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式家具的源流与兴衰
清代家具造型庄重而笨重，气度宏伟，一味追求富丽华贵，脱离了明代家具纤巧秀丽的风格，繁褥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整个就是对明式家具的一个反动。
清式家具虽不如明式家具那样具有科学性，显得厚重有余，俊秀不足，给人沉闷笨重之感，但以富丽、豪华、稳重、威严为准则，为达到设计目的，采用多种材料、多种形式，巧妙地装饰在家具上，也不无成功之处。
尽管如此，清朝家具还是具有很高的投资的价值，它是中国古董家具与明式家具相对应的一个品种，雕工讲究，装饰丰富，形式繁多，用材广泛，有其自身独特之处。
加上审美的趣味和时尚上风水轮流转，今天外国人崇尚回归自然，喜欢明式的简洁，明天外国人也许会喜欢繁褥和宏伟的风格，会喜欢精雕细刻的清式风格，这样一来，清式家具也就会走俏了。
事实上，从1997年到2002年清朝家具的走势来看，价格已经启动，正在成为家具中新的投资黑马品种。
纵观清式家具的兴衰，不难发现清式家具的起落与清王朝本身的命运相同，几乎同步地经历了一个由兴起到鼎盛、最后走向衰败的过程。
清式家具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满汉文化相结合的一个具体产物。
对清式家具兴衰史的研究，有赖于对清代的民间和宫廷家具同时作系统的考察。
而限于当前的条件、只能以资料相对丰富可靠一些的清宫廷家具为主，进行一些探讨。根据事物的发展现律，相信民间清式家具的起落兴衰，与宫廷家具大致是同步的。
1644年，清帝国定都北京。在清初战乱不止、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中，显然还谈不上发展手工艺。至清圣祖康熙皇帝继位后，国力日趋强盛。
康熙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所建树。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基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工艺美术有了生息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就家具而言，这一时期尽管明式家具继续流行，其主体结构和风格依然如故，但在局部的工艺手法和某些部件上变化日益增多。
究其原因，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善和生活习俗、艺术趣味的变化所致。然而明式家具无论如何变体，终不能从根本上满足统治阶级和社会时尚的需要，客观上要求有新式家具取而代之，于是，从装饰风格到装饰手法都与明式家具截然不同的“清式家具”应运而生。
从清式家具开始萌芽到其初成体系，大致是从康熙早年到晚年的四五十年之间。之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强化，世俗民心的转变，清式家具较明式家具在数量比例上逐渐占了优势。
清式家具的问世及其特有风格的形成，既与上述的社会变化有直接关系，又与满文化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清王朝的建立，并不是历史上汉族之间的朝代更替，而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对多数人民的征服与统治。出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清初的统治者在军事、政治、文化上除了采用高压与收买并举的治国方针，还有一个手段就是实行绥靖。
面对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艺术渊源的庞然大物，清统治者一方面为几千年辉煌的汉文化与文明所倾倒，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自身的审美情趣又不忍割舍。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要将两者最大限度地调和起来，清代各类工艺品风格的形成，包括清式家具的特有风格，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例如，清代皇家制作的一些鹿角椅，取材于猎物，虽是按明式圈椅的结构和造型制作而成。却体现了满族游牧民族豪爽粗犷的气质。它与汉文化孕育出的具有文人气质的明式圈椅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是两种文化交融的典型产物。
已掌握的文献资料证实，康熙在位的61年是清家具诞生和蓬勃发展的时期。从刊刻于康熙前期的书籍插图和绘画中，可见到一些式样新奇、风格不同于前代、装饰性较强的家具形象，它们似乎可看作是清式家具的雏形。
只可惜，传世家具中，有些时期年款实为罕见，难以进行实物印证。而版画和民间绘画，因不能排除画家杜撰、夸张及为符合他的需要以致违反真实的可能，故只能作为参考。寻找到有确凿年代证据的康熙早年的清式家具，将是对清式家具研究的重要贡献。
标有年款的家具毕竟为数极少。然而，一些传世的宫廷绘画，尤其是写实的宫廷绘画，例如清代帝后肖像和反映皇家生活的行乐图中常有家具的形象。和一般的民间绘画有所不同，它们写实性强，可作为研究和考证清式家具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可靠材料。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一套十二张绘画，为研究康熙晚年清式家具初成时的风格式样，提供了丰富的依据。
