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金银采冶和制造业主要是民间经营，故金银器的造型、装饰作风灵巧雅致，商业气息十足。
先说金银采冶业。宋初，金银采冶业主要是民营，每个单位下分“场”“坑”“冶”。“场”即采矿场；“坑”即矿，每个场下管若干个坑；“冶”是冶炼厂，矿石材料往往靠数个采矿场供应。官府部门不具体经营，但北宋时期，金银的年收入量比唐代要多。据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的统计，当时全国25个州的金矿收入量达一万余两，仅登、莱两州就收入9500两，约占全国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九；银矿分布较广，遍布于68州，年收入量可达21万余两，其中南剑州、信州、潭州和虢州四州的银场产量最高，总收人可达全国总收入量的百分之六十六。
南宋时，退缩南方，金银矿矿业有所衰落，停闭金坑142个、银坑84个。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诏江浙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依熙宁、熙丰之法，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但本州县多责取于民，以备上用，故民间得不偿课。三十年，用提点官李植言，更不定额，饶州旧贡黄金千两，孝宗时，诏损三分之一。令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
宋代金银的开采量虽不少，但政府对金银的使用却是有所控制的。《宋史·舆服志》记：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三司言：窃惟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傥纵销释，实为虚费。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诏日：“毁左藏库金银器皿”。景礻右二年（公元1035年）又诏：“市肆造作镂金为妇人首饰等物者禁”。大中祥符元年令“非命妇（有官阶封号的妇女）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
宋代金银器主要出土于南北方贵族墓葬、窖藏以及寺庙塔基之中。南方出土数量居多，分布亦广。银器大量出土，有饮食盛器、药具、佛教用具、首饰等类。器形有瓶、盒、盂、盘、盆、碗、盏、杯、钵、渣斗、匝、壶、托、炉、盅、碟、锅、小椁、镯、跳脱、钗、笄、鞋、佩件等。金器出土数量很少，而且绝大多数是首饰，器皿罕见，器形有笄、耳扒、金丝栉背、钗、耳坠、佩饰、金娃娃、杯等。宋代银器出土众多，而金器少见，可能与宋朝屡禁金银使用，但实际只禁金器有关。
元代金银开采业有很大发展，重要的产金之地有登州栖霞县、益都淄等路、江浙行省、湖广行省、云南行省等地区。金的最高年产量约为三万两左右，比宋代产金极盛的年间要高出一倍。产银之地主要有云南银矿、江西银矿。据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的统计，全国课银总数1551锭11两，即7．7561万两（按每锭50两计）。若按“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率计算，则可知天历元年全国银产量约为25．8537万两，约与北宋初期相当。
元代金银器制作亦分官作、民作。官作如中央少府监下设的文思院，专作金银犀玉工巧之物，供朝廷享用。民间作坊则随着金银器的商业化、自由买卖而更加发展。元世祖还专下诏令“金银系民间通行之物……今后听民间从便交易”。当然，金银器买卖的开禁，主要是为了增加朝廷课税收入。
