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夫亟战而数胜者，即国亡，亟战即民罢，数胜即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即寡矣。主骄即恣，恣即极物，民罢即怨，怨即极虑，上下俱极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哈佛大学的保罗·肯尼迪教授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历史上各大国的衰落几乎都是因为设立了过于庞大的国家安全利益目标，而拥有的资源却无法支持，国家力量都被耗用在军事方面后，就无力改善自己的经济与科技状况，最终被后起之秀超越。换句话说，就是财都变成了饷用来养兵，而这些兵却不能带来更多的土与财，于是预想中的良性循环被阻断，慢慢陷入一个死局，最后土也保不住了。
连续的胜利让阿兹特克的统治者把太多的资源转化为对外扩张的力量，而这种竭泽而渔式的转化方案越成功就越脆弱，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数就会引发整个体系的崩溃。当阿兹特克的军事强权已难以压制抵抗暗流时，他们却在军事统治的路上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特诺奇蒂特兰的陷落不仅结束了阿兹特克的暴力转化方案，也终结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独立。西班牙人很快将失去部落联盟的印第安人各个击破，最后整个民族沦为殖民者的庄园农奴或开矿奴工。
逃不开的交易：实现有利转化终须借助他人
较之文明高度发展的阿兹特克帝国，美国西部、阿根廷南部那些发展比较落后的印第安部落倒是更让西方殖民者难啃。虽然这些小部落拥有的土地、资源、人口与阿兹特克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他们因此也无需从事那么复杂的资源、力量、利益转化，所以就不会因绷得太紧而崩盘，对手也就不那么容易将其一击毙命。这给了他们时间从白人那里得到马匹、钢制刀剑和枪支，于是他们有了更多的手段和白人周旋。在特诺奇蒂特兰覆灭后，是他们为印第安捍卫了三百年民族独立、自由和尊严。
然而小国寡民的抱朴守拙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虽然在设计和执行一个复杂的资源、力量、利益转化方案时，我们总是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暴露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弱点，但合适的应对之策不是退缩而是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应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手、建构合适的交易方式、选择合适的交易内容，借助别人的资源、力量来减少弱点和问题，更高效地实现我们的意图。
我们前面说到建筑长城可以减少钱粮的消耗，尤其是在紧靠华北大平原和京杭运河的燕山一线，供给长城屯军的粮饷所需成本有限。但是在山西、陕西北部的长城一线远离产粮区，加之地形崎岖交通线漫长，组织运粮成为政府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众多陋规使得军粮运输途中的损耗大得惊人，官吏们的私心杂念更使政府感到难以负荷这项工作。于是有了明代的开中法（此法最早源于宋代，元代也曾采用过），其核心是国家借助商人的资源来完成从钱粮资源到军事力量的转化，即国家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然后给予运粮商人相应数量的食盐贩卖权，让他们在政府专营的盐业中分一杯羹。
明政府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规定，商人运粮到边防，根据里程远近，一至五石粮食可向政府换取二百斤的盐引（相当于提货单，据此到盐场取盐）。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是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取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盐商们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曾在各边塞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因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它推动了边塞地区的经济繁荣。由于以粮换盐的政策在山西、陕西一带的边塞使用规模最巨，所以促成了这两地的商帮的发展壮大，形成了资本雄厚的山陕商会。他们与内地商人形成分工协作，有的专门负责供粮，有的专门负责贩盐，主导了很多地区的盐业，直到民国年间从四川向贵州供盐的生意仍控制在陕西各商社手中。
通过以盐换粮的方式，明政府依靠民间力量完成了边防军粮的保障工作，省下了维持防务所需的许多工作，如开边田、辟粮道、设粮仓、备守卫等。但这也使明政府必须面对民间力量因无利可图而退出这一交易安排的风险。明孝宗弘治时期，让商人以粮换盐的政策变成了以银换盐。这使国家的白银收入骤增，但也造成商屯因无利可图而迅速衰落。继而边地盐商大多举家内迁，边关的军粮储备大减，边疆的经济活动也严重萎缩了。韩毓海先生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提出：开中法以来，中国历朝政府从社会组织、商业活动中几乎完全退出，地方完全被酷吏和土豪控制，国家没有基层组织，不能动员基层民众力量。所以当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出现在珠江口时，四万万人的天朝上国就一触即溃了。韩先生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是过于依赖交易对手提供自己所必需的资源、力量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中国历朝和罗马帝国都曾长期利诱边境线上的异族将士充任自己的边防军，但罗马最终沦陷于北方日耳曼蛮族边防军之手，大唐盛世也被安禄山这个胡人边将终结。蒙古兀良哈三卫的铁骑在靖难之役中因封赏而充当朱棣的先锋，也为明王朝提供了长城外围的机动兵力。然而仅仅二十年后朱棣就必须三次亲征兀良哈，以打击其进占今天赤峰、承德地区的企图。但边境上的外族武装力量毕竟熟悉当地环境、马匹自给自足、无需国家提供常备军给养，往往开几个互利的榷场就能利用，使用他们能有效缓解因军事问题带来的财政压力。所以汉唐宋分别用南匈奴对付北匈奴、用东突厥对付西突厥、用吐蕃和羌人对付党项和西夏。番骑在中原王朝安定天下的韬略中向来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告诉我们，通过交易利用他人的力量是无可选择的必由之路。可以选择的是如何审时度势，在既定的环境里，选择好合适的交易对手，控制好交易的内容与条件。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把握机会改善交易环境，创造更多的交易内容与交易对手，使自己拥有更多的交易机会和交易选择。
能否用好交易：决定天下运势的选择
历史告诉我们，环境对交易的限制明显地影响了不同交易主体的发展路径。
中国与欧洲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域是一马平川的中原，其人力财力较之四周地域有着明显优势，有着明显的集聚效应；欧洲的地理中心则是地势险要道路崎岖的阿尔卑斯山等山脉，它们分割了法兰西、德意志、伊比利亚、意大利等欧洲大陆上的主要文明区域，孤悬海外的英国和希腊地区让欧洲更为分散。这一区别使得中国大多数时候处于统一状态，而欧洲自843年《凡尔登和约》确立查理曼帝国分治格局以来一直处于政治分治中。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西班牙帝国、拿破仑帝国、德意志霍亨索伦帝国，这些称雄一时的帝国都未能长期维持自己在欧洲的独霸地位，更遑论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
擅长交易的西方走向世界
环境差异的影响使得中国人习惯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强制统治，皇权、官府面前没有对等主体，能进行平等交易的领域非常有限。分裂的欧洲受大一统政治的影响很少，又长期处于各类战争中，所以各国家、领主甚至商会都常常被迫靠举债雇佣军队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他们只能作为一个平等主体参与交易，通过谈判向别人融资。欧洲的环境特点促成了交易主体的多元化，这又导致了交易形式的多种多样，使得欧洲作为一个宏观的交易环境较之中国更为成功。
更宽松的交易环境使得欧洲出现了很多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交易方式。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中说道，西欧各国政府在十五六世纪就向民众发行人寿年金和嫁妆礼基金券来筹资，分别是一次融资分期偿还和一次融资一次偿还，可以满足民众养老和嫁女的支出需求。此类交易创新让西方得以首先将许多资源转化为现实收益，如将土地与自然资源、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个人与家庭的未来收入、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变成了公司股权、公共债券、抵押贷款等。交易内容的丰富多彩帮助社会创造出巨大的信用资本，为诸多风险很大的事业提供了资本支持，如英国的股份制远洋贸易，也使得西欧各国政府的公债融资有了充沛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