十二幅画每幅长184.6厘米，宽97．7厘米，绢本设色。从画风看，是清早期的写真绘画，推测有可能出自莽鹄、焦秉贞、冷枚、沈喻等几位宫廷画师的手笔。这套绘画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曾长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公开陈列。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十二幅画中所绘的人物是雍正皇帝的妃，故原名为《雍正妃画像》。后得知这十二幅画原本贴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的围屏上，雍正登基之後重新揭裱移到紫禁城。从档案中称此画为“美人绢画”得知，画中的人物只是几位佳丽而不是雍正的妃，十二幅画遂被更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
这是一套有可靠年代可供研究的写实绘画。画中的家具，结构描绘准确，比例恰当，对家具所用木料的纹理都予以逼真的再现。可以确信，这些家具绝非杜撰。它是一份可以看到清代早期家具形象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十二幅画中，出现了桥凳、桌案、床榻、柜架等近十个品种，分别由竹、木、漆、树根制成的三十余件家具。绘画中的仿树根制香几（第一幅）、方桌（第一幅、第四幅）、罗汉床（第二幅）、钟架（第四幅）、棋桌（第六幅）、仿竹制书格（第七幅）、宫灯（第八幅）、多宝格（第十幅）、斑竹绣墩（第十一幅）、悬馀板（第十幅）、架子床（第十二幅）等，都是典型的清式家具。
从画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清式家具骨架粗壮坚实，方直造型多于明式曲圆造型，题材生动且富于变化，装饰性强，整体光素坚实而局部装饰细腻入微。与明式家具相比，在装饰风格上两者的追求有本质的不同。明式家具尚意，而清式家具则注重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清式家具，其主要形式已近於成熟。
这套绘画还明确地显示出清式家具形成的一个重要外界因素。由于当时室内装修和陈设，以至各种工艺品的装饰手法和艺术风格，都进人了一个注重富贵华丽、推崇装饰性的时期，简洁、朴素的明式家具已不能与这种环境相适应。清式家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其他具有清式风格的工艺品同时出现的。
画中亦可见到十余件明式家具。
可见，直至康熙晚年，宫中使用的家具，明式的还占有一定的比例。
经查考，从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四年，养心殿造办处制作桌、几椅、桡、床榻、柜、架、屏、风、盒、匣、座近千种，其中很多都是别具特色的制品。仅桌案类，就有以下品种：
包镶银饰件紫檀桌、赤金饰件紫檀木边豆办楠木心桌、包镶银饰件花梨木边楠木心桌、一封书楠木桌、花梨雕寿字饭桌、楠木折叠小桌、紫檀木转板桌、叠落长条书桌、夔龙式弯腿三层面矮书桌、楠木折叠腿桌、番草式桌、玻璃面镶银母花梨木桌、黑漆退光面镶嵌银母西番花边花梨木桌、寿意花楠木面紫檀大桌、彩漆番花独梃座桌（座子中腰安转轴可推转）、一块玉紫檀面楠木胎洋漆桌、紫檀木图腿圆枨书桌、彩漆小炕桌、斑竹小炕桌、棕竹小炕桌、湘妃竹边波罗蒙面炕案、紫檀活腿高桌、紫檀如意式方桌。
上述不少家具为前朝未有的新奇式样，新品种。雍正年间的一些创新家具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如黑漆描金靠背椅、紫漆彩绘镶斑竹炕几等，虽无年款，但对照档案查证，均为雍正时期制品。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木器制作的档案中多处出现怡亲王、海望、年羹尧等人。
无疑，他们在指挥工匠设计制作家具上起了重大作用。怡亲王允祥，雍正朝第一重臣，总理政务，同时兼管造办处，被认为是首席大管家，有很高的艺术修养，精通文玩。海望，雍正三年总管造办处，除直接参与木器家具的设计，还曾为瓷胎画珐琅器、百宝嵌挂屏、盆景等工艺品画过设计图，为漆器设计过画面，并亲手绘制过珐琅鼻烟壶，为清式家具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作出了贡献。
可见，雍正时期的造办处，既有掌握实权且精通艺术的领导者当统帅，又有造诣颇深的艺术家任管理，还有从全国挑选来的工匠高手埋头实干，人才济济，生机勃勃，集四方之精粹，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为清式家具的最终成形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综上所述，雍正一朝虽然只有十三年，却如同它在历史上对清王朝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样，在清式家具，至少是清式宫廷家具的形成与发展上，也是一个承上启下、创作活跃的重要历史时期。当今，一些传世的清代家具，结构考究，用料精选，属清式风格且无纤琐繁缛之弊，虽五年款，但相信是制作於雍正时期，当属清式家具中艺术价值最高者。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休养生息，到了乾隆年间，清帝国已臻於极盛，版图辽阔，四海称臣，经济繁荣，国库充实，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这一时期的清式家具，不仅也同步达到顶峰，而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清上层社会的思想特征和气质。