元代金银器主要出土于墓葬和窖藏，个别出于塔基或为传藏品。金银器出土地点多在南方江浙皖一带，这与当时南方金银器制作业发达是密不可分的。金银器出土较多且较重要的有：安徽安庆市棋盘山元墓、安徽六安县花石嘴元墓、江苏苏州吴门桥张士诚父母墓、江苏吴县吕师孟夫妇墓、江苏无锡幸福水库钱裕墓等。重要的金银器窖藏有：江苏金坛湖溪大队金银器窖藏、安徽合肥市小南门金银器窖藏、湖南衡阳石塘湾银器窖藏。上述各地出土的金银器中，金器数量很少，器皿极少，仅有杯、碗、盘、碟，且器型较小，其余都为装饰品，这说明元时金主要用于制作首饰等装饰品。银器出土较多，主要是日用器皿，少数为装饰品。上述现象给人的感觉是金贵银滥。
元代金银器在制作技法、装饰、流行款识等方面继承了宋代的传统，总体面貌相差不大。当然，元代金银器也有它那不同于宋代的个性，如：陈设用器增多，出现唾壶、果盒、奁、镜架等；造型讲究，器物清秀薄胎，多有棱角，素面者居多，纹饰多錾刻、浮雕凸花，花草图案居多，风格多清素洗炼；商业气氛更浓，器物上普遍打印铺名、匠名等标识，有些是当时著名工匠的铭号，说明金银器制作在元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曾在福建、浙江进行大规模的采银。另外，在贵州、湖南、河南、四川等地也有较好的产银矿场。而明代最主要的银矿则在云南的楚雄、永昌、大理等地方，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云南产银10万两，超过了当年全国银量（18．3万两）的一半。
明代淘金很盛，在云南丽江、其次在贵州太平溪，都曾设立场局。明代的产金量不算高，这从黄金岁课量可以看出。如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全国岁课黄金共五千余两，仅相当于元代年最高收入量的六分之一。万历二十八年魏允贞疏胨时政缺失，有“金取于滇，不足不止”，可见当时的金子多取自云南。
明代金银器出土较多，等级也颇高，多出于帝陵和王公贵族墓葬之中。北京定陵出土金银器五百多件，有金冠、金壶、金碗、金盆、银盘、金钗、金笄、金镯等。江西南城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墓中共出金玉器255件，有金冠、金丝宫殿、金凤、金笄、金钗、金带钩、金手镯、金香囊等。其它出土金银器较多的墓有江西南城益宣王朱翊钅引夫妇墓、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墓、益端王朱事占槟夫妇墓、南京中山王徐达家族墓及五世孙徐夫妇墓、四川剑阁县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墓、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安徽蚌埠明开国将领汤和墓、北京海淀区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湖北圻春荆端王妃刘氏墓、云南呈贡王家营沐祥墓等。
从上述帝陵、王公贵族墓中出土的金银器来看，金银首饰流行，各墓普遍出土钗、笄、耳环、戒指、手镯等。特别是钗、笄，不但形式多样而且制作精巧。就工艺来说，主要特点是金丝堆累和掐丝花的工艺应用广泛，如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墓中出土的金丝编累的发簪，于一二方寸之内，作三层楼阁，外围花草树木，内设神殿、仙鹿、白鹤，各色人像散于其中，大不及稻米，神态栩然，作工之巧，巧夺天工，为前代所不及。金钿工艺使用也较广泛，如四川平武县明王文渊夫妇墓中出土的儿件金钿，采用模压、钻刻、焊接、缠绕等方法制成。分前钿、后钿两种。制作最精细的一件金钿，正面以瓦顶建筑为背景，顶上有缠枝葡萄，下有围栏，栏下饰云纹，周边环绕联珠纹，围栏内有人物近40人。中部1人骑马，身后两男侍举扇相随，马前有人提灯开道，两侧有乐队和侍者，或吹笛击鼓，或操琴弹琵琶，或托物相随。背面以金箔模压出瓦房一组及四个横置的孔管。此钿长18．8厘米，高6．3厘米，重11．6克。明代金银器上普遍镶嵌各色珠宝，既有白色的珍珠，也有名贵的红宝石、祖母绿、猫眼等，使整个器物显得华丽富贵、多色相辉，一致宋元时期金银器清秀典雅之气，而宫庭气息却愈来愈浓。
金银矿，产金之地主要在陕西、甘肃、新疆、三南、黑龙江、贵州和湖南诸省，其中规模较大的金矿是甘肃煌河州南北山金矿，金的最高年产量约为两千两。
