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星片酬过高害苦了谁
2012年3月，杭州雅缘影视制作公司董事长陈某因投资影视失败开枪自杀的消息轰动网络。关于自杀的原因，存在多种猜测和说法。
但有知情人爆料称：导致陈总无力偿还债务选择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星片酬太高了。
无独有偶，多次成功投资影视剧的杨子也对记者分析说：“这个行业里，演员片酬过高，很多老板投资一千万拍一部戏，有九百万都花在了演员身上。”
毫无疑问，现在是文化产业的春天。
按照一个国际规律：越是经济低迷，越容易推动娱乐行业急速前进。因为这个行业从事的是慰藉人们心灵的产业。
麻烦的是，现在首先high的不是买着比美国电影票贵的观众，却是中国明星。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在微博上晒出一个账本——1987年版电视剧《西游记》拍摄耗时6年，最后给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的片酬为2000元。而如今，一线演员片酬动辄五六十万元一集，一部戏下来就是千万元的收入。这个价格比25年前涨了近5000倍。
这不是极端的个案。比如最近光荣当选中国烂片评选“金扫帚奖最佳男演员”的知名演员孙红雷，目前每集电视剧的要价约80万，而接拍每部电影则约1200万。但他在《战国》中的雷人表现的确也对得起名字中的雷字。
导演冯小宁指出，拍影视剧如果要用一线演员，没有1000万元不要去想。而一部格局像样的电影的摄制成本需要2000万元，如此算下来，仅明星酬金就达到总成本的50%以上。
遗憾的是，这些身价高昂的明星靠名气和影响力不断将观众骗到电影院时，却往往像完成了一场坑爹游戏，而观众除了大呼上当，无力反击。
因此在文化产业化的初期，由于规则的不完善和监管的不到位，整个市场完全被商业绑架，恶性竞争频现，最终竟宛如食品安全那样，以恶性炒作、粗制滥造的作品将观众当成试错的大白鼠。
2011年是中国影视制作的井喷之年。
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31.15亿元，共生产各类电影791部。而全球第一强国美国一年生产的电影不过900部，其中院线放映600，长时间大规模放映约150。另外，在进口大片受到严格限制的背景下，中国拿如此规模的电影作品与国外电影在票房上仅仅实现了平分秋色。
更令人震惊的是，我国2011年电视剧产量16000集，仅3000多集能与观众见面。据说，胎死腹中的那些烂剧可以满足全球电视台的播出需求。
不容否认，中国影视业是文化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当，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内地很少有出身显赫的官二代混入影视圈与草根明星地位PK，因此在充分竞争中实现了某种公平。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对国内影视市场基本采取了保护政策，当然也采取了严格的内容审查制度。比如扩大好莱坞电影引进名额是我国加入WTO相关条款的要求，增加配额也从2007年拖延至今。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样的保护能持续多久呢？韩国、日本电影其实都提供了前车之鉴。
2月17日，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中国将在原来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美方票房分账从原来的13%升至25%；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布进口片的机会。
对于急功近利、内战内行的中国影视业来说，这无疑是一声尖利的警钟。那些躺着就能将观众钱挣了的所谓巨星们，又该如何面对？
目前，电视剧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生产的，吸引了大量民间资金。在中央利好政策的激励下，本身缺乏更多合法出口的民间资本目前仍在疯狂涌入。
在强势商业助推下，中国影视在重复中国制造有规模无效益、有数量无品质的悲剧，靠忽视艺术规律的大明星大制作忽悠观众，而严重忽略了创作水平、产品质量的提升。
而好莱坞近年来受到商业化和高科技的冲击，依然有着全球最完整的创作队伍，并坚持为梦想创作，并按照市场经济以观众为核心、满足其内在需求的地位保持了独步江湖的地位。这无疑值得中国影视剧制作人借鉴。
更重要的是，影视剧本质上是文化属性第一，要凌驾于其商业属性。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价值的重建以及软实力的输出成为一个迫切使命。仅仅靠纽约时报广场上的国家宣传片和创办孔子学院是远远不够的。
