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和珅传:世界第一大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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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叩开权力之门(2)

科举考试固然为选官提供了一条路子,但弊病很多,最大的弊端就是摧残知识分子。它把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束缚在四书五经里面,思想僵化了,不会生计,年复一年的考试,身体也搞坏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典型。第二,学非所用,脱离实际。举子虽然把“子曰”、“诗云”,背得滚瓜烂熟,胸中却无治国之策。第三是把人限制在读书求功名的唯一道路上,使一些人谋求金榜题名,不惜金钱乃至生命,铤而走险,败坏了风气,也促使一些官僚腐败堕落。鉴于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病,清末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除科举。统治集团中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要员也建议废除科举考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宣布停止一切乡试、会试,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终于寿终正寝。

和珅参加举人考试的结果是他名落孙山,没有考中举人。

但是,这并未影响和珅走上仕途。这是因为,汉人必须经由科举才能走入官场。

但是满洲人不一样,他有两种当官的渠道:一、科举考试;二、祖上的功绩,凭借祖上给自己创下来的基业,直接就可以当官了。

和珅的祖上就给他留下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官,也就是和珅22岁的时候,他被授为三等侍卫(皇帝的普通保镖),和珅成了一个皇家仪仗队的成员。

做了三等侍卫,和珅终于可以接近皇上了。那么,和珅是怎样发迹的呢?

在皇上身边的时候,一般的侍卫都是安于现状的,他们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整日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唯恐因一时出现的差错而招来杀身之祸。但和珅并不赞同这些侍卫们的做法。

历史似乎正是为了印证和珅的与众不同是正确的,所以历史才给予了与众不同的和珅以很多迅速崛起的机会;历史似乎也正是为了再次印证“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道理,所以历史才给予了学问渊博的和珅以很多展示才能的舞台。

关于和珅发迹的具体过程,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得到的正史如《清史稿》等着作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毕竟,和珅在正史如《清史稿》等着作里面是个贪官的形象,具体描述贪官的发迹过程,是有损于乾隆皇帝形象的。因此,关于和珅发迹的具体过程,我们只能在一般不被人重视的野史中去查阅。

野史中关于和珅发迹的具体过程,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清人陈康祺在《郎潜记闻》中的记录:一日,乾隆帝大驾将出,仓猝间求黄龙伞盖不得,乾隆帝发了脾气,问道:“是谁之过欤?”皇帝发怒,非同小可,一时间,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而和珅却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声音洪亮,口齿清楚,语言干脆。

乾隆见到和珅,不禁问道:“想你一个仪卫差役,却也知道《论语》,你念过书吗?”和珅恭恭敬敬地回复皇上,说自己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乾隆一听大喜,眼见和珅不仅长得一表人材,而且还是官学的学生,有心考他一考,就说:“你且说说《季氏将伐颛臾》一的意思?”

这正是和珅梦寐以求的进身之阶,他平日的攻读,此刻终于派上用场了。于是,他不慌不忙地说道:“重教化,修文德以怀人,不然则邦分崩离析,祸起萧墙,此真乃圣人之见也。然,世易时移,如今之世,远方多顽固不化之人,若仅以教化化之,不示之以威势,则反易生妄心。如此,于国于都,应首重教化,修文德以服人,使远者来之,来者安之,且加之以威力,防微杜渐,不然,就真正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和珅的这一番侃侃而谈,张弛有度,中规中矩,一下使得乾隆龙心大悦。乾隆皇帝一向重视文化,尤重四书五经,对一些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生员,当然更加另眼相看。所以一路上便向和珅问起四书五经的内容来。这和珅原本不学无术,可对四书五经倒稍能记忆,居然“奏对颇能称旨”。至此,和珅进一步引起了乾隆帝的好感,遂派其总管仪仗,升为侍卫。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

可以看出,当皇上发怒,众人惊愕,惶恐不安的时候,和珅敢于挺身而出,勇于应答,才把握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时机。只要我们想想,和珅面对的是一言九鼎的帝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首异处,就不得不佩服他过人的胆识了。

试想,即使和珅满腹经纶,但如果没有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抓住机遇的紧迫感,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在乾隆皇帝盛怒之时作出应答。

和珅凭着他过人的胆量,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打开了通往权力顶峰的大门。

耐人寻味的是,和珅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的第一声叫喊,便是整人之语。仓猝间一时未能找到黄龙伞盖,这本为细事,然而和珅却小题大作,以一副义正严辞的架势指责起“典守者”来。“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一语双关,它不仅是对“典守者”的指控,也有自荐其能的含义。和珅在乾隆面前第一次亮相,便已表现出不善品性,露出踩在他人肩膀往上爬的端倪。可惜,此时的乾隆帝对此已不可能有所觉察了。过了几十年天皇老子生活的乾隆帝,此时更是充满虚骄之气,对一些生活琐事变得更加挑剔了。可能和珅对乾隆的脾气、爱好、生活习惯都了如指掌,所以想乾隆之所想,为乾隆之所欲为。因而才敢于放胆而言。结果倒真地获得了皇帝的眷顾,并取代了原来的仪仗“典守者”。

又一日,乾隆在圆明园的水榭上读书,和珅随侍在侧。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乾隆不久看不清手中的《孟子》上朱熹的注解了。因为朱熹的注解是用小字排在《孟子》的原文之下的。乾隆就对和珅说:“和珅,去拿灯来,这行字,朕看不清了。”

和珅躬身道:“不知皇上看的是哪一句?”

