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深深为这些坚船和利炮所折服，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加以引进，为剿“发逆”所用。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在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的万分危急之时，清朝廷谕令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为保全两湖而考虑，就必须多准备大炮和船只，才能够既能堵截，又能歼灭，而舟师尚未完备为理由，趁机申请“截留粤饷四万余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船”，是他于衡阳、湘潭两处所设船厂自造的木板船；而“炮”，则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先后为他买到的六百尊洋炮。他在奏折中说：这六百尊炮，都是真正的洋货，是经过挑选适于使用的大炮，湘潭、岳阳两次胜利，其实是凭借洋炮的力量。因此，他于咸丰四年七月上奏，请求仍遵前旨，催促广东续解洋炮，总共达到千余尊。
曾国藩不但买洋炮，而且仿制洋炮。他妻调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来湘造炮。他说：“龚振麟及其子龚芸常精于造炮，自制铁模，与洋炮没有两样。”
“洋船”进入曾国藩的政治生涯，则已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由于英国人赫德、法国人哥士耆愿意协助清政府购买外国火轮，时任议政大臣的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购买十数艘，驶人长江堵剿，事下曾国藩及两广总督劳崇乐等人妥为议筹。曾国藩乃于七月十八日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大发议论说：
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之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间，云南。铜斤未曾解京之时，皆给照商人，采买海外之洋铜，以资京局之鼓铸。行之数十年，并无流弊。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送，可以勤远略。
这段话表明了曾国藩对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至少有三点：一、主张拿来主义，将外国“所独有”的拿来，为我所用，使“独有者”不再独有，“罕见者”不再罕见；二、不但主张购买，而且主张“试造”，隐隐约约成为我国后来创建新式造船工业的最初萌发；三、主张“中外贸易，有无交通”，发展对外贸易往来。
曾国藩早年曾是一个立诚居敬的理学门徒，怎样会在晚年走上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的坦途呢？
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曾国藩在咸丰初年就收罗人材去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最初的动机和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剿发逆”。可以说，当时的封疆大吏或带兵统帅如果谁不这样去考虑问题，还存在其他什么动机和目的，只能是个不识“时务”的呆子。因为，第一，“剿发逆”是当时满朝文武的最大心事，也是曾国藩本人仕途逆顺的关键，因而从这里出发并为此目的去仿制洋枪洋炮，是很自然的。第二，曾国藩在走上镇压太平军的战场的初期，就有胜利“实赖洋炮之力”之叹，到了战争的后期，他的这种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例如，太平军李秀成部回救金陵时，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闻贼以炸炮炸弹打入营内，为之惊心动魄。”他要仿制洋枪洋炮洋船来对付太平军，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曾国藩所为“洋务”，发轫于屠杀革命群众，与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曾国藩称之为“自强”）紧密相联，是二而一的事。
然而，在“发逆”即将肃清或业已肃清的情况下，曾国藩仍然沿着自己开辟的“洋务”道路走下去，而且道路越走越宽广，成效越来越显著，这中间就有令人注意的更深层次的动因。
人们说，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新因素，“洋货”和一洋思想”在五口通商后的大量输人，由西洋文化在明末清初以来逐渐引进而引发的国人眼光的扩大，以及清朝廷的积弱积贫，都在促使中国发生变化，并使中国有了进一步学习西洋文明的土壤；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由“一宗宋儒”的士大夫转而把目光射向西方科学技术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认同，无疑是深刻的。然而，它终究不能代替对曾国藩这个人物的具体分析。