再以好莱坞为例，其作品不仅仅是炫酷的画面，还是美国价值观的全球输出。而这样的价值其实是其核心竞争力。再想想就像肯德基、麦当劳，它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饮食观，但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那些迷恋明星名气、脸蛋、影响力的中国影视制作人们，似乎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这笔昂贵的投资除了换回利润，应有更多的自觉担当——为了观众，更为了弘扬一个大国的美丽情感和普世价值。
不然被逼死不仅是你们，还包括中国方兴未艾的影视产业。
《着作权法》草案将小偷变强盗
说心里话，我过去一直不敢确认中国有《着作权法》。
恕我孤陋寡闻。
因为转载了我稿件的很多媒体都不给钱，我也懒得催，为这点小钱费那么大劲儿不值得当的。革命靠自觉吧。因此很感激那些用了我的东西给寄个块儿八毛的媒体，真的，在一个小偷遍地的年代，你们真是圣人。
后来惊悉中国音乐人和电影人比我还惨。
其实我不是特同情盗版遍地的好莱坞制作人，你们美帝搞个DVD第九区，片源少，还贼贵，严重影响祖国靠文艺和平演变的进程，还好有盗版，搞得很多好莱坞巨星在中国名气和李宇春差不多，来不差钱的中国挣足了演戏和代言的银子，因此他们似乎对中国有没有着作权法也不怎么在意。
但中国文艺人却整天在发出愤怒的吼声。想想一片梳着长发的、谈钱都有些脸红的中年男人整天为仨瓜俩枣发飙，挺黑色幽默。其中有人绝望了，诀别的姿态也很文艺：老子卖烤鸭去。
遗憾得是不是都想改行，麻烦的是不少人改行了还不一定有钱开烤鸭店。于是他们盯着一些盗版集散地开练，百度成了第一个中弹者。
古时讲秀才不跟兵斗，现在貌似盛世，文人其实难敌商人。人家手里有两把利刃——雄厚的财力和互联网自由共享的精神。
期间政府部门一直作壁上观。冒出个半官方的音协威胁了一下钱柜，据说收了些银子——不知道落在音乐人手里多少，但对互联网侵权始终保持缄默。
由于中国音乐网络版权市场定价机制相当混乱，即使音乐人赢了，收多少钱尚需痛苦博弈，何况不知名的音乐人好不容易出个作品还巴不得网络上传得多呢，权当省了推广费了——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晓松、汪峰和小柯。
还有一个麻烦是：广大人民群众免费下载惯了，不少人网络翻墙技术堪比燕子李三，想收钱估计比苹果面临的遭遇好不了多少。因此，即使知名音乐人拿到版权费，都拿来修筑网络新绿坝都不够——按常理，百度和音协都不会干。
政府部门的权衡是：假如民意是习惯性消费盗版，惯着他们比维护着作人权益要对推动和谐社会更有利些。因此，即使千呼万唤，新出台的《着作权法》草案不可能让音乐人满意。其中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八条更是激起愤怒口水一片。前者明确，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可不通过原作者同意进行翻唱的规定。后者加个前提：在使用前向国务院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备案；在使用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作品出处；在使用后一个月内按照国务院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标准向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
音乐人称，第四十六条在赤裸裸地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而第四十八条等于拿走了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
这些怒火可以理解。但平心而论，音乐人手里的筹码不多。除了呐喊，就是对音乐原创事业的毁灭性打击。
从长远看，这些声音无疑是金玉良言。但在文化产业发展初期，音乐人基本沦为商业肉票，口水歌横飞，真正的音乐精品本来就相当罕见，而且传统唱片业已经沦为夕阳产业，多数制作人只是将其当成另谋高就的跳板，多数收益来自演出、影视，高晓松还另辟蹊径，靠当评委挣得盆满钵满。
另据国际惯例，版权制度意在权衡公共利益和着作权人私权，各国均有“强制许可”制度，中国着作权法也沿袭了这一精神，只是在执法层面由于主体缺位和敷衍塞责，始终沦为一纸空文。
本次修葺有个小小进步：至少明确了讨要版权费的主管部门——国家版权局。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其执法力度按说应该强过以往的个体、公司乃至协会。我印象中，过去音乐人曾揭竿而起多回，印象中未曾获得太多利益斩获。
当然，有索债部门不一定就能彻底帮助音乐人讨回银子，但至少可以摆脱愤怒声讨模式，利益不能维护还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告有关部门不作为。
至于三个月翻唱是否过短还是有关部门代为收费是否合理，都是值得商榷的细节。规定着作人死前都不许翻唱固然大快人心，但结合当前执法水平、公民版权意识不够等问题，要想执行到位岂非天方夜谭？
因此，中国《着作权法》草案不可能描绘一个版权天堂，最大的进步是告诉习惯享用免费午餐的中国公众：中国真的有法了，公开盗窃的年代要终结了。
算个启蒙，从底线开始。
毕竟，从道德层面，音乐版权维护已经沦丧多年。
望音乐人理解。别气了，气坏身体，谁为广大人民群众谱写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呢？
