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在很好地享受了生活之后，宁静喜悦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暮年逼近了我们，虽然，也有一些幸福的人，他们的心灵永远不会变老，直到生命最后的阶段还是老顽童。季节有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美丽可爱：春天阳光明媚，夏天光芒照人，秋天带来收获，冬天意味成熟。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吐故纳新，有一种缺陷就会有一种收获做补偿。在老年，无论幸与不幸，都不过是往日的沉积，西德尼·史密斯非常喜欢引用沃勒的诗句：
暗淡无光的心房，破碎的、凋敝的心房，
时间凿出的缝隙上，透进了新鲜的光。
西德尼·史密斯也是天性欢乐的人，他75岁的时候还写道：“至于我，总的来说，是幸福的。这个世界让我感到愉快满足，我感激造物主将我置身于其中。”然而，即使这样的一个人，偶尔也会有许多烦恼。他曾在一封信里抱怨说他身体经受着三种疾病的折磨。他71岁时给卡里斯尔女伯爵的一封信写道：“我一切都好，就是全身每根骨头、每块肌肉都受着痛风、哮喘和疼痛的折磨。单单痛风都让人受不了，胃好像要掉到脚底下去一样。饮食稍微不注意就会受到惩罚，脚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这更高级的器官造了孽，却要由无辜的脚踝、脚背来受罪。我的胃大概看出来这是一个让自己少受折磨的好办法，它现在变得非常暴虐，稍微冒犯了它，无论是吃个梅子，喝杯香槟，无论是高兴或者悲痛，稍微过了头，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它马上就滥施淫威，脚立刻就发红、发胀、痉挛。”《生活与书信》到最后，他忍不住拿自己身体的疾病自我解嘲起来，在和卡里斯尔太太的最后一封通信里，他谈到自己身体逐渐垮下来了：“如果你听说哪里有7千克人肉整天在挪来挪去的，那肯定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现在看上去好像分了一半出去似的。”
历史学家伍德豪斯里的威廉·泰勒晚年也过得安宁幸福。他曾把他自己保持这种状态的秘诀告诉朋友，那就是“吃东西不要太多，但要可口，要与人为善。”也有人问奈斯尔罗德，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精力还那么旺盛，他把这归功于音乐和花草。但查理·兰姆对音乐却是一窍不通，他说他只能分辨出两种旋律：或者是“上帝保佑吾王”的旋律，或者不是。一次在雷·汉特家举行的音乐晚会上，兰姆实在受不了，那些声音在他看来简直和噪音没有区别，他忍不住说：“谁只要有一罐黑啤酒，我想就可以熬过去了。”人们把酒给他拿过来，他总算渡过难关。
尤勒晚年失明以后，主要的乐趣就是周围有一帮快乐的孙子陪伴，他在紧张的研究工作之余，主要的放松方式就是给这些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罗宾逊博士和他一样，小孙子的陪伴给了他最大的快乐。他在给詹姆士·瓦特的信里写道：“每天观察着这个小家伙的成长，看着他身上许多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能力在慢慢发展，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他笨拙的动作，稀奇古怪的念头，从中都让我发现神的痕迹，我要感谢那些法国思想家，是他们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切上面，现在他们就是孩子的监护人，指导着他的生活，他的成长和他的力量。我很后悔现在没有时间把儿童，以及儿童能力的发展作为我研究的课题。”过了两年，罗宾逊博士就与他的小朋友永远分手了。
布莱克博士是爱丁堡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化学教授，性情温柔美好，他非常平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最后的一刻，他态度非常安详从容，似乎是要把一杯牛奶在膝盖上放好，以免溅了出来。他去世时71岁，然而，他并没有死，而只是进入了另一种永生之中。
历史学家亨利博士是72岁去世的，死时也同样的安详。他当时住在斯特林附近，一天他突然写信给一位年轻的朋友——爱丁堡的哈里·蒙克雷夫爵士，邀请他马上过来：“这周我这里会发生一些事情，”他说，“我要死了。”哈里爵士马上赶了过来，看到他已经瘫倒，要支持不住了。不过，虽然这样，亨利博士仍然坚持坐在椅子上，聊天、打盹。一天，亨利博士正在瞌睡中，忽然被楼下庭院里一阵马蹄声吵醒，他问：“谁来了？”亨利太太回答：“是那个讨厌的家伙。”所谓讨厌的家伙，就是指住在附近的一个牧师，他的名声主要在于他一旦知道谁已经快奄奄一息，就怎么也不肯离开这户人家。博士一听是他，立刻喊道：“叫他出去，不要让这家伙进来。”然而，他说这话的时候，“这家伙”已经进了门，走到房间里。亨利博士抢在他进屋前，向太太使了个眼神，就装作睡着了。哈里爵士和亨利太太于是用手指指他，又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来人不要说话。“这家伙”就坐了下来，一直等，等了很长时间。中间他几次想说话，都被亨利太太用手势制止。之后他只好告别离开，“嗒嗒”的马蹄声又从楼下庭院传来，渐渐远去。亨利博士开心地笑了。当晚他就去世了。