清代产银之地仍主要在云南，从康熙二十四三到道光十七年（公元1685～1837年）前后一百五十多三的时间内，云南就先后出现过32个银厂，全省平均年产量30～40万两。
作为离现代最近的封建王朝，清代的金银器专世品相当多，特别是清皇宫中保存的一大批御用金银器精品，使我们可以一睹清朝金银器的风采。
清皇室在祭祀、宾客、婚丧、出行、佛事等各种场合，都要使用大量的金银器，而且器型越用越大，越用越重，耗用的金银量是令人惊叹的。如供奉于内廷的一件金佛塔，通高5．33米，共用三等金350千克，可说史无前例。皇家用的金银器，一部分是宫廷造办处的金玉作制造的，另一部分是地方督抚贡献来的。贡献地方主要是江浙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以及北京、广州等地，这些地方的金银器制作业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技艺十分精良。总的说来，清代的金银器制作融集了中国几千年金银制作工艺之大成，呈现出洋洋大观、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全盘继承以前所有的锤揲、模压、范铸、镶嵌、镌镂、掐丝、花丝、炸珠、编累、焊接等技艺外，还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创造出在金银器上点烧透明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以及金胎画珐琅的新工艺，此技法可使器物增添华丽富贵之气。所以说，清代金银器加工除精、细两大特点外，更在造型、纹饰、色彩的协调搭配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另外，清朝金银器还融合了中原、蒙古、西藏、新疆、西南等地各民族的传统工艺和风格，也借鉴了西方文明的成果，所以其金银器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一、但开风气
宋代金银器制作装饰工艺不仅继承了以前的切削、抛光、模冲、鎏金、锤揲、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发展。如夹层技法、浮雕凸花工艺、镂雕工艺，形成了宋代金银器工艺的新特点。夹层技法是宋代的创造，以前未见。它是把压印纹饰的两层金片或银片内外叠于一起，做成某种器物，使器物的内外壁都有纹饰，具有厚重的艺术效果。这里可举江苏溧阳平桥出土的乳丁纹鎏金夹层银盏为例。该器物内外壁为夹层，而在口沿处内壁向外翻卷与外壁压合。内壁口沿饰一周卷草纹带，底部錾刻狮子滚绣球图案，外壁等分四曲，均饰细云纹地，中凸五颗乳丁，底为一周覆莲纹。除了装饰效果独特以外，夹层技法制成的器皿还可以隔热防烫，使用者用起来得心应手。
浮雕凸花工艺在唐代已经出现，但仅见于金银器局部的个别花纹。宋代继承了该技法并广泛使用于器物的主体纹饰，特别是在表现多层次的整幅图案上。宋代的浮雕凸花工艺主要有三种形式：压印的浅浮雕凸纹、锤雕的中浮雕凸纹、雕塑半立体形高凸纹。半立体高凸花制作难度较大，一般是先制作好半立体空心雕像（如狮子、石榴、佛手等），然后再焊接到器底画面上。有的器物装饰使用了上述三种凸花工艺，再加錾刻地纹，使器物的装饰具有高、中、低及地纹四个层次，立体感鲜明。1981年10月江苏溧阳平桥银器害藏中出土的凸花瑞果图鎏金银盘，浅腹平底，板沿饰一圈三角形条带錾刻纹，盘底装饰凸花瑞果图案，有石榴、佛手、香橼和荔枝，均带茂叶繁枝。这些花果呈高、中、低不同层次凸起，高者高出盘口。这些瑞果集于一盘，意取佛手多福、石榴多子、香橼及荔枝多吉多利之意，给人以祥瑞之感。使人感到不解的是盘中凸花，无法盛物，可能只作喜庆婚宴的摆设物。其它的例子还有龟伏荷叶鱼藻凸花银盘、福建邵武出土的鎏金八角银盘上的人物、亭台楼阁等整幅画面。