大话“后宫”
在一个权谋主导的社会，电视剧要吸引眼球，拍帝王和后宫是比较讨巧的选择。
如果认真看过几本史书的话，就知道人人向往的皇宫并不美好。一个男人性功能再强也应付不了三千后宫，于是不少皇上为了多幸几个，往往需要吃红丸，代价是短命。而女人更惨，守一辈子活寡也难见皇上一面的多了去了。
但要忠于历史拍，无疑为一个无梦年代的伤口上撒盐，现实都拼爹了，不能在荧屏上再看拼命。
加上现在人浮躁，能认真读书的少，历史要靠易中天老师绘声绘色地讲出来，这给了影视工作者乱穿越的可能。
在拖着大辫子的清代皇帝不是以绝代圣明就是勤政爱民悉数登场了一遍后，不幸遭遇了辛亥百年，再树碑立传的底气有些不足，便瞄上了后宫。
清代历史中，雍正算个过渡帝，不管传说中的九王夺嫡，还是大兴文字狱，还是勤于农桑，这个皇上反正当得挺累的，以至于不像自己的爹和儿子那样眷恋后宫，比较有说服力的就是子嗣较少，但质量却比老爹康熙强，四子弘历后来成了康乾盛世的主要延续者。
但就是这个满腹心机、内敛阴森的胤禛，在最近登场的后宫戏中摇身一变成了情圣，至真至情，无怨无悔，搞得盼白马王子却总是遇到粗鄙煤窑主的小女子们整天以泪洗面，慨叹生不逢时。
后宫妖娆依旧，万民之主皇帝却能抵御众爱妃之诱惑，独取一瓢饮，就差白居易再写篇《长恨歌》讴歌下。这不是历史剧，甚至不是后宫戏，而是青春偶像剧。组织上对此很忧虑，屡屡警告说，这会误导青少年误会历史，其实有些过虑，因为多数人根本不关心历史——现实的压力使他们无暇回望那遥远的过去。
因此，后宫戏的泛滥，往往是在满足一些苦寻真爱不得、感情容易受伤的女孩子意淫的愿望——既然真情难觅，终将回归功利的婚姻，那真不如穿越回古代，混进宫内，运气好诱惑个皇上，生个龙子，便母仪天下了。总强过身边那些臭男人再牛还得相互争斗，没成东方不败呢身边已经美女如云。
不过，假如这些美眉知道雍正当皇上时已经四十有五，且心力交瘁，整天被国事所累，很少有性生活，在选他当梦中情人时，肯定会慎重考虑。但编剧和导演洞若观火，将其塑造成帅哥兼情圣，直逼琼瑶阿姨笔下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富二代”。
曾经拍过太多名剧的郑晓龙卷入后宫戏热潮令人意外。他第一部古装戏的男主人公也是雍正。但他决定尽可能忠于历史，说出后宫真相。
他说：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其实是匹种马，绵延子嗣是宠幸妃子的唯一理由，不可能对任何人用情专一。
这部70多集的大戏叫《后宫甄嬛传》，陈建斌饰演的雍正少了风流倜傥，多了些乖戾和薄情，面对争宠的妃子们，他以种马的姿态登场，间或流露的真情和温柔成了点缀。而那些无爱的女人们则为了能在残酷的生存角逐中活下去，用尽心机甚至不惜痛下杀手。从功利的身份地位衡量，她们有输赢，但从人性的角度上却都败得淋漓尽致。
和诸多迎合受众、博取收视和银两的同行不同，郑晓龙扮演了一个毁灭意淫的杀手。他提醒所有人，在一个成功男人和无数美貌女子组合的情感游戏中，是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即使费尽千辛万苦胜出，也无幸福可言——尽管不少权贵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美貌女子们仍在向往和复制这样的生活。
都改革开放33年了，向往皇帝和后宫的人仍这么多，说明咱这个苦难的民族反封建的任务还很重。几乎每个贪官的背后都有着情妇——上半身已死，下半身便会比动物凶猛。
所幸还有郑晓龙这样的导演，在荧屏上提醒所有人：即使能穿越到那个灰暗的年代成为母后，也不如珍惜今天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意淫伤身，君自珍重。
旭日阳刚注定脱离底层
在中国这个剧烈转型的社会，每个来自草根的成功除了依靠顽强的毅力、对生活的渴望，还要拜托命运的青睐。
也许，这样的概率低于找到真爱和遭雷劈。
旭日阳刚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他们中了命运的头彩——靠一曲嘶哑粗犷的《春天里》，在网络蹿红，感动了省委书记及万千网友，走向央视春晚的舞台，从而一鸣惊人，有望踏上一条备受瞩目的灿烂星途。
正月十五，元宵晚会，他们以一曲励志歌曲向世界宣布：我的未来不是梦。
像所有一夜爆红的明星一样，一场残酷的考验呼啸而至。
先是陷入与《春天里》原唱歌手汪峰的版权纠葛，然后关于他们身份真假突起波澜，索要天价演出费的消息更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而他们先天歌唱天赋的不足也让人担心其演出生涯能否持续，会不会被商业迅速榨干能量，从而昙花一现。
不管怎样，这个草根组合完成了命运的越狱，正在经历迷失，期待成为英雄。
无论成败，他们都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注定会摆脱被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队伍，不再是劳苦大众含辛茹苦、颠沛流离的精神寄托。
许多人为这样不可阻挡的背叛趋势痛心疾首，甚至开始抱怨可怕的商业社会又摧毁了罕见的真诚和淳朴。
其实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