也有些人，在生命快临近终点的时候，还在追求进步。画家尼古拉斯·波钦曾说过：“年纪越大，我内心越有一种超越自身、达到更完美境界的渴望。”同样，甘斯保罗在50年的绘画经历之后说：“我所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生命还在往前。”莱恩晚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由别人搀扶他去看他自己的杰作——圣保罗大教堂。
塞万提斯晚年被投进马德里的监狱，他在那里创作他的《堂吉珂德》。到了最后，他因为太穷，连稿纸都没有，只能把自己的构思写在碎布上。后来，有一个西班牙骑士听了别人的建议，向他伸出援手，他的答复是：“上帝禁止接受这样的援助，正是他安排的贫穷才造就了世界的财富。”按照他的说法，似乎饥饿倒可以成为天才的温床！塞万提斯最后死于水肿，在病情恶化之际，他仍然在筹划他最后一部作品的出版。
也许，没有谁的死能够像彼得·拜尔与文学那样有着密切的关联。一天早上，他醒来开始审阅校样，他的管家在一边生火，准备煮咖啡。等管家回过头来，发现她的主人已经死了，而且死的时候还睁着两眼。杜伽尔德·斯图尔特在临终前几天，也在审阅他新出的作品全集的校样。据记载，爱丁堡的威廉·汤普森爵士所做的最后一件知识方面的事情，是审阅一篇关于诗人海涅文章的校样。不一会儿，他就去世了。
理查德·斯蒂尔则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年。他从伦敦的公共生活退出后，来到卡尔马森附近的朗古诺定居，在这里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终日与他相伴随的，是流水的欢笑，轻风的呢喃，小鸟的歌唱，他仍然从中感受到各种乐趣。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曾这么描绘他的生活：“我听说，他一直到最后的关头仍然保持了天性的欢乐、温和。在一个夏日的夜晚，当乡间的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进行游戏娱乐的时候，他也常常会出去观看，并且还会向代理他服装生意的绸缎商宣布，要送一件新衣服给跳舞跳得最好的那个人。”
亚当·斯密晚年，欧里庇得斯和拉辛的悲剧作品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他认为自己真正的爱人只有书籍。最后，当他躺在病榻上时，提出的一个主要要求就是把他遗留的十八卷思考笔记销毁。英奇博德小姐也有同样的美德。出版商两次向她提出要求，愿意以1 000英镑的价格出版她四卷本的《回忆录》，但都遭到她拒绝。她虽然生活窘迫，却不愿意拿她的才智做交易换取金钱。由于担心回忆录的出版可能给一些人造成痛苦、难堪，她在离开人世前把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却把一堆毒药留了下来，比如各种见不得人的交往、私房话，都公之于众。与这些人相比，英奇博德小姐的做法更加显得高贵。约翰逊博士曾经以一种极度轻蔑的语气提到过一位作者，这个作者总是把靶子对准宗教道德，却没有勇气向它们开火，而是死后留给了出版社，让他去扣扳机。
蒂勒森主教自己的图书馆里有一个书架，上面满是书，装订得整整齐齐，并且全部镀了金。一个朋友问他：“这些书中你喜爱的作者是谁？”“这些，”主教回答，“是我的一些私人朋友，他们的书所以要放成这样，还有一个原因，他们都是我的对头。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东西，要比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多，哪怕是最忠实可靠的朋友都不如他们。”主教死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叠纸，上面写着：“这些都是诽谤。愿主也像我一样，宽恕他们。”
有许多饱受疾病折磨的人，会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这毫不奇怪。身体的病痛，工作的力不从心，希望日益渺茫，欢乐越来越少，年龄越来越大，再有，大家又都意识到结局不可避免，这一切，都会让一些人更愿意主动去迎接生命的终点，将这当作最好的解脱。威廉·哈顿在自传里曾说：“我们越接近坟墓，心里越不会感到恐惧。健康的时候固然远离了死亡，但驱不走疾病。一旦生起病，世界对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未来充满了恐惧。”
一个人风华正茂、正要大有作为的时候，死亡离他是很远的。他是在不断地追求更好，会得到朋友鼓励，会尽可能生活得好。戴维·司各特是苏格兰皇家协会会员，他正在艺术生涯上不懈追求的时候，忽然染上一种不治之症。他弟弟不断给他打气，让他相信一定可以复原：“不，这是不可能的，”司各特说，“一个人生着这样的病，置身一片黑暗中，要他能够克服这些，重新开始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快乐，这种奖赏、这种美妙的事情，我不敢奢望它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现在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熟悉如何生活、工作。”可惜为时过晚，他并没有能够康复，于43岁那年去世。格里帕泽在悲剧《萨福》里有一段话：
