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吏为师”的道德心理习惯，官员的道德高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今天，公务员作为特殊群体，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因而，公务员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风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从古代加强“宫德”修养的历史传统中吸取有益成分，既有利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弘扬，也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官德”体系。
一、中国古代对“官德”重要性和作用的认识
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礼义道德的民族，很早就确立了修身正己、立德为人的思想，修身正己立德也一直是中国做人、处事、为官、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官员道德问题，“宫德”不彰，民风难淳，官员的道德高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主导地位，我国历朝历代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对于“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危的问题，古人早有深刻认识。
孔子认为，以德治国才能真正治好国，以德理民才能真正理好民，实行“德治”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力主“德治”，而将以刑罚治民视为“德治”过程中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种手段，必须慎之又慎。这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古人认为“慎罚”本身也是“明德”)。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统治者实行德治，他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居其位而群星都会环绕着它转。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统治者用政令来引导老百姓，用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即使老老实实不犯法，却不能在思想上认识到违犯法律是可耻的行为；用道德来教化老百姓，再用礼制来规范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有知耻之心而自觉地走正道。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深刻影响下，先秦诸子百家中除法家外，其他各学派无不主张德治。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间，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德治”思想被奉为准则或法度。
既然要德治，自然是要有德者来治，担负治国之责的各级官吏自然要有较高的宫德。所以，官德问题一直受到历代中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是公务人员，其道德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必须具备公正无私、清廉勤谨的道德素质才能干好公务，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管子认为，官职“授有德则国安，授无德则国乱”，汉代王符在《潜夫论》中强调“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官吏履行公务需要一定的才能，但首先必须官德好，否则其才越大其害越大，其例历史上不胜枚举。国家不能无法制，但法制是人制定也是人执行的，无德者立法必无善法，无德者执行必乱成法。北宋的王安石所说的“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就是这个道理，历史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宫德对整个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作用。孟子说：“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唐太宗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选拔有德君子做官，则心正心善的好人会自我勉励继续行善；误用邪恶之徒做官，则各种坏人就会争先恐后地钻进宫府。所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这就是古代政治家从总结历史经验中获得的正确认识。这方面的言论我们可以从立国、为宫、安民三方面来概括。
第一，立国。西汉司马迁总结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的经验教训，他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天宫志》篇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篇中讲：“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X下无之。”南宋名相赵鼎也在《从政遗规》中，做出了“吏不善，政虽善不行”的诊断，认为没有好的官德，国家就不能得到好的治理。
第二，为宫。春秋史书《左传》中《襄公二十四年》篇，对为官之道作了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该篇把修养官德列在建功创业、建书立说之前，对宫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明代张居正在《辛末会试录序》中，发出了“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的铮铮之言，暗喻自己要做一名虽有缺点但是nH，格高尚的好官。南宋胡宏《胡子知言？好恶》中有：‘‘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说的是有德者不担心没有官位，而无德小人却依靠权势争夺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孔子、孟子更有重德轻利的言论，《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第三，安民。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三)》中向汉武帝建议：“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强调官德的安民作用。清初王夫之《读通鉴Ⅵ》卷：十Ⅸ：“无德于民，不足以兴”，亦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道理。
二、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和修养实践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道德要求主要体现在公、善、慎、廉、学上，这五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形成了古代社会相对比较系统的道德规范。第一，公。清初朱舜水在《伯养说》中说：“公则生明，谦则生威”，说明为政必须用心公，持身廉。从为官公正与清明政治的关系方面进行论述的言论也不少。《商君书？修权》讲：“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护功”。宋人所撰纪传体唐代史《新唐书？陈子昂传》讲：“尚德行者无凶险；务公正者无邪朋。”《苟子·大略》讲：“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公以服人，公以治国，已成公论；而不公，则女呔<管子》所云：“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
