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报界、政客和公众对苏联人造卫星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他不应该觉得奇怪。他本人在谈论美国的导弹计划时，曾多次说过，洲际弹道导弹不仅是军事武器，更是心理武器，后者影响重要得多。他曾预言，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成就会将美国人吓得惊慌失措，因为公众一想到敌人能隔海发射核弹头来摧毁美国城市，肯定会形成无法控制的焦虑。但是预言和体验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美国民众对人造卫星反应如此强烈，确实令艾森豪威尔感到不知所措。
艾森豪威尔对人造卫星引发的恐惧早有预料，但真正使他感到吃惊的是人造卫星将美国的某些自负情绪一扫而光，引发了一场自信危机。从二战胜利以来的十二年中，美国人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国家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教育程度最高，技术最先进。
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多数评论家都将这种异乎寻常的自满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联系在一起。“信任艾克”成了口号。他是如此和蔼、慈祥、镇定和自信，如此善于管理经济，在美国国防问题上经验丰富，在管理情报机构方面如此专业，对于世界事务如此博学，对各种政治争斗持超然态度，没有党派之争，客观中肯，坚守中间道路，得到了民众的信任，其威望与乔治·华盛顿之后的任何一位总统相比都毫不逊色。
实际上，对于50年代的这一切，艾森豪威尔受到了过度的赞誉，也受到了过多的责备。在很大程度上，它纯粹是运气不错。即使塔夫脱或史蒂文森在1952年获胜，经济上的繁荣仍然会发生。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实际上是艾森豪威尔继承的遗产。艾森豪威尔参与了把1939年信守孤立主义的美国转变为1952年世界巨人的过程，但他不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作为总统，他的任务是设法使美国在全球崛起，但没有决定这一方向。正如艾森豪威尔本人一直来说的那样，将一切荣誉或指责归于一人的做法非常愚蠢。
同样，自满情绪总是很脆弱。重量不到二百磅，没有携带科学或军事设备的苏联人造卫星摧毁了美国人的自信。民主党人利用美国民众感受到的耻辱、震惊和愤怒，指责共和党人要为教育、导弹、卫星、经济增长、轰炸机、科学和国家声望方面存在的“差距”负责。几乎所有的想在每一件事上成为“第一”。这解释了美国民众对苏联人造卫星作出过激反应的原因，也给了民主党重整旗鼓的口号——“让我们的国家再次行动起来”——并使他们在1958和1960年赢得了选举。
对于苏联的人造卫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召开会议，评估美国导弹研制情况，分析苏联赢得空间竞赛的原因。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人们就开始背后中伤与相互指责。两名陆军军官说，陆军有一种“红石”火箭，在几个月前就能将卫星送入轨道，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卫星计划交给了海军（“先锋”计划），而海军没有成功。
人造卫星不仅使三军相互指责，更对白宫记者团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10月9日，也就是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五天，艾森豪威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成了他一生中最不友好的一次。平时对艾森豪威尔敬佩有加的梅里曼·史密斯首个发难。史密斯看着摘要卡片问道：“苏联已经发射了一颗地球卫星。他们还称自己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而我们的国家却毫无作为。”史密斯抬头直视艾森豪威尔总统：“请问，先生，我们对此将怎么办？”
艾森豪威尔首先否认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之间存在什么关联。他简要回顾了美国实施卫星计划的历史，否认存在抢先进入宇宙空间的竞赛。他承诺，美国将在1958年底之前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对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艾森豪威尔说，虽然苏联人造卫星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将一个物件发射至很远的地方”。但这不能证明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击中目标。美国的导弹研究正在全速向前发展，并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有人问艾森豪威尔，B-52轰炸机是否像赫鲁晓夫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总统答道，绝非如此。罗伯特·克拉克问，苏联怎样抢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艾森豪威尔答道：“1945年苏军俘虏了所有在佩内明德的德国科学家，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将注意力放在弹道导弹上面。”随后，艾森豪威尔开始贬低苏联的成就，只是承认他们取得了“极大的心理优势”。
