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富豪游戏:中国民间财富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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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群小野马又萌又猛(5)

这都是实战经验,就好比今天的很多巨富,为什么对“政协委员”之类的名头分外感冒,说白了,还是看中了身份背后的潜在利益。

蒋锡培的故事,说明人脉,尤其是政治人脉,对于商业是多么的重要。然而,事情又不是这么简单,正如前文所述,最聪明的商人,懂得组织的力量,也知道组织的不确定。正如陪太子读书,多一分有危险,少一分受冷落。

每个年轻人都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知道是幸福还是悲哀。

富可敌国的关系

前文讲过泰国华裔富豪严彬的故事,本节说到关系,不得不再说一下严彬。这位传奇富豪的人脉关系,可谓富可敌国,一般的有钱人能和某些部委官员有些交情已经不得了,可是严彬,却和泰国的国家领导人都交往甚密。

华彬国际大厦,几乎是华彬集团在每一个城市核心区都会有的标志建筑。北京建国门外也不例外,这里的华彬国际大厦,经常可见多国政坛要人,富商巨贾更是往来穿梭。在大厦门口,停泊的都是宾利、劳斯莱斯等世界顶级豪车。

更夸张的是,泰国驻华使馆也在华彬国际大厦内,种种细节都昭示着严彬和泰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严彬更是登堂入室,为泰国上议院担任过经济顾问,中泰两国的政治交往中,也经常出现严彬陪同的身影。

在泰国,政界与商界密不可分,这是泰国的国家特色。在泰国,一个政党背后必然是财团与富商的支持。严彬刚刚成立华彬国际集团时,就与泰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现在的华彬高尔夫,正是缘起此时,严彬本来并不打高尔夫,但是政府领袖对高尔夫的热爱影响了他,继而有了华彬高尔夫庄园。

2003年,泰国总统他信来中国访问,也亲自去过华彬大厦与华彬庄园,严彬也代表泰国推动两国经济合作。

具有如此高规格的人脉网络,严彬本人却异常低调。这又印证了富豪圈里的普遍规律,越有实力的富商,越低调不可轻易示人。

华彬集团牵线搭桥之下,中国的很多国有大企业都参与了两国经济合作,包括矿产、橡胶等原材料加工产业,盛产钾矿与橡胶的泰国已经在中国进口业务总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今的华彬,旗下业务范围囊括了体育文化、旅游度假、饮料、贸易、房地产、矿产等多个领域。

严彬性格非常强势,但为人却很低调。他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华彬庄园别墅中,至于他发家的故事细节,更是无人知晓。华彬的高端物业却显露着这位超级富豪的品味,也或许是圈子里客人们的品味——周边酒店林立,庄园内各式城堡私家别墅。更重要的是,泰国的政要认可严彬的产业,这是他的财富核心。

除了房地产看似高高在上,严彬创立的红牛饮料其实是名符其实的“蓝领饮料”,在泰国,很多体力劳动者非常喜欢红牛,第一是功能性饮料有助于恢复体力,第二是红牛的售价相当便宜,每罐饮料只约等于不到3元人民币。

看来,严彬是一位从上到下都能大赚其钱的老板,而且他走在你身边,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真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

敢想敢干,挣钱其实不难

在那个年代,尽管组织严密,尽管自由经济如同刚刚打开一条缝的大门,但只要有胆量,有想法,并能够付诸实践,即便你是年轻人,挣钱其实并不难。

之所以说当年的困难之下,赚钱不难,是因为今日的创业者要赚钱,委实不易,个中缘由,有心人自然懂得。今日的创业,要考虑的不是利润、而是各种税费,别的不多说了,笔者点到即止。

出生军人家庭的王健林,28岁成为一名正团级军官。转业后,他任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这是个典型的官员从商的故事。一年以后,负债数百万元的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濒临破产,区政府没辙了,面向全区公开招贤。

在仕途上光明无限的王健林不知道抽什么风,竟然主动请缨,区政府一看,哟呵,自己人,行啊,年轻人有一番抱负,值得鼓励。他借来100万元,扣除20万元的利息及50%的担保。所剩无几,这就是接手烂摊子的代价,放着好好的官不做,为别人还债,还自讨苦吃。

但是架不住人有想法,王健林知道房地产生意,和其他生意一样,最重要的是品质和投其所好——多简单的道理,做起来有多难。

他造出130多平方米的大户型、在北方率先设计了明窗大厅、采用铝合金窗,市场沸腾了。原本无人问津的地皮,王健林盖好的房子卖到1600元/平方米的“天价”,大家还纷纷买账,觉得这房子买的值。

你看,只要敢想敢干,挣钱其实容易。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愁眉不展的地方政府,并不知道,原来生意可以这样做。他们没想到的还在后面。

从上家手里拿来的项目,施工由王健林来做,收益两方按比例分成。做一个项目大约能赚两百万;其他项目比如拆迁,工作量大、成本高、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啃下来的硬骨头,王健林却乐得其成,他不管困难多大,先把这个项目揽到手,想办法做完之后,一共800多套房子迅速出手,挣到了1000多万。

