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杨朱篇》中也写道：“要办大事的人，不计较小事；成就大功的人，不考虑琐碎。”
【智慧金言】
现实生活中，仍有些管理者会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排斥有德有才之人。而优秀的管理者，在选用人才时，总是优先考虑这个人能做什么、做得多好，而不是考虑个人私利。
所以他们在用人时，并不总是盯住员工的过去和缺点，他们能够对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视而不见，专注于员工的特长，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它。
用人不当功败垂成
【原典】
用人不正者殆。
王氏曰：“官选贤能之士，竭力治国安民；重委奸邪，不能奉公行政。中正者，无官其邦；昏乱、谗佞者当权，其国危亡。”
【解读】
用人不能光看能力，品德、作风、人性其实更重要。如果人品不好，能力越高，危害也就越大。
历史上最不会用人的皇帝，可能要数光绪皇帝。清朝光绪皇帝载湉继位以后，想通过变法来增强国力，同时也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但当时的光绪在朝廷内外根本没有势力，大权都被西太后控制着。于是，光绪皇帝只好重用有些兵权的袁世凯，希望通过他夺回政权。没想到的是，袁世凯到西太后那里将光绪的一切打算和盘托出，结果是光绪被囚禁，六君子被砍了头。
袁世凯本事倒真有些，但人品不怎么样，就是一棵墙头草，随风而倒。后来当国民革命暴发以后，清朝又用他来对抗革命，他又拥兵自重，坐地讨价，再一次把清廷出卖了。像这种人，谁用谁倒霉。
单位任命干部，最坏的情况就是因人设职，本来并不需要这个岗位，可是有个亲戚要当官，只好新设立一个部门，或者所用非人，导致人浮于事，到处都是吃闲饭的人。如此一来，必将导致祸乱。
历史上朝政之乱，基本上乱于四种情况：宦官、朋党、外戚、地方势力。但根本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人不当。要么是重用“私人”，如宦官、外戚之流；要么是所用非人，如朋党、地方势力之流。明熹宗用魏忠贤，属于重用“私人”，终致朝政大乱；唐玄宗用安禄山，所用非人，终有安史之乱。
汉武帝时十分宠幸李夫人，而李广利就是李夫人的弟弟。此人原无将才，只因是“私人”，汉武帝破格用为大将，率军征讨小国大宛。结果用了四年的时间，动用了十几万军队，才迫使大宛归降。等李广利班师回朝时，手下只有不到二万兵马，损失高达80％以上，而战果仅仅是十几匹大宛良马。汉武帝居然还很高兴，封李广利为海百侯。
【活学活用】
强者是善于使用人才的那个人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面临的是几十年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局面，如何恢复社会经济，巩固自己的统治，成了摆在刘秀面前的重大课题。
首先，刘秀妥善安置了开国功臣，强化中央集权。
对那些跟自己一同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刘秀一方面给他们以高爵厚禄，给予优厚的待遇。同时，刘秀不忘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忆这些功臣和自己打天下的艰难历程，以示不忘他们的功劳。有一次，刘秀在宴请群臣时，问各位功臣说：“你们如果不是跟我一起打天下，你们自己揣度一下现在能得到哪种爵禄？”邓禹回答说：“我可以当文学博士。”刘秀说：“你太谦虚了，你至少能当个功曹。”其他各位都一一回答，刘秀也是一一评点。轮到马武时，马武说：“我可以当捉拿盗贼的尉。”刘秀一听大笑起来：“你能当尉？你只要能保证不会因做盗贼而被亭长捉住，就差不多了。”由于君臣关系相当融洽，东汉的功臣们很少有像西汉初年那样人人自危的。但在另一方面，刘秀不忘时时告诫功臣们不要居功自傲。公元26年，刘秀在封邓禹、吴汉为侯时，下诏告诫他们说：“人心要知足，不要只顾一时的放纵快活而忘记法纪刑罚，诸位的功劳都很大，要想世代相传，就应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可一日大意。”
为防止外戚干政的问题再次出现，刘秀规定：凡是后族、宫戚，一律不得封侯参政，并对其进行了严密的防范。公元33年，刘秀想封外戚阴兴，阴兴极力推让，认为“家贵已极，不可复加”。刘秀对他这一举动深表赞许。就这样，刘秀既不愿外戚权势增长，又有意鼓励他们谦退，所以光武年间，外戚都没有很大的权势。