第二，善。清初唐甄《潜书？抑尊篇》云：“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在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在天下之下。”意谓无论是一般官吏还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必须谦以待众，绝不能自视高贵。《左传？定公五年》云：“大德灭小怨，道也”，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中《吴志？孙皎传》云：“爱人多容，可以得众”，这两句讲的都是以善得众。《尚书？伊训》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西汉扬雄《法言？修身》云：“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北宋林逋《省心录》云：“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清代魏源《默觚下？治篇一》云：“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隋代王通《中说？天地篇》云：“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以上说的都是对人宽、对己严的自修之道。
第三，慎。慎即“慎独”。“慎独”既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更是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慎独就是“不自欺”(宋代陆九渊)、“处世当无愧于心”(宋代袁采)、“暗室不欺”(清代康熙)。为官者在官德修养中应该做到“六慎”：一要慎欲。过度的欲望就是贪婪。要做到“欲而不贪”、“以义制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上”；仆记》所谓：“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孟子所言，“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二要慎微。为宫者应注重细节小事，在细微处自律，不能因为事小而放纵自己，“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常怀慎独之心，保持宫德的纯洁性。三要慎权。应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能把权力看做牟取私利的工具，不能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看做是为官信条，更不能滥用权力为所欲为。四要慎嗜好。为官者的情趣爱好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行为，有时候甚至关系着国计民生，必须要慎重对待自己的嗜好。五要慎言行。为宫者的言行具有表率作用，故应谨言慎行，要言必信行必果，不可信口雌黄、胡作非为。六要慎始终。为宫者应处理好为官之始和为官之终，此为官员人生历程中两个重要转折点，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四，廉。廉的基本含义就是廉洁自律、洁身自好，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儒家经典《书经》中《皋陶谟》篇云“无教逸欲有邦”，就是不使人们贪图安逸、滋长私欲，国家就会长存；《荀子？儒致》所讲“志忍私然后能公”，就是在意志上能够抑制私欲然后才能为公的意思。春秋末孙武所撰军事名著《孙子？谋攻篇》云：“上下同欲者胜。”宋代胡宏《胡子知言？纷华》云：“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宋代林逋《省心录》中说：“为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见善。”西晋傅玄《傅子？曲制篇》中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无大于不知足。”明昌坤说：‘‘世情宜淡，立志贵刚。刚则欲不能出，淡则欲念不起。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寡情少欲是清廉为官的前提。廉洁就像是少女的贞洁，一旦被玷污了就会终身会留下污点缺憾。《左传》记载，宋襄公十五年，有人得到了一块洁白无瑕的荚玉，他立即献给大夫子罕。子罕说：“荚玉是你的宝贝，不贪是我的宝贝。假如我收了你的宝贝，那么咱俩就都没有了宝贝了，你还是拿走吧。，’宋代有个小官吏珍藏着一面古镜，便拿去献给当时的宰相吕蒙正，并说：“这个古镜能照二百里内的范围。”吕蒙正笑着说：“我的脸不过盘子那么大，照；百里干吗呢？”说得那官员十分尴尬，只好拿着古镜走了。
宋代名臣包拯做寿坚决不收礼金，谁知第一个来送礼的竟是皇帝宋仁宗。送礼的太监在红纸上写道：“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礼不通。”包拯看后回了四句：“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包拯巧妙地以诗拒礼，并赢得了皇上的赞誉。
苏轼曾在京城做官。一次，他的老乡带着厚礼想求他或他的弟弟苏辙帮忙谋个官职。同乡之情不便明伤，苏轼就讲了一个寓言，说是有个很贫穷的人去掘伯夷的墓。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首阳山饿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别无一物，又岂能如你所愿？”盗墓人就说：“那我就去挖叔齐的墓。”伯夷又说：“连我也不过如此，我弟弟叔齐就更帮不上忙了！”苏轼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们兄弟都无法徇私帮你啊。
清代乾隆年间的河南巡抚叶存仁为官几十年，清廉自守。当他告老还乡时，官员们给他送行，但却迟迟不让船起锚。直到明月东升，只见驶来一叶小舟，原来是下属们为他送来的告别礼物，因为怕人知道，所以特地选在夜里送来。叶存仁叫人取来文房四宝，赋诗一首：“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于是他将礼物全部退还，一文不取。
清代康熙年间的江南总督张伯行有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得益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至今都是勉励官员们清正廉洁的座右铭。
中国古代这些品行端方的官员，对贿赂之危害认识清醒并坚决抵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五，学。学即学习。我们现在提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公务员，“仕而优则学”，要当好官就要不断学习。孔子认为，作为一名领导者要敏而好学，要不耻下问。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关于学习，孔子还有很多的思想言论，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矣”、“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最主要途径，学习还要与思考相结合，只学习不思考就会惘然，空思考不学习就是空想。孔子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对今天的人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纵观历史，高尚的官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从政实践修养而成的。历史上一切清官廉吏无不重视自身的官德修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持之以恒才能赢得清廉美誉。
在官德修养上的“大处着眼”，就是先要立定居官从政的志向：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清官廉吏无论职位大小，只要是真正的“大丈夫”，都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谋福祉、淡泊个人名利、务求高风节的宽广胸怀和远大志向。由于立定了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宫德修养才有自觉性和持久性，才能节节升华，直达高峰。这实际上涉及做官为政的出发点或日“动机”问题。为“公”则有大志，为“私’’则无大志，#将沦于邪念恶行。对此，明朝清官吕坤深刻指出：“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清朝清官张伯行说：“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
“宦海莫测，仕途多险”，想在宦海仕途上保持高风亮节，实现理想G念，必须时刻自警自励，“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从点点滴滴做起。这就是古人所倡导的官德修养“功夫”。他们为此“发明’，了许多颇有效验的方法，如记“功过格”，置‘‘座右铭”，写“官箴”、‘‘自成约”，悬官署对联自励，定期瞻拜“先贤祠”，日日自省其身，甚至经常征询同僚、吏民意见，虚心接受批评并作自我检讨，等等。清官的“自责书”与明君的“罪已诏”也屡见于史书。从中可以看出清官、明君的臣德、§德修养是大有讲究的，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相当开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