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们，是空间计划的脸蛋。宇航员——飞行员，科学家和医生——是空间计划的工作形象。作为宇航局公关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要经常出席学校或社会团体的集会。但他们最重要的形象传递渠道，还是他们在飞行中的宇宙飞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吸引着巨大的而且是成分繁多的公众群体，其中包括议会、宇航局、科学家、学生、外国政府以及其它各式各样的公众群体。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兴趣、不同的请求，而宇航员必须给予回应。使问题复杂化的是，他们是在外层空间回答那些看不见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宇航员要演示实验，讨论科学方面以及个人的问题，回答难以回答的政治问题和宇航成本问题，而且在接受所有这些挑战时，他们是处在一个倍受拘束和失重状态的宇宙飞船里。宇航员常常在地面上的模拟环境里，排练这些交谈任务。交谈技巧的典型训练包括比如和美国总统进行妙语闲谈，纠正圣路易小学学生关于人类在太空中血压问题的错误推断，还要解释为什么在太空中建一个厕所需要几百万美元等等。
容貌不可改变，性格决定命运
兵无常势，文无定法。能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必有方圆人生。这种性格属于善变型，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极尽中庸性格之精髓。
据说，当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进京面圣，北京万人攒动，他们皆想一睹这位盖世功臣的风采，许多精通相术之人更是不会错过为这位湘军统帅相面的机会。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曾国藩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糟老头，令相术之人不解的是曾国藩本应是奸臣短命之相，为何会有这等荣耀的命运？
不管传说是真是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金陵攻克后，朝廷确实对曾国藩有了防范之心，倘若曾国藩没改变自己的性格，仍按照以前的性格办事，会落个年羹尧一样的命运。因此说，曾国藩的确因改变性格而改变了命运。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最典型代表，更是因改变性格而改变命运的人。
学者兼“贤相”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了，可谓占尽了在一些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曾国藩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一位福禄寿禧都占全了的人，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理想，方圆性格的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知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那么，今人为什么会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古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留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作一回事。
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的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按正统的封建理论来说，应该是出将入相，可是由于他镇压的是农民起义故而称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足可见其个性方圆的一面。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12年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咸丰十二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
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
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
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
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俟爵，于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性格中的“方圆”，也可理解为“刚柔”，“刚”让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曾国藩刚练水勇时，水陆两军约有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抗衡，无异是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曾四次抗旨朝廷。
“方”即是“刚”，“圆”必是“柔”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是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会命丧黄泉，然而，性格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对一位勤奋读书的人来说，书里的真知灼见的确能令他时时惊醒，事事警惕，只要他持之以恒，性格无疑是可以改变的，理想性格无疑也可以锤炼而得。
如果说“方”即是“刚”，那“圆”必是“柔”。曾国藩性格中的“柔”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谓“方圆人生，刚柔兼济”。
曾国藩号涤生，涤生就是要洗涤性格中不好的东西，锤炼出理想性格。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曾国藩年轻时性格的确刚而倔强，几乎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但他却时时在改变这一性格，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曾国藩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刚柔、方圆兼济。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刚柔、方圆兼济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读书实践锤炼而得。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改变。”
有反骨久后必反
刘邦在世时为了防止外人专权，大封刘氏子孙为王，但刘氏子孙也没让死去的刘邦省心，在景帝时还是反了，以吴王刘濞为首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王造反。
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久后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必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50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真的造反了，吴、楚七王造反也得有个理由，因为他们知道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诛晁错，清君侧”。也就是说皇帝无过错，只是皇帝身边的大臣有错，他们起兵是为了帮助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而并非反叛。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来受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拔开车市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处，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惟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默默不语。
摆正传奇人物的形象
传奇人物的形象远远超出他们所在的年代。事实上，他们的声望将永存。但是，创造传奇人物的成功过程正在发生变化。在历史上，教皇、国王、总统和将军们来去匆匆，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成为了不朽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业绩形成了历史，他们令“凡人”敬畏。他们似乎是神，或者起码是半人半神。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的声望是建立在与事实密不可分的虚构故事上，但这无关紧要。约翰·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夫妇被描绘成当代的亚瑟王和王后，卡米洛的格温娜维尔夫人。而事实却更像一出在法国人客厅里演出的戏剧。我们有一种崇拜名人的需要，倾向于把他们变成传奇人物，甚至是神。
如今，随着英雄精神让位于名人现象，名人开始像传奇人物一样进入了人们的记忆渠道，他们成就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对市场的领悟程度。毫无疑问，甲壳虫乐队是个天才小组，他们定将作为传奇人物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使他们成为传奇人物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音乐，他们在形象塑造策略上的巨大成功也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