王健林接手的公司,本质上还是国有企业,和那位使劲往政府身上靠的蒋锡培不同,王健林深受其苦——这真是围城外的人想进来,围城内的人想出去。

在体制下做生意,王健林倍感痛苦。他堂堂总经理,却连辞退两个不听话的司机都要跑去和上级领导诉苦,实在不行只能说出“他们不走我走”这样的话才让领导妥协;到了五一节,他带着公司员工出外旅游,这种看似正常的企业行为,却迅速被人反映到纪委。

不自由、受限制,最可怕的是,赚钱越来越多,自己的位置也越来越朝不保夕。此时,大连官方要选出几家当地国企作为东北区域企业改制试点企业,别的国企觉得这是坏事,王健林却一马当先,率先提出申请。过了几年,国有股份基本厘清,他的企业也终于蜕变成了现代化企业。

在南方,第一批股份制改革的企业里,有一家名叫“万科”的企业,总经理王石和这位东北的王健林一样,坚决摘掉红帽子。

看来,一个时代唱一出戏,当时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发展状况各自有别,有的人想进去,有的人想出来,但关键在于,做企业和单纯赚钱还不太一样——倘若只想赚钱,恐怕今日中国,没有万科,也没有万达。悲哀在于,多少毫无抱负之徒,只凭借一点政治资源,做一单生意,拍屁股走人,纯粹为了赚钱。

这样的人太多,以至于有抱负的人,想把赚钱和理想结合起来,却有苦难言,终于造成了多年以后的富豪们,即使有一腔热血,却不得不悄悄掩埋。

大招都是逼出来的

知名英语培训师、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曾如此调侃:“你数学不好,还可以去当英国首相嘛(丘吉尔),不行也可以去当台湾作家嘛(李敖),还可以去英国做诗嘛(徐志摩),当然以上的都需要签证。那不行你可以在国内当作家嘛(钱钟书),最次你也可以当个老师嘛(罗永浩),如果你连课都讲不了,你也可以去当个校长吧(俞敏洪)。”

敢情这些名人都是因为“数学不好”、“被逼无奈”,最终“沦落为”首相、作家、老师、校长……

调侃归调侃,但很多今时今日富可敌国的人们,当初的选择还真是“逼不得已”,他们日后赖以生存的本领、传记中神乎其神的段子,好些个都是死马当活马医,但偏偏有奇效,成了标志性的“大招”。

应了笔者一位商人朋友的话:“我发大招儿,那都是逼出来的。”

我是有身份的人

改革大门初开,寻金之人如同野马,狂奔不止。然而,需要跨越的障碍何其多?各种政策自相矛盾、令人为难。这其中,关于“身份”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这年初春,姜维坐火车去北京,只为求得一个合法身份。话说这姜维本是营级干部,转业后的接收单位是大连市文化局。但接收单位不等于立刻能安排工作,于是苦等大半年之后,姜维心生枯燥,心想自己年纪轻轻,不该荒废了光阴。便准备做点小生意。

父母听闻,倍感不解:“老李家的小儿子没正经工作才逼着去摆地摊,你有单位有身份,做什么生意?”姜维答:“这身份,不要也罢,我心已决。”

如是反复,几个月后,父母只能妥协。姜维从妹妹那里借来400元启动资金,买了一台照相机,跑到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了个照相摊。

第一天的生意很平淡,只赚了3块钱。但姜维觉得没剃光头已经是个好开头,坚持了一阵子,到了八一建军节这天,动物园游人如织,他的生意也好的吓人,这天收工后一盘算,挣了500元。

生意好起来了,但姜维真正体会到“身份”的重要性了,他时常被不满20岁的工商人员训话,其状甚惨,犹如审讯犯人。自己的个体户执照也算是个身份证明,但每逢重要整改,上面一句话,姜维等个体户便被扫地出门。

有钱,却没有身份,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身份”背后的平等、受人尊敬,是姜维除了金钱之外最大的渴望。

到了1983年,中央终于为私营业主们正名,国家对这些个体户们表达了敬意,领袖的讲话稿全文刊登在党报上,姜维拿到报纸,一边读一边热泪盈眶,从此,他不再为身份受人歧视,他感到自己终于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那个曾经被“黄毛小儿”在动物园门口训过的姜维死去了,一个寻得“身份”的姜维决定重生,他发誓再也不要被人训,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商人——这个理想……好吧,是笔者编的。

姜维重生,却是真事。他成立了一家照相馆,并找到了一名香港商人为他投资,然而当地政府说,不行。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他要前往北京,寻找合法的商人身份。

三个月后,他在北京找到了“政策”。全国人大的一位领导在家里接见了姜维。近四个小时,他们一直在谈论私营业主的有关政策,领导说,这个事情,他会向中央反映,也会给专门负责工商行业的干部写信,让他们研究姜维的要求。

