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这是孔子为“仁”所下的定义。孔子自幼好学，致力于西周制度即周礼的研究，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孔子约在30岁时即开始教育活动，创设儒家“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格局，扩大了教育范围，这是孔子在教育上的重大贡献。他的学生颜渊谈到接受孔子教育的体会时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晚年孔子回到鲁国，继续教育事业，并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一直到死去。他编订了《诗》、《书》、《礼》、赐》、《春秋》五种文献典籍，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孔子的言论，由他的弟子整理成为《论语》。《论语》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处于春秋末年，正是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产生的大变革时代。当时社会政治动荡，臣弑君、下侵上等事件不断出现，各诸侯国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典章制度，只有鲁国还保留许多文献，这为孔子提供了良好的旧文化基础。孔子提出最高的道德概念“仁”，他的道德思想体系大体是以“孝梯”为本，以“礼”作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以“中庸”为准绳。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自己不搞创新，只是转述前人的传统。孔子认为“礼治”必须从“正名”开始。“正名”就是严格遵守周礼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有犯上作乱的行为。而“礼治”必须提倡“仁”，“仁”就是“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仪规范，他把“克己”的手段归结为四个条目，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实质上就是自省与律己，他要求人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宽于责人，严于律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强调人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求积极帮助别人，还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把自己不想做的事强加给别人。
孔子重视“孝梯”，把他的最高理想——“仁”的实现，落实在“孝梯”的行为之中，从而把父权与君权联系和巩固起来。这种孝梯培养忠臣的手段，成为后世封建统治阶级培养顺民的方法。利用“孝梯”道德去巩固家族制度，增强父权与族权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君权、培养忠臣和顺民的可靠阶梯。历代封建统治者，特别奖励“孝梯”，甚至把“孝梯”列为选举的首要科目，其目的就在于求“忠臣于孝子”。而且这种忠孝一体的观念，使得人们把君臣、父子看作是类似的关系，不仅在行为规范上有同样的要求，而且直接称君长为父，地方长官为“父母官”，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帝王为“君父”，属下为“臣子”。
孔子称赞安贫乐道的精神，他的仁学思想，他的“仁人”、“君子”的论述鼓励了后来多少志士仁人、忠臣孝子。孔子也被人们尊为“圣人”、“先师”。
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仁孝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尊敬自己的父母，推广开来也尊敬别人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开来也爱护别人的儿女，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上转动东西一样容易了。这可以说是孔子“仁爱”思想的发扬光大。
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要求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统治人才。他认为统治阶级“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之道，用一般的政治手段不如用教育手段那样有效。
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立志问题。他认为士首先应当“尚志”，就是要“居仁由义”。“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一个人如果有所选择，以“仁义”为标准，就能分辨善恶，认清应为与不应为的事情。孟轲主张积极学习别人的善行，“闻过则喜”，“见善思迁”，“与人为善”；“大丈夫”应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认为，生命是宝贵的，但更宝贵的是忠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必要时，一个人应当“舍生取义”。他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孔于“杀身成仁”的同义语。孔子提出了以“仁”为中心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体系，而孟轲则在“仁”的基础上增加了“义”这个重点，后人概括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对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有深刻的影响，无数“志士仁人”为保家卫国，甘为疆土洒鲜血。
继往圣起绝学，三年不窥园