曾国藩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大动荡。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跻身翰林院，刚进入不惑之年，正沉缅于程朱之学，他对于外国人和外国人对中国这个睡狮的猛烈冲击，与他的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士人和官僚一样，是很迷惑不清的。他以对待“蛮夷”的传统的夜郎态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他在日记和书信中，第一次提及这件事，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十日用这样的口吻写的：“上年六月，英吉利横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五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分明是道光帝采取所谓“羁縻”政策，惩办了坚决禁烟和抵抗侵略者的林则徐和邓廷桢，并下诏开放烟禁，使英国侵略者得以肆意横行，曾国藩却说成是皇上气度恢宏宽大，不想即刻兴兵征讨，分明是道光帝出尔反尔，在不能满足“放手卖国”的琦善所答应侵略者的要求时，又宣布了没有准备的近乎儿戏的征讨令，曾国藩却歌颂为“皇赫斯怒”。其后，奕山于四月初一夜至初七（5月21日至27日）与英军开战，丧失泥方和四方两座炮台，死伤无数兵民，在广州城头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国陆军少将恭行三跪九叩首礼，呈上求降书，赔上所谓“赎城费”六百万两。奕山却谎报军情，把大败改为大胜，于初八日上奏说，“焚击痛剿，大挫其锋”；又将赔款改为“将历年商欠清还”；将开放烟禁改为“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曾国藩也与道光帝一样被欺蒙，在家信中报道说：“广东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广东事已成功，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领者共二百余人”。武装贩运鸦片的英国侵略者，在欲壑未填满之前，当然不会满足广州战役的胜利，于是沿海北上，先后攻占定海、宁波、镇海、乍浦、吴淞，入长江，陷镇江，向南京进犯。这段时期，曾国藩对这件大事向家人时有报道，但他扑朔迷离，不甚明了：“广东事前已平息，近又传闻异辞。”“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胜。”（实际上是余步云军在镇江不战自溃。）“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两县尚未恢复。”“英夷去年攻占浇灌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里面人心安定，平静无事，估计过不了几日就可把洋贼消灭干净。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逆夷在江苏滋扰，六月二十一日攻陷镇江，有大小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弋。江宁、扬州二府颇有危虑。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面对敌人的长驱入侵，满朝文武竟然“人心安静如无事时”，而曾国藩却不是枯如古井的理学家，他关心国家大事，较详细地掌握了动态，表现了对侵略者“极可痛恨”的民族自尊心。
然而，曾国藩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并不了解沿海战事节节败退、当事者糜烂不堪的真实情况，而且除了“官兵退缩不前”和“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原因外，他还把失败之咎主要归之于汉奸。汉奸助敌为虐，固然可恶，但对那些屈膝投降如琦善、奕山之流的满族大员，弃城不战如余步云之类的将领，以及尸位素餐如牛鉴之类的官僚，曾国藩却不曾有一语谴责，或许是他有难言之隐，或许他就根本上被他们谎称的“胜利”或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迷惑。至于对外“夷”的凶狠面目和侵略本质，以及外国侵略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他更是未能超越时代而有丝毫的认识。尤其迂腐的，他竟然将丧地赔款的《南京条约》的签订，称为“抚局已定”，可“安民而息兵”。他在“天国圣朝”的光圈的笼罩下，根本无视侵略者的实力，他根本看不到朝廷的腐败和失败的必然。认为“天不降灾，圣人在上”。他没有因战争的惨败而引发民族危机感，甚至对敌人存有“永不犯边”的幻梦，而把清朝廷的屈辱称为“以大事小，乐天之道”。这与鲁迅后来刻画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毫无二致。曾国藩这种思想落后于形势的状况，是清廷长期闭关锁国、使国人对欧美的蓬勃发展一无所知、如同盲人的结果，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自汉唐以来对周边国家和民族鄙视、蔑视的传统心理的反映。曾国藩的传统文化心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表露得相当充分，西方文化在他心头上的冲突还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他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在这段期间已是几十万湘军的统帅，清廷的各种文报他能及时读到；对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某些行径，他亲闻亲睹，尤其是他已直接与“夷人”打过许多交道。因此他对于《南京条约》后英、法、美、俄的步步侵逼，咸丰七年（1858）十一月的广州失守，咸丰八年六月《天津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等一连串的石破天惊般的大事，他知道得相当详尽，思想震动极大。