乾隆时期的家具，尤其是宫廷家具，具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不惜功力、用料，工艺精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时期家具品种之多，式样变化之广，工艺水平之高，均已超出清朝其他历史时期，是清式家具的鼎盛年代，也是清式家具制作数量最多、工艺最精湛、品种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因此，有理由认为，和其他工艺美术品一样，乾隆时期的家具，最富有“清式”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清式家具的代表。
其二，装饰力求华丽，并注意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使用了金、银、玉石、宝石、珊瑚、象牙、珐琅器、百宝镶嵌等不同质地装饰材料，追求富丽堂皇。如紫檀镶画珐琅鼓墩、木大炕桌、紫檀小四件方角柜、紫檀大宝座、紫檀框大挂屏等家具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器物。如今，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从按照乾隆和嘉庆年间陈设档记载所布置的房间里陈设的家具，可以想像当时上层社会奢华到何种程度。
遗憾的是，乾隆年间的有些家具，由于过分侈糜，走向了反面。就装饰而言，家具上过多的非功能性装饰部件显得繁琐累赘，过犹不及，破坏了整体效果。就品种式样的变化而言，为了追求奇巧，一些器物做得越来越不实用，以丧失使用功能为代价去追求变化，竟成为一种摆设或纯粹用於炫耀的奢侈品。
表面看，乾隆时期的一些家具，其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但若从整体审度，则使人感到呆板、缺乏生气。
这些家具作工精致有余，却缺少内涵，初看似“奇”却不耐看，使人想到工匠们实际是在一个被限定的范围内。
按照预定的基本模式来进行“创作”。这种“模式”和这一时期家具制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不可否认，乾隆皇帝本人的好恶起了不小的导向作用。通查乾隆年间《造办处活计档》，会发现乾隆皇帝像对其他工艺品一样，对家具制作极有兴趣，积极参与造办处的家具设计、制作和修复，式样如何、尺寸大小、怎样更改，常有明确指示。宫中每件家具的制作几乎都有他的干预，尤其是乾隆中期，几乎每天都有涉及家具制作的旨意，只要查阅《活计档》就会对此留下深刻印象。作为帝王，他的审美观对外界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制成的家具自然而然也会留下他的思想和情趣的“烙印”。
总之，乾隆时期随着过度求侈之风日益滋长，终开清式家具衰败之先河。乾隆一代六十年，既是清帝国极盛的一代，又是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清式家具亦不例外。
嘉庆时期先是进入了一个停滞阶段。然后走下坡路，造办处活计日渐减少，主要是修修补补、拆拆改改，几近停工。现在文物界把凡是制作近似乾隆、工料却又不够精良的清式家具定为嘉道时期制品不无道理。
需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宫中制作的家具很少，这类家具多是民间制作的仿宫廷家具，其特征是偷工减料，装饰艺术变繁缛为拼凑。盛时清式家具的躯壳虽存，内在的精华已丧失殆尽。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日趋腐败，外有列强虎狼相逼，内有农民起义烽烟四起。从全国范围看，清式家具不仅用料做工日渐粗陋，形式更是拙劣。
现今国内很多园林收藏的清晚期家具，多属此类。其中尤以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时置办的一批硬木家具最为典型。这批家具有的出自北京的几个木器工场，有的从香港和东南亚采办而来，其造型粗俗，雕饰繁滥，令人难以相信竟是皇家使用的宫廷家具。
当时，民间仍以广作、苏作、京作三大家具流派为中心。其中，广作家具受殖民地文化薰染最甚，不中不洋，“甜、软、媚、俗”，不堪入目。而明式家具的源头、素以高雅质朴著称的苏作家具，到清中晚期之后也变得线条僵化，装饰程式化，至今国内南方的大部分名胜园林，包括一些著名的苏州园林，仍以此类家具作为主要陈设品，败坏着中国传统家具的名声。
清中期以后兴起的北京地区京家具作坊，徒有良工巧匠，在败劣的社会环境下。为了迎合低级的时尚，所制作家具造型呆板，装饰题材庸俗，加之主东惟利是图，偷工减料，粗陋不堪，多数被称为“行活”，精品无几。
垂至清末，清式家具与清王朝命运一样，衰败末落，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二、清式家具的主要品种
清式家具在建筑和家具艺术上多采用夸张手法，不惜耗费工料，剖用大材。举故宫内收藏的床榻为例，紫檀木架子床，除用料粗壮外，且形体高大。四足及牙板、床柱、围栏、上楣板等全部镂雕云龙纹饰。一根床柱，直径约达十几厘米粗。床足约近二十多厘米。床顶四边，装有近四十厘米高的紫檀雕云龙纹毗卢帽，从外观看，确实显得稳重、华丽。
平常架子床也与前代不同。除三面围栏外，清代架子床多在正面做垂花门。用厚一寸许的木板镂雕成“松、竹、梅、菊”“葫芦万代”等寓意，“岁寒三友”、“子孙万代”、“富贵”、“长寿”、“多子”、“多孙”的吉祥图案。还有床下不用四足，而用两个特制的长条木柜支撑床屉。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床下空间，以存贮日用物品。
还有一种床柜，做法是先做成相当于床面高度的开盖柜，然后在柜面上三面按围子。就形成了罗汉床的形式。柜内可以存放毡毯被褥。白天可以当榻待客，晚上即可做卧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