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识得军国大事
和珅是一个大贪官，此话不假。但历史上的和珅除了“贪”之外，还做过许多至少看起来不是“坏事”的事。
和珅在乾隆朝后期，当政长达二十多年，深得乾隆帝重用和赏识，要知道乾隆帝毕竟是开创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而不是一个昏君。所以，和珅当政期间不可能是一个只知贪污受贿，不识军国大事的人；否则，不用等到嘉庆当政，乾隆早让和珅人头落地了。
但由于嘉庆赐死和珅后，官方关于和珅的档案资料可能多被毁坏，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官方及民间的记载，大都是和珅负面的形象。但从仅存的官方资料中，我们也可看出乾隆朝的数次重大用兵，和珅要么亲临前线作为督军，要么负责整个用兵的后勤供应，要么给乾隆帝出谋划策，都立下了一定的功劳。在处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也都有些政绩可言。
和珅在一些经济事务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清史列传》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京师米价昂贵，各铺户囤积居奇。”竞相涨价，市民特别是贫民叫苦连天。和珅看到这种情况，便上奏：“请嗣后饬禁，毋得过五十石。”即请乾隆下旨，各粮商存货不得超过五十石，否则问罪。和珅还主张把查出的六万多石粮食或减价出售，或设粥厂赈济百姓，因此曾引起商人和王公大臣的群起反对，据说只有刘墉支持和珅，而京城百姓则拍手称快，称和珅为“和青天”。
和珅当政的二十多年中，在乾隆的同意下，对清朝前期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做了一系列的变更革新，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这一点上，和珅可谓是一位军国大事的谋略家。当然，更多的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独断专权而做的调整，为清朝以后的统治留下了弊端。
和珅长期在军机处任职，利用职权对军机处做了大量的调整，而且等到后来和珅倒台后，已经分辨不清哪些是原有的体制，哪些是出自和珅的手笔了。
清代学者洪亮吉曾说：“十余年来，其更变成例，汲行一已私人，犹未尝平心而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准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其广，不能一切屏除。”嘉庆上台后，即使想要彻底清除和珅党羽，也觉人数过多，忠奸难辨只好作罢了。和珅能做到这一步，首先因为他改变了过去军机处章京人数均有定额的做法，而是规定：“其挑补俱由军机夫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这样一来，军机处就成了脱离皇帝管理之外的独立衙门，和珅完全掌握了军机处的人事任免权，可以不经过皇帝就决定人选，任人被排挤出去。和珅利用这一机会，将军机处中绝大部分与己不和、不依附于他的人撤职或调出，肆意利用党羽，使偌大一个军机处完全成了和氏的天下。
另外，和珅还对传统的台谏制度做了变更。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因为制度建设的松散和不健全，主要还是南官员进行“人治”，与此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约束官员的体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才设立了所谓的“谏官”制度。谏官起源于汉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称“台谏”之官。谏官的任务就是“风闻言事”，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操守，有权利直接向皇帝上疏弹劾官员，而且可以仅凭“风闻”，即不一定需要具备充实确凿的证据，就可以加以参奏。历代的谏官，都为封建君主重视，大多选用清正耿直之士来担任。到了和珅那里，他以年青官员办事不如老年官员持重，多非无稽之谈为由，规定谏官只能任用六十岁以上的官员。试想人到老年，锐气大减，又离告老还乡时日不远了，谁还肯为了参劾官员毁掉自己的晚年。所以，自此以后，台谏之官大多缄口无言，形同虚设，而且和珅还规定，以后凡是呈递给皇上的奏折，都必须同时向军机处递交一份副本，这就是《清史稿》中所说的：“同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这样一来，和珅便把朝臣上疏言事的渠道给封住了，谁会胆敢把弹劾和珅的奏折送到他手中。和珅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不用再担心有人会告他的状了。
在军事方面，和珅也手握重权，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之外，还曾兼任过兵部尚书，掌握过整个国家的兵权。乾隆后期，甘肃农民起义，和珅曾做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后来台湾起义，又是和珅向乾隆举荐福康安任主帅征讨台湾，而且整个用兵的粮饷、后勤也多是由和珅安排的。