我国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为了研究经学，曾“三年不窥园”。他对时间的重视，颇为后人赞叹。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汉景帝时当上了博士（官名）。汉武帝即位后，招举贤良方正，汉武帝接连对董仲舒进行了3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也称为“天人三策”。任江都相、胶西王相。晚年虽退居在家，朝廷如有大议，还要派使者至其家中请教，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他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秩序。另外，他还根据《春秋》大一统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2000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董仲舒作为一个大学问家，可谓为学勤奋，惜时如金。据传董仲舒从小学习就十分刻苦专心，从不懈怠，而且这种精神一直保持到老年。《汉书·董仲舒传》言其为研究经学“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桓谭的《新论·本造》甚至说：“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家里的园子也不看一看。他全力投入经学研究，不给自己留下片刻闲散的时间。他一连数年足不出户，以至他的一些后人师门的弟子只能向先来的师兄请教学问，好些弟子学业有成，竞久未见过老师的面。
正是在这种不肯荒废一分一秒的人生中，董仲舒学贯百家，通古穷经，被时人称为“汉代孔子”，成了一位上继往圣起绝学，下开万世兴太平的杰出的经学家。
第一谏臣智高胆大
“谏”为何意？“谏”是规劝、行义事、改邪恶。从做人的原则来讲，“进谏”与“纳谏”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听得进别人的忠意劝告总比一意孤行好得多。但进谏也要看对象，如果是英明君主还能纳谏，如果是昏庸之辈，轻则丢官，重则家破人亡。但有些谏臣生来的个性就决定了他们直言敢谏，天威龙颜在他们眼中大不过原则、大不过法度。
自古敢谏必敢犯，这种性格的人不多，他们都正直无私。古今第一谏臣，魏征可算其一，如果说魏征敢谏是他遇上了英明之主唐太宗，那关逢龙谏桀、比干谏纣又当怎论呢？后二者明知所侍之君昏庸残暴也谏了。实际是耿介正直的性格决定了他们敢犯天成龙颜。
明知天威不可犯，但魏征却偏犯，这是由其耿介刚直的个性所决定。如果说考虑到天下长治久安的的大计可谏，那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应该属私事了吧，但在魏征眼里，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社稷的安危，黎民的祸福，所以他的谏涉及到了许多方面。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自然不是“忠臣”，然而，他却是千古良臣！因为在他心目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正直耿介的个性让他“大忠”而不是“小怨”。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就是说忠国不是忠君，忠民不是忠人。
禅思竭虑，立志改革
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一生惜时好学，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好学，为他成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奠定了雄厚的学识基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丰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先后做过淮南判官、勤县知县、舒州通判等地方官。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主张政治改革。神宗熙宁二年（1069）被任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开始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以期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他的政治改革，对促进北宋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守旧。在文学上，其诗文创作和政治活动紧密联系，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其诗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遭劲清新，亦颇多名作。
王安石平生好学不倦，读书可以说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少年时即喜欢读书，且记忆力惊人，能过目不忘。后来，他为了谋求进身之路，将来好干一番事业，更是珍惜时间，发愤攻读。22岁的王安石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扬州做淮南判官。他在官署里，除了办公事之外，就是埋头学习，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牺牲了。他常常通宵读书，黎明时才睡一会儿，然后匆匆起床，胡乱穿上衣服，到衙中办公，有时连脸也顾不上洗。因此，人们总见他蓬首垢面，当时，担任扬州知府的韩琦，见这个属官如此不修边幅，萎靡不振，就怀疑他夜间不务正业，饮酒过度。为此，韩琦多次劝戒王安石要自重自爱，不可自暴自弃，误入歧途。王安石听了，并不分辨，只是点头称是。日后，韩琦得知王安石衣冠不整，形容憔悴的原因，是因为通宵苦读的缘故，大为赞叹，并格外器重这位属官了。在任鄞县知县时，王安石给自己订了一个规矩：一周中拿出两天时间集中处理公务，其余全部用于读书和写作。他为了多读一些书，不仅忘记了休息。睡眠，就连吃饭的功夫也常常被挤占。他常常在吃饭时边吃边读书，有时来不及用筷子，便用手抓食物。他做宰相时，家仆们曾误认为他喜欢吃獐子肉。因为每次吃饭时，他都只吃獐子肉，其他菜一概不动。后来发现，每次上菜，獐子肉都摆在离他最近处。于是，夫人让家人故意用别的菜与獐子肉调换位置，结果这次獐子肉原封不动。人们才知道王安石吃菜只捡靠近身边的吃，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读书思考问题上了。
靠着这种惜时的精神，王安石博览群书，不仅钻研了大量经史典籍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著作，同时还研究了佛学和道学。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使王安石的眼界越来越宽阔，学问越来越渊博，后来，他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集政治改革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