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茶具，无论陶瓷、紫砂，对世界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日本、韩国等地的品茶艺术，无不深深地烙上了国人的印迹。虽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夜郎自大，但更不应该数典忘祖、妄自菲薄。毕竟，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茶文化的积淀，中国是茶饮的发源地，是茶具艺术的创始者。
一、东渡扶桑铸辉煌
中华文明对亚洲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瀛日本的影响无疑是深亥眨极的，自神农氏发现茶后，茶的药理作用和饮用功能逐渐被开发，国内饮茶的风气日渐浓厚，以至域外人士也慢慢受到这股新风的影响。唐李肇《唐国史补》就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常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这说明，中唐以后，中华茶化迅速向周边辐射，影响深远。
日本接受茶饮的时间还要早些，据文献记载，隋女帝开皇年前，中国的茶就已随佛教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时期（710～794），圣武天皇天平元年（729）召集僧侣讲经四天后赐茶，只是当时的茶叶均由遣唐使或僧人从中国带回，数量不多，还只是在宫廷贵族间小范围传播。
中唐以后，中国的饮茶风气空前浓厚，茶文化的雏形业已形成，并得到发展，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日本人迅速吸收了唐文化的精华，茶道文化在日本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挥，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并令世人瞩目。
最早将中国茶种传入日本的，自然是僧人。相传公元805年，日僧最澄（767—822）从中国带归茶种，种植在比壑山麓，日本终于有了茶园，次年，留学中国的空海回国，又将唐茶传入日本。值得一提的是，空海同时带走的还有石臼石碾等茶具，这是中国茶具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人。
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约有300年之久，饮茶在日本受到了冷遇。一直到宋乾道四年（1168），即日本仁安三年，荣西禅师（1141—1215）来到中国，在学禅之余，不但研习茶事、茶艺，而且在归国时又把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日本福冈的博多地区，从此开辟了日本茶事的振兴之举，为中国茶具大规模进军日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荣西及日后的几位高僧入宋时，亲眼目睹了采代愈演愈炽的斗茶盛况，在品饮中华茶汤的同时，免不了要对那神奇的茶盏产生兴趣。据文献记载，日本的一些高僧如圣一国师、南浦、昭明、明惠上人等，曾相继到过名闻天下的浙江径山寺，亲自参加了著名的“径山茶宴”，学得了斗茶、点茶等饮茶艺能。《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昭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云：“茶道之起，在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清楚地记载：“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模式，带到崇福寺。”通过他们的亲自体验和积极推介，中国茶和茶具成了日本人搜求的对象，风靡一时的黑釉建盏首先被输入日本，成为茶客们的珍爱。
建盏传入日本，大约在南宋及元代，目前已知日本最早记载有关建盏的文献，是金泽贞显（1278—1333）写给镰仓称名寺第二代住持剑阿的信函，内中有“建盏，我知道了复轮之事”的词句，表明建盏在当时日本的上层社会和僧侣阶层很流行和珍贵的事实。但建盏传入日本，肯定在此之前，据日本考古资料表明，在福冈博多遗址出土的天目茶碗，应是十二世纪前半叶自中国输入的，至干说流入的渠道，可能是贸易，也可能是由在华留学的僧人携带回日本的。这些茶具，被日本人视为珍贵的饮茶器具而备受欢迎和珍藏。日本人把中国宋代建宁府古窑监制的茶盏，视为上等精宜茶具，因日本人对茶道甚为讲究，“天目碗”不惜重金相求，以银缘其边，既碎则用金漆巧缀之，嘉誉为“建宁锦”。在日本一些有关建盏的古文献中，出现了油滴、银建盏、曜变等称呼，而且，还有不少文献对建盏作了积极的评价，如成书于1435年—1493，年的《萌凉轩目录》，对建盏的价格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述。据此书记载，延德二年（1490）十一月，银复轮的一只建盏“代二百五十匹”，明应二年（1493）八月，建盏与茶座各两只，价格为“拾四贯五百文”，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充分说明了源自中国的日本茶道对建盏的欢迎程度。与建盏同时输入日本的还有吉州窑烧造的“鳖盏”、“能皮盏”（在日本被称为“玳玻盏”）等黑釉系茶具。