和珅在制度上变更最为重要的是议罪银制度的设立。这项制度由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开始设立，一直延续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其间大约经历了二十年。议罪银由和珅在军机处内部设立的密记处加以管理，收取的银两绝大部分不归入国库，如果官员犯了过失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不薄惩。也就是官员交纳银两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皇帝需要银两了，可以很容易地寻找原由，叫官员出钱。因为议罪银采取的是“自愿”交纳的形式，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为了日后减少麻烦，未雨绸缪，常常不等怪罪就先交上银两，而且从重交纳，以博取皇上欢心，据记载只议罪银一项，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达三十万两左右。
和珅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变革，在嘉庆亲政后随着他的倒台大多被废除，但是，毕竟对乾隆统治后期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官员贪污成性等社会的混乱局面。
2．皇帝的理财高手
乾隆之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和珅善于敛财。他总是运用各种方式，为乾隆聚敛到不可计数的财富供他挥霍，正因为这样，乾隆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中无论如何离不开和珅。
乾隆统治时期，整个社会经过了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也开始变得富足，国库也较为充裕。这些无疑使得乾隆有些沾沾自喜，对自己的政绩颇为得意：这就好像一个殷实之家的主人，看到自己的财富日多，就会变得喜好讲究气派，追求排场。乾隆也渐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最为好大喜功的皇帝之一。然而再大的家业，也架不住整日的挥霍，乾隆一生中曾六下江南，多次拜谒泰山、三孔等古迹，还修建了多处宫室，再加上他性喜收藏，对各种诗词碑帖、古玩玉器无所不爱。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者都感觉到乾隆的奢侈无度，他说：“皇帝穷奢极侈，故赋重役烦，生民困苦，不自聊活矣。”这样，到了乾隆中年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国库已然有些不支了，而止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乾隆，很难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迫切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和珅的出现恰逢其时，立即成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视做国之栋梁。
和珅是一个只知道敛财不会考虑社会生产发展与否的人。所以，他的广开财路，说白了只不过是巧立名目，把各地官员和商人的财富搜刮过来而已；而且，这些钱又必须来得名正言顺，让乾隆用得理直气壮。为此，他广泛号召官员，为了感激皇恩浩荡，自愿进行贡献，以示忠心。他这么一说，谁敢不听，如果不贡献财物，岂不成了对皇上不忠心了。当时，无论是朝中的官员，还是各地的地方官都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把搜刮来的财物贡献出来。乾隆的第五、第六次南巡，靠的差不多全是江南一带官吏和富商的贡献，内务府几乎没有什么支出。还有每年到了皇上、皇太后寿诞或是年节之际，各地的礼物也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京城，让乾隆十分高兴，对和珅的理财才能赞不绝口，好像这些财富全是和珅一人的功劳，他就忘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和珅为他聚敛的财富还不是出自天下的百姓。
和珅除此之外，确实也对政府财政的管理费了不少脑筋。他在身为崇文门税务总监期间，像管理自己的家产一样精打细算，绞尽脑汁。京城中自明朝起就设有收税的关卡，原本有九道，即在九座城门分别向进出京城的客商官员收税。到了清朝全部集中在一处，在崇文门统一收税，设正副监督各一人。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肥缺，皇上一般会任命自己最喜爱的大臣掌管，以示恩宠，因此和珅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捞尽油水。崇文门的关税在和珅的掌管之下，越来越重，恨不得雁过也要拔毛；不但过往商旅不堪重负，就连朝廷官员也是难以应付。据传说，京城周围的百姓入城时，都会在帽沿上插上两文制钱，让把守的税吏自行摘取，已经成了习惯。这种苛刻的税收，使崇文门以每年17．32万两的收入位居全国三十个税关的第四位，远远高于其他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