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独特、风格各异的文化节最能体现北大学生的特点：大胆创新，敢于思维，而又能出奇制胜。文化本不应是僵化的、沉默的。文化本身应该起来以发展自身，为此文化所“化”之人，便应为该文化的兴盛繁荣而贡献自己。是的，文化不需要“推销自我”，然而文化却需要为人所知，将文化介绍给世界，让历史去决定其生命，这已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一种哲学上的思维。“无论何种思想学术，苟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便应该让其自由存在。”伟大的蔡元培校长是这样解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理念的。将文化节与这一理念并提，是有点勉强，然而，我们不能不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北大文化节的兴盛繁荣。正是基于“海纳百川”的气量，才有了譬如“奇石文化节”等独具特色的各种文化的存在。才使得北大学子各展所能，不拘一格地创意。这种宽容赋予了她的学生以卓然不群、勇于开拓创新的创造性思维。不受禁锢的思想，必将绽放绚烂的奇葩。谁都不能否认这儿成长着中国当代最具思想性和创造性的一代骄子。他们以非凡的胆略和过人的能力使得北大文化节呈现出百花争妍的气象。
文化节其实是由一系列活动组成的。各个独立的文化节又不尽相同。如果仔细观察，有几种主要的形式。文化宣传就是其中的一种。自发组成的志愿者在公共场合——通常是三角地，摆“一字长”的桌子，负责向驻足的行人宣传、提供咨询、发放材料等；有时延请名流大家，召集数百听众，择一教室，开展讲座。这种形式往往能取得极好效果；或者举办展览会，将已获得的成绩展示给观众，也或者由一批满怀热诚的志愿者坐在一块，高谈阔论，各抒己见，说者加深了认识，听者扩大了视野，曲终人散，大家都满载而归；也可以走向社会，或参观，或义务为人民解决困难，这样增强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比如法律文化节期间，就由法律救助协会为北京市民提供义务咨询，效果很不错。各种文化节形式各异，这些活动一方面使组织者充分展示了能力，也使参与者获得了锻炼；另一方面对外界而言，主办者的宗旨得到了实现，在世人面前展示了某一领域文化的勉力，使他们从中获得了新的知识。
校园文化涵盖极广，文化节也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北大有自己独特的人文风景，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国内其它大学所无法比拟的。文化不是媚俗的。陈寅恪说过：“文化本身是寂寞的，所谓‘热点’、‘焦点’本与文化无缘。”北大学术也具有一种独立性，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为换得生存而迎合世俗，这是学术的品格也是学术赖以存续的生命。然而文化需要发展、完善。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便在于其招引继受者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大文化节这种形式，并非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使文化本身失去骨骼，它的实质在于借助文化节的形式，推动某一领域文化的发展。这是文化节的最根本的要求。
北大是追求卓越、追求一流的，北大学子也是在执著地追求卓越、追求一流的。他们共同的目标是使北大成为一流的大学，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丰富多样的文化节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文化与教育发展的一种努力。
北大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追求素质型人才，即培养全面发展、知识结构健全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对于文化节这种有助于开阔学生视野、加强学科交流、促使学生健康发展的活动形式，学校管理层从长远目标出发，从人才竟争的高度出发，给予文化节以有力支持，引导其在积极有益的轨道上运行，从而达到了教育教学目标，也促进了自身发展。北大民主自由的精神在决策者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对于任何促进学生成长和学术进步独立的活动形式，他们都予以关注、理解和支持。这不是一代北大人的思想，而是相沿成习的传统。没有强迫与压制，在这块自由的乐园里，茁壮成长的是朝气蓬勃、进取向上的一代青年。自由的天空，清新的空气总会给人的健康以极大的帮助。
9.学贯中西取其精华
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文化精华
融合中西文化，在我们北大有着经久不衰的历史。“学贯中西”的教授在国内要数北京大学最多了，而这种结果要缘于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课程改革和学制建设。
蔡元培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
首先，蔡元培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高的学说”。
其次，他认为对外国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他既承认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继承发扬，又反对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既强调学习外国，求得发展，又坚决反对“全盘欧化”，反对简单的模仿，生吞活剥外国的东西。
他殷切地告诫人们，在向外国学习时，要重在为我所用，要吸收而消化之，切忌为他人所同化。
再其次，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又说：“研究者也，非徒输人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这种科学不仅指某一学科或研究的成果，而更重要的是指科学的方法。他主张中国不但在“发明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方面应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而且“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人文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
1921年6月，他到美国考察教育时，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讲演中，曾阐述了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规律，他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统一，表现了蔡元培进步的中西文化观。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这对于改革学校的课程也有重要意义，史学系的革新即是一例。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史学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基础，要学习欧美新史学的优点。他后来曾说：“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这件事实回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借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借，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哪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词史、戏曲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