以建窑黑釉茶盏为代表的天目盏在日本的无尚风光，也带动了中国国内其他一些窑口生产的茶具对日本的输出，因此，宋元以来，中国各地茶具纷纷步建盏后尘进入日本，这些被统称为“唐物天目”的茶盏，在日本各地区各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传。
大量中国茶具的输入，不但满足了日本国内对精美茶具的需求，而且还刺激了日本陶瓷业的发展。镰仓时代以来，日本国内的一些窑工开始仿制烧造建窑的产品，有代表性的当推濑产窑和美浓窑烧造的天目茶碗，称为“和物天目”。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在十三世纪后期濑户窑即已开始仿制建盏，这一活动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中叶仍没有中断，受其影响，美浓窑、志户吕窑、初山窑等各地窑口也开始大规模仿造天目茶盏。这些仿制品，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建窑产品的强烈影响，从造型、釉色看，都可以看到仿制者们刻意追求和精心模仿的痕迹，如施用铁釉、敞口、敛口、低圈足、圈足露胎不施釉等，都与建盏类似。这种本地产品，是曰本引以自豪的茶具，《萌凉轩目录》中，由此出现了“新建盏”的叫法，有学者认为指的就是本土生产的仿制茶盏，天文十八年（1549），天王寺屋会记中津田宗达提到了“伊势天目”，这可以确认为日产天目茶盏的正式记载。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各地窑口生产的仿制天目盏越来越多，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在日本茶道史和陶瓷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些被称为“和物天目”的日式茶盏，曾经风靡一时，尤其是在村田珠光提倡清静俭朴的饮茶风气流行之后，物美价廉的“和物天目”逐渐取代了一度被视为奢侈之物的“唐物天目”，在日本各个阶层的饮茶场所登堂入室，大受欢迎。
明朝以后，中国的茶文化刮起了一股清新的回归之风，以文人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极力鼓吹淡泊清雅的茶事活动，由此引发了一场茶具革命，侈糜奢华的宋茶具成为历史陈迹。时刻关注着中国文化的日本茶人也适时而动，曰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2）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规，创立了较为大众化的“一派茶道”，亦称“千家茶道”，进一步将茶道向日本化发展，本土茶具逐渐成为茶事中的主流，而小巧精致的中国茶碗、茶壶等，也成了日本人的座上宾。
当时中国瓷器包括茶具进入日本，主要有朝廷赠予、入贡使节回程的贸易需要、政府贸易及民间贸易这四种方式。在这些外销瓷中，瓷都景德镇的产品占了很大比重，日本也成为主要的输入地。据《明史·太祖本传》记载，洪武七年（1374），明朝即开始以瓷器赠予琉球，同时还以七万件与其贸易，永乐二年（1404），琉球的山南使臣还曾购买大量的浙江处州瓷带回本国，其中当然不乏茶具。继郑和下西洋对亚洲诸国进行规模庞大的贸易活动之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更趋活跃，据《明史·日本传》记载，永乐时对日本的“贡赐”是“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德时人数已增至三百，贸易船也增到三艘。同时，由于中国瓷器的声名远播，日本人甚至到中国订制日用瓷器和茶具，在日本发现的一批天启青花瓷器，其中有茶具、香盒、碗、提篮和扇形等物，都是按日本风格设计的外销瓷。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使得当时在输入日本的外国货中，仅中国的瓷器一项就占到了第三位。明崇祯八年（1635）八月，从我国台湾装运四船瓷器到曰本，数量达135005．件之多，其中38865件是青花碗，2050件是青花盘，540件是五彩盘，94350件是小碗和茶杯。由此可见，中国输入日本的瓷器中，茶具是最主要的成分。
进入清代，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传统的中日贸易也十分繁盛，往来中日之间的商船络绎不绝，大批中国的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市场，成为日本人民的宠爱。
总之，日本辉煌的茶道文化源自中国，渊源流长的中国茶道文化和茶具文化对其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正是因为中国的茶及茶具的步入东瀛，才直接刺激了日本人对茶及茶具的强烈需求，使得本土陶瓷业得以迅速崛起，为茶道文化的勃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茶具居功至伟，这是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事。但如今，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悠久的中国茶道文化，已被青出于蓝的日本茶道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如何振兴我国的茶文化事业，是所有茶人都应为之殚精竭虑的大事，但愿祖先的风光不会成为过眼云烟，则幸之甚之。