乾降又说道:“人之道也,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了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和珅不假思索,朗声背道:“吉水土平,然后得以教稼穑;衣食足,然后得以施教化。后稷。树,亦种也。艺,殖也。契,音薜,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书》曰:‘天叙有典,敕我王典到哉!’世之谓也。”和珅一口气将朱子的注解背了下来。

乾隆等他背完,说:“不知爱卿竟有如此的造诣。”

于是,乾隆背文,和珅背注,君臣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背了许久。

乾隆一见,和珅这样的文武双全的人才在朝在所有的大臣中间,尤其是在所有的满大臣中间,简直太不可多得了。

您想想,当时的满洲人入关已经一百多年了,真实的说,他们已经不再是马上民族了,但是,他们又不喜欢学习汉民族的东西,像和珅这样如此精通汉人文化的满洲人简直太少了,太不可多得了。

而当时的汉人呢,他们在文学修养上似乎略胜满洲人一筹,但是,在武功征战上还是要差一些。

在同等条件下,满洲人建立的大清朝的皇帝能不重用和珅这样文武双全、工作能力极高、聪明且胆识过人的满洲人么?

于是乾隆立即升和珅为御前侍卫(贴身保镖)。

第二种说法:

《归云室见闻杂记》中记载:

和珅一生的转折点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巡幸山东,和珅扈从。乾隆皇帝喜欢乘坐一种骡子驾御的小车,“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有一天,碰巧和珅跟这种小车随从侍卫,于是有了君臣二人的下面一段对话:

上问:是何出身?

对曰:文员。

问:汝下场乎?

对曰:庚寅曾赴举。

问:何题?

对曰:孟公绰一节。

上曰:能背汝文乎?

随行随背,矫捷异常。

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

其知遇之恩实由于此。

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说的是乾隆皇帝问和珅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是学生。乾隆皇帝又问和珅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和珅又回答说曾经参加庚寅年(1768年)的科举考试。乾隆皇帝又问和珅当年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和珅回答说是《论语》中的《孟公绰》一节。乾隆皇帝又问和珅,能否背诵下来当年他在考试的时候所写的文章。和珅于是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乾隆皇帝就对和珅说,你的文章也是可以考中举人的。和珅的机遇实际上由此开始。

孟公绰是春秋时期一个以清廉而着称于世的人,是孔子心目中的完人形象。但是,孔子认为他这样的人只能适合做一些大国的世家大族,如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而不适合做一些小国如滕、薛这样的很小的小国的栋梁之臣。所以,才有了孔子下面的一段话(参见《论语?孟公绰》):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孟公绰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才力有余的,但不能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这是孔子本人对孟公绰的个人评价。

我国当代着名满学家阎崇年在他的《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里面持此种看法。

不管以上说法哪一种是真实可信的,它们都反映了一个基本的史实:和珅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既是很突然的、也是很必然的。这是为什么呢?

说其很突然,实际上是说和珅受宠的偶然性。偶然之间的一次君臣谈话,就奠定了和珅迅速升迁的基础。这真是历史的偶然。

说其很必然,实际上说的是必然性。

和珅受宠发迹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从上面的三段野史上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和珅受宠发迹的共同原因:

第一:学识渊。

和珅在上学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被别人发现是一个人才,那是早晚的事。和珅受宠于乾隆皇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二:出身满洲。

不管怎么说,和珅毕竟出身于满洲正红旗。这是他受宠发迹的最基本的条件。在学问同等的条件下,皇上当然喜欢满洲人而不是汉人啦。

第三:相貌堂堂。

不管怎么说,和珅也是当时号称满洲第一俊男,长得很酷的。在学问、民族同等的条件下,皇上当然喜欢长相漂亮的满洲人啦。

第四:聪明伶俐。

不管怎么说,和珅的所作所为也是属于聪明伶俐、见机行事、干练潇洒,能够随时把握住机会的人。在学问、民族、相貌同等的条件下,皇上当然喜欢聪明伶俐的人啦。

第三种说法:这第三种说法是最为传奇的。

说的是和珅是雍正爱妃转世,与乾隆有宿缘。

乾隆快到20岁那年,有一次进宫,经过父皇雍正的一个妃子身边,看见她正在对镜梳头,游戏心起,便突然从后面捂住了她的眼睛。该妃不知道身后是太子,大惊,顺手便拿起梳子向后边打去,正中乾隆的额头。

第二天,雍正皇后看见乾隆额头上有伤痕,逼问出这一情形,大怒,认为是这个妃子调戏太子,马上将她赐死。年轻的乾隆非常害怕,想为此妃辩白,但又不敢这样做。犹豫再三,束手无策。后来他跑到书房,以小指染上朱色,返回妃子的住所,见到她已经上吊,但还没有气绝,便在妃子颈上点了朱色,说:“我害了你!如果魂魄有灵,20年后再相见吧。”

当和珅引起乾隆注意的时候,乾隆发觉和珅似曾相识,一再思之,想起来和珅的容貌跟那个死去的妃子相似,密召和珅觐见,令其靠近御座,俯视其颈,竟然发现当年的指痕似乎犹在,于是乾隆便默认和珅是父皇爱妃的后身了,对他倍加爱惜。

这个故事没有多少可信度。相信并且采纳这个观点的一般是西方人的着作,诸如佩雷菲特所着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之类。不过,这个故事中透露出乾隆与和珅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同性恋情感,倒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清代官场多有好“男风”的陋习,乾隆未能免俗也应该是正常的现象。乾隆喜好俊秀之人应该是可能出现的现象;而和珅本人,也正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正是一个相貌英俊潇洒的美男子;而且和珅本人聪明伶俐,受到乾隆异常宠爱,也是可以理解的。御史钱沣就曾经指责和珅办公地点过于接近皇帝的住所。

不管上述说法哪一种是正确的,不管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但是和珅由此迅速发迹了是真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和珅本人从此以后就迅速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