宋代工匠在金银的立体雕塑方面还表现出高超的创新技能。河北定县六号塔基出土的银器，装饰多采用雕塑技法，给人以立体的真实感，如缠龙银瓶瓶身雕塑一条银飞龙，龙身周围有银片刻制的云朵，瓶的上面还垂下一串银球，飞龙正延颈戏球。又如江苏溧阳平桥出的蟠桃鎏金银盏，器呈半桃形，口部一侧饰有雕塑的蟠桃枝叶，枝叶形态逼真，断面上还錾刻有年轮。这种立体的枝叶既可作为装饰，又可实用，作把手使用。受当时发达的瓷器和漆器的影响，宋代工匠还制造出了具有瓷器和漆器风格的金银器。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中出土的银梅瓶，即可能仿照瓷器梅瓶而作。四川德阳孝泉镇出土的银瓶，全身饰有五排如意纹，看起来颇有漆器的味道。
如果说唐代金银器形体丰腴，富丽堂皇，充满恢宏之气的话，那么宋代的金银器就可谓轻巧玲珑，典雅秀美，充满生活之气。具体归纳一下，宋代的金银器具有商业化、仿古化、文人化和写实化的突出风格和倾向。
商业化如前所述，宋代金银器制作行业多为民营，故不少作行和工匠为了维护商业信誉，常把行名、匠名及银子成色，砸印于器物上，颇有标榜名牌产品的意思。如四川德阳出土银器上有刻、书写的“周家造”“孝泉周家打造”“庞家造洛阳子昌”；江苏溧阳平桥银器上的“李四郎”“张四郎”；湖北蓟春县罗州城材金器上的“马一郎”“王七郎铺记”“邓七铺记”“周五郎记”；福建南宋许峻墓银器上的“低银刘打”，等等。由此可知铺行名、匠名及产地。至于宋代金银器上多见“××郎”的工匠称谓，有人认为这是同唐宋时期民间男子多以辈次称郎并冠以姓氏的风俗相一致的。此外，银器或有成色的记号，如“周家十分煎银”“周家十分”等。有些银器上还有使用者和收藏者的名字，如刻、写的“沈氏行妆”“沈宅”“马氏妆奁”“冯口”“冯宅口”等。
宋代金银器的商业化，还可引宋人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铺席条的记载为证，当时临安“自五间楼北，到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行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可见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驱使金银工匠和商号为适应需求，谋取厚利，不得不创新求奇，并保护自己的商业名誉。
金银器自由买卖，使得过去皇亲贵戚、王公大臣享用的金银器，现在也可以由富裕平民所使用，甚至连酒楼妓馆里也大量使用银器。如《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搂条：“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仿古化宋代提倡仿古复礼，于是出现了一些模仿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一些银质器具，如江苏溧阳平桥出土的双兽首耳乳丁纹鎏金夹层银簋，造型同青铜簋一样，直领、侈口、圆鼓腹、圈足、双兽耳、壁中空，分内外夹层，内壁素面、外壁颈、足部饰云雷纹，腹部饰雷纹地斜方格乳丁纹，两耳正面亦饰雷纹底乳丁纹，纹饰处均鎏金。仿古银器制作时多使用夹层技法和凸花工艺，以使器物呈浑厚凝重、庄重古朴之形，令人油然而生思古之情。
文人化宋代金银器上常见錾刻的诗词文章及人物故事的画面，足见当时文人赋词作画之风对金银器制作业的影响。如福建邵武故县出土的一件鎏金夹层八角杯，杯心錾刻《踏莎行》词一首，杯外则即诗作画，在每一面凸花上表现《踏莎行》词意画面。一“踏莎行”系词调名，本出于唐韩诗句“踏莎行草遇春溪”，又名“喜朝天”“柳长春”“踏雪行”。錾刻之词分10行，每行字数不等，共61字。词意为登科状元头戴乌纱，身着袍服，手执仙桂，骑着金鞍玉勒的骏马，在手持旌旗伞盖随从的前呼后拥下，离开了皇帝赐宴的琼林苑，醉游花市，生动地体现了新科状元一朝成名，春风得意的喜悦神情。此杯制作工艺运用了模压、锤揲、錾刻、焊接、鎏金等多种工艺，浮雕凸花纹饰立体感强，诗情画意十足，表现了宋代金银器工艺的高超水平，是宋代金银器中的珍品。体现文人气的银器例子还可举江西乐安发现的两件刻文银牌，一件刻有王禹的《黄州竹楼记》，另一件刻欧阳修作的《醉翁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