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遂多了。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人品赋予他的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控权实战：匍匐前进
直线虽最近，但也最短。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管时间、地点、场合的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曲伸之道。为此，曾国藩始终主张不可表现欲过强：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守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份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就像孔雀因为自己的美丽，总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示一样。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挺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出人头地。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高一头。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我知，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经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
因此，曾国藩的处世，深谙龙蛇曲伸之道，他说：“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他说，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经常探讨《周易》，他对其中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深有同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曾国藩以自身的体会来检点表现太强的毛病，他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有一种表现欲，或者表现一种气质，或者表现一种才情，或者表现一种风度，或者表现一种智慧，总之是想表现一种优越感，掩饰一种自卑感；想表现自己某一方面长处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短处。
夸夸其谈的人，本来是想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他在表现自己的长处时却暴露了自己的短处；他只知道谈论的乐趣，却不知道沉默的乐趣；只知道表演的乐趣，却不知道观赏的乐趣。
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忠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的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条目，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的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事情做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材官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由此可见，表现欲过强，不仅是早成晚成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成的问题。因此，欲想成功，必须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学会委蛇致远。
■权经三：“马”走“车”后，既快又安
——曾国藩认为柔有“四境”，刚有“四至”。柔中有骨，刚中有韧。
刚柔之道在于：刚可压柔，柔可克刚。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刚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权宜之计，他（她）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地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将一无所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特立之行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是一个活着有无意味的问题。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控权实战：马后之炮，愈远愈威
可以领教一下曾国藩的刚柔相济的功夫：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
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控权实战：刚柔大法三篇
曾国藩《挺经》中所著“刚柔”论，共计上、中、下三篇：
（上篇）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虽然颇好读书，探求刚柔之法，但总免不了好名好胜的意念参预其间，因此，没有孟子“深造自得”一章所说的滋味，也没有杜元凯“优柔厌饫”一段所说的情趣。所以，“到了年老没有一本书可为凭恃，没有一件事算有成就。”年迈体衰后，他决心从“柔”的敬、静、纯、淡这四个字上下功夫。
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可以感受到他遵循孔圣人克己之遗训。他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书本知识与人生联系起来思考的人，而且他特别善于从中抽取出可以指导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这种信条与经验无不反映出他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他受惠于传统文化，并加入传统文化，最后又推动了传统文化向前发展，这使他成为传统文化在清朝的链环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曾国藩主张敬。做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谨。无论是对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也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地位低的人，都不敢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所以这一切都是学习“敬”的最好着手之处。古书上说：“君子庄敬日强。”吴竹如先生说：“‘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还需添加一个“和”字，这样才不会勉强，才会自然而自愿地去做。
他说“静”字功夫最要紧。这话极为正确。宋代理学大师程颢，是三代以后的圣人，在“静”方面下的功夫很足。王守仁也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对外不为所动。假若不静，反省也就不细密，见理也就不明了，都是浮的。唐镜海先生还说，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身加以治疗。曾国藩的同僚好友告诉他，他有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狠来什么也不顾，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动不动静。
纯。就是纯正，纯粹，至善至美。倭仁说：“圣人之纯亦不已。”这个纯就是至善至美，一般人只能追求它，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它。
淡。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个“淡”，就是清静，超脱。然而很多年来，曾国藩就是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过多，没有一天可以坦荡于天地之间。这主要在于他有两个毛病，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由于名利心太切，因而学无所成，德无所立；由于俗见太重，因而家人的疾病轻重，子孙的强贤与否都时常萦绕于心，如同作茧自缚。若想除去这两种弊病，应在一“淡”字上多下功夫，将所有的一切都淡而忘之，淡而化之，这样，也许可以稍稍获得一点心灵上的自由自在。
在登封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碑碣，上有释迦、孔子、老子的三人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并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尽管教理不同，方法各异，但都是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块奇异的碑碣。在他身上就刻下了中国文化不同流派的丰富印迹，入世与出世相统一，高贵与卑琐相交织，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既是忠臣良将，又是严父孝子，既是道德家和诗人，又是郐子手和走卒，既是占卜者和人师，又是预言家和游客，出入往来于人界、魔界和仙界，这使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景观。然而不管是哪条道路都有一个交点，纵然是千万条江河总是归于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