全国广播公司的黑兹尔·马克尔提出了所有美国人都想问的问题。马克尔说道：“总统先生，鉴于美国人民对您的军事知识和领导水平的极大信赖，你现在是否能说，虽然苏联的人造卫星正在绕着地球飞行，但您并不因此更多地担心，也不过分担心我们的国家安全？”艾森豪威尔说道：“仅就人造卫星本身而言，它并没有引起我的恐惧，一点也没有。在此刻，在这一阶段，我看不出这一发展在安全方面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对全国人民作此答复，目的是为了安抚不安的民众。
当天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接见了林登·约翰逊。赛明顿参议员准备着手调查美国的导弹计划，目的显然是想把空间竞赛失利的责任推到共和党身上。艾森豪威尔希望把整个问题排除在党派政治之外。他告诉约翰逊，赛明顿及其朋友应该知道“民主党人也可能受到指责”。1950年之前，杜鲁门在导弹研究上几乎没有任何投入，而此后的开支也只有一点点。艾森豪威尔承诺，共和党人“不会首先发难”。约翰逊说，有人催促他召开一次国会特别会议。艾森豪威尔说，“他认为目前没有必要。”约翰逊离开后，艾森豪威尔告诉怀特曼，他已经“说了全部真话。我觉得今天他是真诚的”。
艾森豪威尔见过三军参谋长、报界和政界人士之后，接着会见科学家。10月15日，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14名美国顶尖科学家。这是他第一次会见这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群人。施特劳斯一直以来限制科学家接近总统，只带劳伦斯和特勒博士来见他。（顺便提一下，特勒曾称苏联抢制出人造卫星这一事件对美国来说，是比珍珠港事件更大的失败。这正是艾森豪威尔讨厌的说法。）
会议开得很长。艾森豪威尔首先问“这些人是否真的觉得美国在科技方面已经落后，并请与会人士发表各自的看法”。艾森豪威尔认识和敬仰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博士第一个发言。他说，他和其他在座人士都想得到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和训练的支持，但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已经落后，而是苏联人“鼓足了干劲。如果我们不采取有力措施，他们就会迅速超过我们，正如我们在二三十年之内赶上欧洲，并把西欧远远甩在后面一样”。接着，发明了U2飞机照相设备的兰德博士发言。他的讲话“极为雄辩”。他说，科学“迫切需要总统的支持”。苏联人正处于开拓性的阶段和精神状态。他们正在给苏联学生讲授基础科学，并且开始有了收获。兰德说，当苏联展望未来时，“奇怪的是，在美国，我们并不是未来的伟大缔造者，而是强调大量生产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兰德希望总统“能够激励全国，尤其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一代参与各种科学冒险”。他抱怨：“目前科学家们感到孤立和孤独。”
艾森豪威尔不同意兰德的分析。他说，苏联人采取的是“挑选最优秀人才，摒弃其他的做法”。他也不认为自己一个人就能给美国的科学培训和研究带来新的精神。但他同意“也许现在是我尝试一下这类事情的良机。人们惊醒过来，开始思考科学，也许这种惊慌能够转化成建设性成果。”拉比指出，艾森豪威尔缺少一个科学顾问。艾森豪威尔承认这样一个人将“非常有帮助”。不久之后，他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博士担任这一职务，并让声名显赫的基利安担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
不久之后，艾森豪威尔会见了内森·特文宁，讨论削减核武器研制经费的办法。总统不明白为什么原子能委员会和参联会需要这么多的炸弹。他问道：“我们打算怎样处理这些数量庞大的武器？”艾森豪威尔说，现在武器库内有成千上万枚炸弹，“我们肯定为储存这些武器而煞费苦心，而对于武器能否击中目标则作出十分悲观的估计。”他认为B-52轰炸机有“强大的渗透能力”。特文宁证实了这样的推断，但又说：“也许每一架飞机都装上一枚氢弹，再加上相当大的储备，空军才会觉得满意。”
艾森豪威尔非常关心费用问题。苏联的人造卫星引发了难以应付的各种开支需求，空间与导弹研究、常规力量、联邦政府对大专院校的资助、防辐射庇护所以及其他许多计划都需要钱。但是经济在走下坡路。1957年经济出现衰退，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前两年的平衡预算将要变成赤字预算。在11月1日的会议上，内阁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各种要求。总统最后发了火：“听着，我也想知道月亮另一面的情况，但我今年不能花钱去办这事！”
但国内民众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艾森豪威尔收到来自个人、团体和组织的意见，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比平衡预算更重要”。艾克说，他知道在国会下一届会议上，自己在国防开支方面的要求必定会得到满足，但这些开支是“没有道理的”。艾森豪威尔拒绝向压力屈服，不愿开始实施防辐射庇护所计划，不同意扩充常规和核力量，更没有惊慌失措。
这是他状态最佳的时刻之一。如果说1957年9月，他小石城危机中没能发挥领导力，经历了任期中的低谷，那么1957年10月和11月，他对苏联人造卫星及其影响的反应，使他达到了声誉的最高点。
其他人能否完成艾森豪威尔做过的工作，的确令人怀疑。人们要求修建庇护所，增加轰炸机，生产更多的炸弹，从事更多的导弹与卫星的研发工作。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参联会、国会，包括几乎所有六十年代称得上“机构”的组织，都曾要求增加国防开支。只有艾克可以说“不”。他在国民中独一无二的声望使他在国防问题上无可非议。这些要求很难拒绝。他说了“不”，而且一直说到任期结束，使他的国家节约了数十亿美元，并且消除了无数次战争恐慌。艾森豪威尔的冷静、常识，和对苏联人造卫星的从容反应，可能是他给我们国家的最好礼物，即使他是唯一能送这份礼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