其次，刘秀更注意在社会上选贤任能。封建官僚机构是由封建官吏组成的，刘秀深知治理国家首先必须有贤明的人才。他沿用了西汉的察举征辟制度，颂布了“四科取士”的诏书。“四科”是选择官吏的德才标准：一是品德高尚，志节清白；二是有知识，是通经的儒士；三是熟悉法令，能够熟练地依法办事；四是有魄力才干，遇事不会犹豫，能独当一面。通过这种制度选拔上来一批官吏，刘秀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他们严守法度、勤于职守，还经常亲自对他们进行考核，选优汰劣。对违法官吏，严加处罚，就是对尚书近臣，只要有过错，也要进行处罚。
正是在刘秀的这种政策下，东汉开国初年出现了一批忠正耿直的官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强项令”董宣。董宣，陈留人，曾任宣怀县令，后任洛阳令。有一次，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光天化日之下在洛阳城内仗势杀人，事后藏在湖阳公主家不敢出门，官吏们对此无可奈何。几天后，湖阳公主出门，那家奴以为在湖阳公主身边不会出事，便随同驾车。董宣闻讯后，在洛阳厦门亭挡住公主车马，厉声指责公主管教不严，并让人把那名家奴拉下车，亲自就地斩首。湖阳公主哪能忍受如此羞辱，跑进宫去向光武帝哭诉。光武帝听后大怒，立即召董宣进宫，准备将其鞭打至死。但董宣入宫后，面不改色，平静地对光武帝说：“我请求说完一句话再死。”光武帝问：“说什么？”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室，但却纵容家奴枉杀平民，如此下去，不知陛下将怎样治理天下？”说完一头向楹柱撞去，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马上让左右扶起董宣，放弃了将董宣鞭打至死的念头，只是让董宣向湖阳公主叩头认罪。董宣自认为没罪，不肯服从，左右压着他的头，企图让他把头低下，可董宣双手撑地，死也不低头。湖阳公主见状不满地说：“皇上在做平民的时候，也藏过逃亡和犯死罪的人，官吏都不敢上门。现在身为天子，难道威力反倒对付不了一个县令吗？”光武帝苦笑着说：“天子和平民是不一样的。”光武帝让人把董宣的头包好，并赐他到太官府吃饭。饭后，董宣把碗反扣在桌子上，光武帝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董宣回答i兑“我吃饭不敢有余粒，如同尽职尽忠不遗余力一样。”光武帝深为他尽职尽忠的精神所感动，称之为“强项令”，也就是硬脖子县令的意思。董宣担任洛阳令五年，对各种不法行为严加打击，被人称为“卧虎”。七十四岁那年，董宣死在任上。光武帝专门派使者前去吊唁，只见董宣身覆一布被，妻子儿女相对而泣，家中仅有大麦数斛，破车一乘。光武帝听说后，伤感地说：“董宣廉洁，死后才真正知道。”
正是靠着这一系列的用人措施，光武帝刘秀通过集权加强了中央的统治，使人民安心从事生产，经济得到发展，社会比较稳定，创建了历史上著名的“光武中兴”。
强势之所以能“强”，原因很多，其中一样就是拥有能安邦定国的大才，所谓“卧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一旦失去了大才、大才被别人得了，也就是说，强势随之也转移了，把自己置于弱势，难道不等于自掘坟墓吗？
战国时代，魏国由公叔痤执政，兵足国强，虽然位于六国中央，但仍可以自保。
公叔痤生重病，魏惠王亲自前来探视，并问他：“万一你不幸逝去，国家大事叫我如何安排？”公叔痤回答道：“我这里有一个人名叫公孙鞅，才智不凡，请你将军事方面的大事，委托他来处理，如果你不接纳我这意见，就请你把他杀了，以免他一逃走就被别国利用，为害我国。”惠王没有理他这段话，出来后，对旁边的臣子说：“真可惜啊！公叔痤这样一个有才智的人，却要我将军政委托公孙鞅处理，未免太糊涂了！”
惠王走了之后，公孙鞅来服侍公叔痤，谈到魏惠王亲自来慰问的事，公叔痤说：“我知道你的才能智慧不俗，已经向国王推荐你来掌理军国大政，我还向他建议，如果不重用你，就将你除去。”公孙鞅未加理会。