二、北上高丽传友情
同日本情况类似，朝鲜半岛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究其原因，还要从历史的渊源说起。
从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就存在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足鼎立的分治局面。直到公元660年，新罗联合强大的唐朝，出兵灭了百济，随后，高句丽也土崩瓦解，半岛终于得以统一，三国分治的局面结束了。新罗遂与中国的唐朝在经济和文化宗教方面关系相当密切。据统计，仅在唐朝一代，两国通使即达一百二十次以上，许多新罗人到中国请益佛经佛典，研习唐代典章制度，甚至在唐朝为官作吏，当时唐朝盛行的茶饮风气，他们也耳濡目染，手作口尝，慢慢成为一种嗜好，为日后茶饮在朝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部分人中，崔致远当为佼佼者。
崔致远，字海夫，号孤云，新罗国著名学者，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仅12岁的他就来到大唐求学，僖宗元年（874）中进土，授宣州溧水县（今江苏溧水县）县尉。由于工作出色，办事干练精明，屡次得以加官晋级，曾奏除殿中侍乡史，内侍奉，赐紫金鱼袋。僖宗中和四年（884），充国信史浮海东归。回国后，崔致远积极从事汉文化的宣传，对中国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生根发芽作出了很大贡献。
崔致远在中国淮南节度使高骈手下任都统巡官时，曾写下一篇《谢新茶状》，内容如下：
“右某。今日中军使俞公楚传处分送前科茶芽者，伏以蜀岗养艉，随苑腾芳，始只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若非精辑禅翁，即是闲邀羽客，岂期仙贶，猥及凡儒，不假梅林，自能愈谒，免求仙草，始得忘忧。下情无住感恩惶瞿，激切之至，谨陈谢，谨状。”
字里行间透出对茶的深刻认识和深厚感情，这说明崔致远嗜茶之切。
正是由于一代代僧侣和文人的努力，中国的茶饮很快就在高丽植根了，从时间来看，是要比日本早了一大步的。据朝鲜的正史《三国史记·新罗本记》记载：“（828年）入唐回使大廉带回了茶种，种植于地理山上。在此之前，善德王之时茶已有之，但是自兴德王时代才兴盛起来。”因此，可以这么说，至迟在七至八世纪，茶就已经传到了朝鲜半岛，而且，通过留学中国的人士的现身说法，饮茶习惯很快就形成了。以创建双溪寺而名的名僧真鉴国师（755—850年）的碑文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碣里，用薪烧火煮后曰：‘吾不分其味就饮。’守真忤俗都如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新罗人在着力引进茶饮唐风的同时，对中国的茶俗茶习也十分尊崇，在中国茶道的主流形式发生变化后，他们也紧随其后，将宋代的点茶法学得惟妙惟肖。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宋朝的使者访问了高丽，对高丽的民风民情特别是茶俗进行了考察，使者之一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十三《器皿》三专门作了介绍：
“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蜡茶并龙凤赐困。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凡宴则烹于庭中，覆以银荷，徐步而进。候赞者云，茶偏乃得饮，未尝不饮冷茶矣。馆中以红俎布列茶具于其中，而以红纱巾幕之。日尝三供茶，而继以汤。丽人谓为药。”
徐兢是来自于“天朝大国”的亲善大使，自然见多识广，见惯了龙凤团茶的他，当然对产于高丽的本土茶看不上眼，但他在文中还是表明了这么一种信息：尽管高丽茶质较差，但是有关于茶饮方面的茶具和茶礼，主要框架已经形成，茶具基本上是仿制中国的，受建盏影响颇深的金花天目茶盏、翡翠色的青瓷茶瓯、银制茶炉等，都与当时宋朝奢靡的饮茶风气相一致，了解了这点，足以说明朝鲜半岛茶文化与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了。
茶习茶俗的一致，必然使得高丽的茶具出现适应茶礼要求的趋势。史料证实，朝鲜半岛早在三国鼎立的新罗时期，就有了忠谈禅师行茶法，后来，民间又流行一种名叫“舞俑冢”的行茶法，从一座古墓里的行茶壁画看，在画面上出现了罐、瓶及两个置于木托盘上的茶碗、盛水果的敞口大茶碗等茶器。如今，韩国茶道对这种行茶法进入演示所用的茶具是：
茶釜（鼎）、风炉、茶桶、茶盏、茶瓢、茶匙、茶巾、茶果、茶碾、茶果床。
而另一种产生于新罗时代的“花郎茶道”所用的茶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