。可以设想，多数人没有能力成为贵族、皇族和哲学家，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得到帮助，在他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变得象王公贵族和贤人哲士一样，那么社会将更为健全。因此，为培养杰出的知识分子而设计的课程可能同样适用于所有的人，只要他有这样的才干；个人的能力将决定他能把这门课程学到什么程度。为有益的生活作准备的教育也是为培养合格的公民作准备的。如果一个人是个好人，他也就是一个好公民。一个民主社会的质量(即这个社会能否持续地存在下去)，主要看它的公民通过文科教育所获得的优良品质的程度。因为人的基本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因为实际的智慧是经验中智慧美德的产物，所以，倾向真、善、美的文科教育也对实际事务和职业生活作了有效的准备。然而可以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必须接受职业训练，而注定要领导这些工人的另外一些人则要接受一种从事领导工作的教育。民主社会必须有其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必须受过文科教育。如果我们的教育措施能辨别出有思想能力的人，并培养人们尊重他们，那么，这种教育就从根本上防范了极权主义暴民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