广泛听取外面的声音，接触外面的思想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甚至有人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21世纪的大学生必须有放眼全球，走向世界的气魄。其实，北大为我们学子们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开放型的大学，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曾经给中国的末代封建统治者留下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走向21世纪的北大，本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指导方针，积极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广泛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既发展和提高了两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又进一步扩大了两校在国际上的影响。
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北大就很注意加强和发展同国外高等学校和科研学术的联系，积极开展教学、科研和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先后同世界上数十个国家的近百所大学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斯拉夫、瑞典、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朝鲜、墨西哥、芬兰、波兰、法国、荷兰、菲律宾、埃及、巴西、新西兰、捷克、俄罗斯、西班牙、泰国、英国、哥伦比亚、蒙古、丹麦。伊朗、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为了及时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就，北大每年还大量派人出国讲学、进修、访问或参加学术会议。仅1988年一1992年间，就派出过56个代表团299人次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考察一些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情况以资借鉴。派出的进修、研究访问学者和短期出访参加学术会议的人数也很可观。许多出国教师都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勤奋的精神，深受国外同行的赞赏。有的还由于在教学和科研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被国外授予荣誉称号。与派出相对应的还有请进。北大每年都聘请一批外籍教师或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和讲学，并先后聘请了一些国外著名学者专家为客座教授，一些国际上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实业家则被授予北大名誉博士学位或名誉教授称号。其中著名的有叙利亚诗人马鲁海，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彼蒂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陈省身、吴健雄、李政道，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杨振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林家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李远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坦因，国际法院院长何塞·马利亚·鲁达，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等。北大每年还接待数以千计的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港澳台同胞等来校学习、参观、学术交流等；另外，北大还积极参与或自主组织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使北大人大开眼界，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自己，而且使学校成了国内信息密集。学术交融之基地和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影响的学术中心之一。
从1977年到1987年的10年间，北大先后派出了500多名教师到30多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关进修，目前300多人已经回国。到1987年，选派的305名研究生到14个国家深造，有10余人已获得博士学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访问、从事研究和到国外讲学的有600多人次。1978年开始的留美物理。化学专业考试和各种奖助基金考试，北大学生总是名列前茅。目前已有上百名通过考试的学生在国外学习，还有大量的自费学生在世界各地留学。
开放的结果，是北大学生世界意识的形成。思维方式从传统的“大我”枯井中走出来，面对广蒙无垠的大千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心灵深处产生激烈的反省和变革。知识分子尤为突出。
世界的中心不再是“我”。一种向世界靠拢而不是疏离的自觉行动造就着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纷纷抛弃自己背了几百年积淀的传统包袱，走向世界，寻求出路，像一百年前他们的前辈先行者所做过的那样。对北大学生来说，书籍是知识甘泉的源头之一。从各种经典名著，到各种新思潮小册子，从现代新学科手册到爱情心理学，异国的无奇不有，在这里都有广阔的市场。没有一个好心的长辈不感叹80年代的年轻人正在用一种惊人的大度对待异域的一切。外国理论书籍成为抢手货，哪怕是精装本的大部头著作也会很快一销而空。他们能消化吗？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
由此，我们学生们的思维不再是单向，而是双向，多向。我们对法事物不再盲从。怀疑和科举，带来了宽容的气氛，带来了对学术自由的呐喊，也带来了严谨求实的作风。
无疑，在一般人看来，年轻学生不像以往那么单纯和一致了，变得标新立异，异端百出。在ZI世纪的北京大学，思想空前活跃，学术气氛浓厚，敢为天下先和敢持不同学见的精神日盛。也许，这正是北大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之窗的标志之一。
有幸走进燕园校园的同学，应该利用这空前绝后的机会，广泛听取外面的声音，接触外面的思想，甚至努力为自己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这样才能开阔思路，拓展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