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多次处理同一问题的人，就犹如一台加满油的机器，可以随时运转使用。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问题的习惯解决，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出它的一个好处，这就是，一个人做事情时可以轻松自如一些，可以节省精力，可以有一种自动性，使自己的兴趣得到恰当的满足，不会感到焦虑不安等。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一个人由此而失去了灵活性、适应性、发明创造性，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作静止的世界来对待。
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
在我们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的主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只有真正了解了上述的问题，我们才能走出智力的羁绊，合理地思考问题；也只有走出标签化的怪圈，正确认识习惯的利与弊，我们才能发挥最大的潜力，更好地解决问题。
探索健康心理的新模式
按语：
在马斯洛之前，人们是以是否具有表面症状对健康和疾病加以区分。马斯洛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由此便对健康心理进行了全新的探索。
通过自我实现的研究，我们不但能够发现许多自身的错误与缺点，而且也能清楚地发现我们成长的方向。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完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全部潜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人，内在本性自由地表现自己而没有被歪曲、压抑或被否定的人，作为我们的榜样。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道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意识中，从而使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为了恰当地描述这种无意识的领悟和记忆，霍尼把这称之为“注册”。如果我们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种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耻辱薄上；而如果我们做了某种正直的、杰出的、美好的事情，它就“登记”在我们的荣誉薄上。从整体而言，最终的结果非此即彼——或者是我们更尊重并认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更看不起、鄙视我们自己。
事实上，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反之，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并且，病态的个体使他们的文化更加病态；而健康的个体则使他们的文化更加健康。因此，造就更好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增进个体的健康。换言之，鼓励个人的成长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经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个人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个人试图治愈自己的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则是十分困难的。
从不符合需要的意义上看待人格问题，这是对待人格问题的传统态度。斗争、冲突、犯罪、不道德、压抑、挫折、忧虑、紧张、羞愧、自卑感或无价值等，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们不但妨碍行为的效能，并且它们是不能控制的。因此，它们自然被视为病态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把它们“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趋向健康成长的人们身上，所有这些症状也都发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应该感到内疚，还是不应该感到内疚呢？你是否设想一下，你是已经达到了精力的完善稳定，还是正在调整呢？顺应和稳定减少你的痛苦，所以它们是好的；或许它们也是不好的，因为它们抑制了你向更高理想的发展。
弗洛姆曾抨击了传统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因为他认为这个概念完全是专制主义的和相对性质的。也就是说，你的良心或你的超我，被弗洛伊德想象成主要是父母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的内化，而没有考虑到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假设他们是罪犯，那你会有什么样的良心呢？也许可以假设你有一位总是进行僵硬的道德说教而厌恶娱乐的父亲？或者假设你有一位精神变态的父亲？这样的良心是存在的。
我们获得的理想资料大量来自这样的早期塑造，而不是来自日后阅读全日制学校的书藉。但是，在良心中也有另一种成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另一种良心，而且我们或强或弱地具有这种良心，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良心”。
内在良心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智能、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这种良心坚持要我们忠于自己的内在本性，要我们不因为自己的内在本性微弱或者因为任何其他的理由而否定它。所有这些人都深深地领悟到他们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且因此而看不起自己。
事实上，我们是在有意识地抵制我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任意区分，至少涉及表现症状是这样。疾病不一定意味着有表面症状，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你必须如此时，疾病可能没有症状。健康就意味着没有症状吗？我们不敢苟且这样的观点。
概括地说，如果你告诉我们你有人格问题，那么，除非对你有了更深刻地了解之前，否则，我们决不能确定应该说“好”，还是说“对不起”，因为这完全取决于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可能是邪恶的，也可能是善良的。
那么，什么将被称之为人格问题呢？很显然，这完全取决于说这话的人是谁。是奴隶主？独裁者？专制的父亲？显而易见，有时人格问题可能是：一个人在竭力反抗他的心理支柱，或是反抗对他的真正内在的本性的压制。因此，病态是对这种罪恶行径没有提出抗议。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压制对待时并不表示反抗，他们接受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病或精神病。也许一些人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有病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达到真正的幸福、真正实现了拥有一种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安详而充实的晚年；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并未理解创造性和美的反应，更没有体会到得到令人激动的生活是多么的奇妙。
在此，我们必须正视合乎需要的悲伤和痛苦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必要性。在完全没有悲伤和痛苦，完全没有混乱和不幸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吗？如果这些悲伤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程度的限度是什么呢？如果悲伤和痛苦对于人的成长有时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不要机械地去保护人们免受痛苦，抛弃痛苦始终是坏的观念。从最终的良好后果来看，悲伤和痛苦有时是好的、合乎需要的。溺爱意味着不让人们经历悲伤，保护他们不受痛苦。在一定的意义上，溺爱反而意味着不太尊重个体的完善、内在本性和未来的发展。
引导生活的崇高目标
按语：
没有目标的船，永远不能成功地到达彼岸。溺水的人先要知道岸在哪里，迷路的人先要辨别方向，想要寻找快乐、追求成功的人先要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伟大的目标可以产生伟大的动力，伟大的动力导致伟大的行动，伟大的行动必然会成就伟大的事业。英国诗人华兹斯曾说过：“高尚的目标能切实地保持，必能成就高尚的事业。”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将拥有良好的人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之一。良好的方法，是一个人获得不竭动力的保证，而刚毅顽强的精神，作为一种向上的因素，则使人的动机保持稳定并受到刺激。人必须有一个崇高的目标。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就是在生命的海洋中“随风漂流”，他们从未思考过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清楚的是，漫无目的的生活是极其危险的，每一个不想遭遇灾难和毁灭的人，都应该立刻警醒，立即结束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流。