虽然，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二十来年间，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已逐渐的深化，但是，他仍然以儒家的文化心理看待侵略者。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他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可说是他对待外国侵略者的纲领性见解：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欧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炮弹、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这段话，有如下几个要点：（一）以保存、巩固清廷的统治为最高利益。认为侵略者没有推翻清朝的统治（“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是德；助剿太平军，是德。这就为以清廷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地主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提供了理论根据。（二）只要能保存和巩固清廷的统治，由双方议定关税则改为侵略者直接管理中国关税，丧失国家的主权，他认为无关紧要，不是“着眼”处；只要能保存和巩固清廷的统治，他认为崇洋媚外，“借夷压华”的社会风气，也不是“着眼”处。一句话，国家利益可以不顾、民族气节可以丢失。（三）除了修政事、求贤才外，把制炮造船提到“自强之道”的高度。认为有了炮和船，对外，在与外国人和顺时可以借此“报德”，与外国人不和时可以借此“报怨”；对内，可以借此扫清“媚夷”之风，或利用人民的“仇夷”情绪和手中的炮和船以“制夷人”。——这就是曾国藩的所谓“勤远略”的具体化。
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受理学素染很深的人，对待侵略者还大讲什么“信义”。咸丰十一年，他说：“西洋通商各国，但以信义自处，一时当可相安”，这当然是一种幻想。但是，侵略者的肆行无忌，并没有使他破除这种幻想。
《论语》只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国藩却大说与侵略者交要讲信义，要谦退，要“无防范之方”，这岂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曾国藩的“御外侮”，带有明显的迂腐成分，在实践中不能不败下阵来。
曾国藩的“勤远略”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首次在奏折中正式提出的。他回复是否购买外洋船炮的上谕时，称颂皇上考虑问题很周到，内安国家，外除贼寇的坚强意志。他于“安内”之外，想到了“攘外”。这时，距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三个《北京条约》的签订不过几个月，何况在条约签订才一个多月的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初八日，他就提醒皇上说：“此次议款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所以，他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的话，是有相当的思想认识基础的。当然，在湘军攻人金陵之前的斗争激烈的岁月，曾国藩的目的很单一，即“全力与粤匪相持”，根本谈不上“勤远略”；“勤远略”此时还是他的一种理想，所以他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说：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当此积弱之时，断难与争锥刀之末。”及至太平军被镇压以后，国内的阶级形势发生了变化，“勤远略”的“御外”内涵，才逐渐在曾国藩的视野中上升到一定位置。例如，同治七年（1868年）他在《筹议江苏水师事宜折》称：“臣之微意，不过欲使中国兵勇以舟楫为室家，以海洋为坦道，庶几事以屡试而渐精，人以狎水而渐壮。”同治十年（1872年）十二月，《续江苏水师事宜折》在明确指出：习惯于在船上居住是水师的根本，探讨船炮却是防御外敌入侵的根本。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曾国藩有这种‘“徐图自强”以“御外”的思想，是极可贵的。
“剿发逆”与“勤远略”是曾国藩办“洋务”的双重目的，而以同治初年为界，前期的侧重点在“剿发逆”，后期的侧重点在“勤远略”。从有明确的双重目的看，曾国藩办“洋务”是自觉的；从他死后引发大规模的“洋务运动”看，曾国藩则是事先意识不到的，因而是不自觉的。十九世纪西方的物质文明（主要是枪、炮、船）是随着侵略者的入侵而传人中国的，曾国藩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这类物质文明，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以保卫神圣的“天国”和东方文明的领地，所以曾国藩办“洋务”，是东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撞击时的一种积极反应，而不是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如果是“勾结”，那么“勾结”的目的是什么？是出卖封建士大夫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国圣朝”？是迎合封建士大夫从内心厌恶和鄙夷的那些“蛮夷”或称“洋鬼子”？从曾国藩一生的言行中，无论如何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丝毫影子的。不错，曾国藩办“洋务”，从设备、技术到经营管理，不得不大多假手于洋人，但是，这不正是“据为己物”吗？不正是使洋人“渐失其所恃吗”？不错，十九世纪的外国资本主义正扩大向国外倾销商品，并进而输出资本，从表面上看，曾国藩办“洋务”正适应它们倾销商品的需要，但是，人之所有，我之所无，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
与购买洋炮、洋船稍后一点时间发生的“借洋助剿”，更是中国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