生活依然是人生最高贵的目标，
艺术，可怜的艺术，永远必须受到约束，
让它成为生活的一个乞丐。
但对于老人，情形却不一样：他们的事业都已经完成，他们的家族也得以延续，对于他们，生活不再意味着欢乐，而是包袱。圣皮埃尔神甫说起死亡，似乎不过是乡间的一次旅行。巴克斯特则说，死亡就好像摆脱一个不称意的友伴，好像是脱下一双挤得脚疼的鞋。加斯霍恩博士的看法要务实得多，他退休以后，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人非常沮丧，生了场病，不久，医生就告诉他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听到这个消息真让人高兴，”他说，“每天把鞋穿了又脱，脱了又穿，我都烦了。”尼古拉斯·佐格尔，俄国最出色的一位作家，在最后咽气之前说：“啊，如果人们知道死其实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快乐，他们就不会恐惧了。”
可怜的查理·兰姆和托马斯·胡德一定多次有过自杀的念头。这两位都是很风趣幽默的人，兰姆的幽默来自于他对复杂生活中那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一种敏锐的洞察——这种洞察力既折磨人，又让人着迷。他的玩笑，就类似于给哈姆雷特装上一个约里克的脑袋。他自己承受着许多病痛的折磨，1833年他写道：“咳嗽、痉挛，整天陪在我身边，我们是形影不离。”他还说：“有些人并不讨厌患者，不过老实说，我对患者是很反感的。”他于1839年12月27日去世。
与他类似，托马斯·胡德的幽默也是来自一颗饱经折磨的心灵。他所做的，就是为了使他的心灵能够远离病痛和不幸，使他的世界多一些欢乐，恢复两者之间的平衡。他短暂的一生几乎都用在了逃避死神的追逐上，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稀饭吃了难受，饮食的学问也让我难受；
药丸让我难受，催吐的药也让我难受；
脉搏慢了难受，快了也让我难受；
血管厚了难受，薄了也让我难受；
唉，一句话，难受本身都让我难受。
终于，他刚过45岁，他这些与生俱来的病就有了结果。他的一生受着这样的折磨，离开人世他一定不会感到悲痛。威廉·坦普尔爵士对于人生的议论对他倒是合适：“生命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它就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要逗逗他，陪他玩，他才会睡着。然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不过，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还不算十分严重。我们看到有战场上捐躯的男儿，还有古罗马那些为了取悦人们的角斗士也是一样不顾惜自己；我们看到有不顾危险的猎手，还有海员，他们与死神只有一墙之隔。培根勋爵说：“一个虚弱的人内心不可能有真正的激情，它有的，只是对死神的畏惧。……死生其实都很平常，一个心里怀着热烈追求的人，他对死是无所畏惧的，正如一个人在热血沸腾时受伤不觉得疼一样。所以，一个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崇高事业上的人，死确实不会让他有任何畏惧。不过，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在临死前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最合适的颂歌是《南克·迪米第斯》；死亡也是这样：它为我们打开的是通往不朽声名的大门，而把妒忌挡在了门外。”
已故的本杰明·布罗蒂耶爵士对生与死有极其丰富的认识。他曾指出，根据自己的经历，除了两次之外，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东西能证明对死亡的恐惧的存在。而那两次例外的情形，都是因为患者止不住大量失血，这种失血会给患者带来极度的痛苦，甚至一旁的人看了心里都会受到煎熬。本杰明爵士目睹了这一幕，忍不住想起塞涅卡，想到他选择让自己失血而死，那真是最痛苦的一种方式啊。
大自然为我们开启的生命之门只有一扇，而夺走生命的方式却有成百上千种。她赐给我们每个人生命，又把看护生命的钥匙交到我们手里；然而却常常会有意外发生，将生命从我们手里夺走。据说，希腊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死，却是因为一只老鹰误将他的脑袋当作了大石头，于是将抓住的乌龟狠命地往他头上摔去，想把乌龟壳摔碎，诗人因此而丧命。还有一个拉克德蒙的青年，他长相酷似伟大的赫克托耳，结果众人知道这个消息，都一拥而上，希望先睹为快，最终把他给活活挤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