生活中没有固定目标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使他烦恼、恐惧、忧虑。他毫无承受力，就像一根脆弱的芦苇一样，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将他摧毁。他干任何事，总是左顾右盼，他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最终，失败和不幸是必然的结果。
软弱无能往往和生活没有目标联系在一起。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只有确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才能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坚持目标是十分重要的。即使一个人并不聪明，只要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他同样会取得骄人的成绩。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棵质地坚硬的橡树，既使用一柄小斧去砍，那斧子虽小，但如果砍个不停，终必把树砍倒。”
迪士累利先生指出：“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注定要匍匐在地。”
乔治·哈伯特极有见地地写道：“职业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标定得较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要让精神消沉，一个壮志凌云的人肯定会比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有出息。”
毋庸置疑，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标的人，肯定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苏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离起点。既使你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但是，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就会让你终生受益。
合理的目标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即使这一工作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训练，你才能逐渐地集中注意力，才能养成果敢的性格，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为你将来完成更高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由地选择生活路线
按语：
人并不完全是被决定和被限定的，人可以决定他自己，无论他是向环境屈服还是勇敢地面对它们。换言之，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不是简单地存在着，而总是决定他的存在是什么，以及以后他会成为什么。无论我们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我们总是保留了人的自由的最后仅存的东西——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个人态度的能力。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作的自由选择创造我们自己，我们也有能力选择不同的行动路线。
但事实是，我们常常深陷于现实的例行要求和从众的压力之中，以至于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选择，更谈不上付诸行动了。我们的抱怨常常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行动，我们更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阻挠我们意图的人身上。
“只要那个人没有毁掉我的前程，我就……”
“只要我能碰到好的运气……”
“只要给我提供展示我才能的机会……”
“只要我能清除我的习惯倾向，我就……”
“要是其他人也能像我一样可靠和体贴……”
“要是我有机会碰见那个好人……”
“要是我具有多种经历的优势……”
“要是世界不变得竞争如此激烈……”
诸如此的抱怨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它们与“我是我命运的主人”的观点格格不入。
生活中，许多人认为“命运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从未有足够的机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因此，他们也就从未感到自由、从容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船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相反，他们常常感到被人控制，不顾一切地试图防止自己命运的小船在生命的惊涛骇浪中倾覆。
人能够自由地进行选择。
那么，我们又是怎么能确定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呢？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你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你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倾向，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你的个人目标，对自己的人格进行再塑造。同样，如果在你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你不满意的品质，如胆怯、害羞、悲观、迟钝、消极等，那么，你会意识到这些品质并不代表你的一生都是如此，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塑造你自己，使自己成为你所满意的人。这就是自由的本质，自由的选择意味着要正视现存的环境，从有限的条件中作出选择，努力按未来的目标重新塑造现在。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一种观点。自由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总是包括具体的选择自由和有限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人并不完全是被决定和被限定的，人可以决定他自己，无论他是向环境屈服还是勇敢地面对它们。换言之，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人不是简单地存在着，而总是决定他的存在是什么，以及以后他会成为什么。无论我们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我们总是保留了人的自由的最后仅存的东西——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个人态度的能力。
假使自由的力量能创造和改变人们的生活，由此你可能会合乎逻辑地认为，人们将会热情地拥抱这个力量进行自由的选择。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行动。实际上，人们常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处心积虑地去设法否定和逃避他们的自由。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责任。当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取得了成功时，他们通常就很愿意承认他们的责任，但是，当结果是失败时，他们就会逃避责任。
这种对责任的恐惧和逃避明显地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在此你不妨想想你工作单位的情形。工作取得了成功，受赞扬和奖赏常常是上层的事，上层的大小官员们自己举杯庆贺，享受着成功的果实。虽然下层的人可能也值得分享荣誉、得到赞赏，但他们的作用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被遗忘了。而在失败的情况下，情况则恰恰相反，谴责和处罚的对象是下层的员工，最终，最底层的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愈益明显的倾向，即通过成为一位受害者而逃避责任。对许多人而言，成为这个“新的受害文化”的成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一来能使他们在道德上处于无辜者的有利地位，并避免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还能通过法律制度获得经济上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