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并没有重用公孙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议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孙鞅的事，劝公孙鞅快点逃走，他却仍专心地办理公叔痤的丧事，毫不在意。别人问他难道不怕惠王将他杀了？他答：“君王既然不听公叔痤的话重用我，又怎会听他的话来杀我？”意思是说，他已看清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在垂危情况下说的话是胡言乱语。魏惠王对他的才智，根本不了解，因此他目前既没被提拔，当然也不会被杀。古人对惠王批评道：“悖者之患，以不悖者为悖！”就是：糊涂人的毛病，总认为不糊涂的人糊涂。
公孙鞅后来逃到秦，为秦王所重用，变法图强，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因为他被秦孝公封在商那个地方，人们又称他为商鞅。
【智慧金言】
历史上的朝政之乱，一般乱于四种情况：宦官、朋党、外戚、地方势力。但根本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人不当。很显然，用人适当，能防患于未然。
领导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强”与“弱”
【原典】
疆用人者不蓄，失其所强者弱。
注曰：“有以德强者，有以人强者，有以势强者，有以兵强者。尧舜有健而强，桀纣无德而弱；汤武得人而强，幽厉失人而弱。周得诸侯之势而强，失诸侯之势而弱；唐得府兵而强，失府兵而弱。其于人也，善为强，恶为弱；其于身也，性为强，情为弱。”
王氏曰：“轻欺贤人，必无重用之心；傲慢忠良，人岂尽其才智？汉王得张良陈平者强，霸王失良平者弱。”
【解读】
凡强势领导，必有原因。有的领导因人格而强势，有的领导因得人而强势，有的领导因环境而强势。一旦失去了强势的原因，由强也会变弱。所以强与弱无定式，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关键在于如何把握。
汉代张良，原本是跟随楚霸王项羽，后来翻了脸，才投奔刘邦。可以说，西汉的建立，张良有一半的功劳，在许多重大战略决策上，刘邦都是听从了张良的建议而取得胜利。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
项羽失张良，一事无成，最后只能自杀而死。刘邦得张良，终创一代伟业。因此，刘邦因得人而强，项羽因失人而弱。
唐代早期武功赫赫，不论是对内的统一战争，还是对外的开疆拓土，大唐的铁骑都是全世界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为什么呢？因为唐代实行了府兵制，士兵平时在家务农，战时就是军队，有很强的地域性。然而，正是这种兵士强烈的地域性，后来发展成骄兵悍将的割据势力，才有了唐代长达近百年的“藩镇之乱”。
府兵这种制度，原本没有好坏之分，就看怎么来用。凡事都要因势利导，不可一成不变。用其强，守其弱。
【活学活用】
做官宜“明”宜“强”
做官不仅要“明”，“强”也是不可或缺的，“强”当然不是一味地逞强，最好的做法是“明”“强”结合。所以，为官之人第一件事就是培养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风格。头脑清醒才能沉着冷静，沉着冷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因此，“明强”之法，仍讲究修炼自己，尤其在遇到困难时，要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决不轻举妄动。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己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后陷入孤立的境地，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清朝名臣曾国藩一生刚强，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自胜，也得克己，所以，刚强也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即“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
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炼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