在工商局,四位干部与姜维展开谈话。领导说,个体户要有法人资格,只能成为私营企业。姜维说,好啊。领导又说,可是,我们国家是不允许有私营企业的啊。姜维说,可是主席说我们个体户是光彩的,我必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商人。领导又说,别着急,正是有耀邦同志的讲话,我们才讨论这个问题嘛。

谈话结束没几天,姜维又受邀到了中南海,专门研究成立公司一事。当时会上争论火药味十足。“让他试一下嘛”。胡耀邦的一句话,催生了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

这就是姜维的故事,他是个普通人,却又不普通。创富者受人歧视、受人管制,即使赚了钱,为社会做了贡献,依旧不得尊重。他想要个身份,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时局使然,私营者去了国家最高机关,成了名正言顺的私营企业家,这番历史功绩背后,是他读到“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这句话时的泪水,是被世俗与体制逼到死角之后的希望。

业余作家

同为退伍军人的湖南人吴志剑,最初走的是另一条路——作家。这年,吴志剑完成《黑影》和《白金杯》,在当地反响相当不错,由此他不安分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两本书为他积累了2000元稿费,这笔钱被吴志剑与知青朋友们一起用作养鸡场的启动资金。前途未卜,鸡场遇到了一场严重鸡瘟,他从天堂跌落地狱,鸡场的几千只鸡瞬间呜呼。投入的资金有去无回,可是吴志剑并未失魂落魄,他再接再厉,很快找到新项目,与县广播局一起创办广播公司,可是对方却半途而废,他也独木难支;后来又与人合伙办水泥预制板厂,可惜生产工艺不够格,销路自然难说;接着又开起了歌舞厅,却遭到当地痞子流氓的骚扰,不得不关张大吉。

还有比这更悲催的事情吗?

被逼无奈之下,吴志剑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出发,觉得自己的失败是有原因的。于是找来一大堆的经济管理学着作,恶补欠缺的常识。当吴志剑雄心勃勃,依然想要继续奋战时,亲朋好友却都避而远之,大家是怕他再来借钱。没办法,他远走他乡,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圣地——深圳。这年秋,吴志剑跟着7位知青抵达深圳,大家的全部资产加起来不过几百元。

深圳是当年一切充满梦想和憧憬的人们心之所向,却也是各种阴谋和狡诈并存的荒蛮之地。一无所有的吴志剑又经历了一系列失败,最终走投无路,竟然靠捡垃圾为生。

好吧,比创业受挫更悲催的事情,不过如此。

吴志剑仿佛一位身怀绝学的高人,四处云游,衣不蔽体。曾经是一位作家,如今是一个流浪汉。但在他眼里,这都不重要。

生活再怎么不堪,他始终相信自己能东山再起,为啥?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偶然机会,他得知深圳市政公司的一家下属商场即将破产,正在找人来承包,吴志剑心动了。可是他连基本的押金都没有,在经历各种哀求之后,对方一看,也没别的承包者,那就让这个疑似骗子试一试吧,反正商场也不会损失什么。

吴志剑就这样空手白狼,包下了商场,可是很快,他就要面对每月高达四千元的承包款,一年之内还要结清八万元债务。

商场其实并非劣质资产,在很多商家的库房里有大量积压服装,吴志剑大刀阔斧,跳楼价甩卖,一时间应者如潮,第一月的承包款顺利交付。

接下来吴志剑决定卖家电,当时的深圳,家电卖场十分火爆,吴志剑如何取得优势?他想到了进口家电,之前自学过的各种贸易原理这时候派上了用场,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若干家电品牌的代销权,很快就拿到了大批产品,在销售过程中他又率先做出了免费退换的市场营销策略,只用了不到半年,这个商场为他斩获数十万元利润。

多年后,吴志剑成了“湖南首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曾经的业余作家,有过那么苦痛的回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以为然,他认为,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还真是一位文绉绉的作家啊。

椅子比媳妇还永久?

前文说过,“寂寞空虚冷”的潘石屹在兰州的中专里苦苦求学。到了毕业之际,这个满口乡音的穷小子,已经是天之骄子。他分配到河北廊坊的一个事业单位,在这家单位他是少数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于是很快就获得领导赏识,还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小潘心想,总算熬出头了。

不久,单位又新来了年轻同事,潘石屹作为前辈,带着她参观单位的办公桌。这位新同事却对自己的桌椅非常严苛,挑了许久都没满意的。潘石屹说,不过桌椅嘛,凑合着用,对方却说,怎么能凑合,这套桌椅是要跟我下半辈子的。

一张椅子,要陪自己半辈子,这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内心世界。小潘震惊了,他细细一想,唉呀妈呀,真的是这样啊,太可怕了。这一张椅子,可能比媳妇陪自己的时间还要永久,这叫人情何以堪?

潘石屹坐在椅子上,如坐针毡。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啊。电话不停地打,深圳有一些朋友,告诉他机会多,能赚到钱。潘石屹反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朋友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有钱,你能买很多衣服换着穿。如果你没钱,衣服脏了没得换,只能忍。”这是有人第一次向潘石屹如此直白的解释“财富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