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骚动在中欧地区的具体表现，因国家不同和当地情况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差异。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并没有起到什么突出的作用。1919年，匈牙利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创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是由于当地农民的敌意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入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只存在了不到一年。1920年2月，罗马尼亚军队撤离匈牙利的时候，以米克洛什·霍尔蒂海军上将为首的右翼政府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尔蒂在两次大战之间一直执政，在这期间，匈牙利是中欧唯一一个几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或者类似改革的国家。
在大多数的中欧国家，农民政党成为广大劳苦大众的代表，他们替广大民众发出不满的声音。但是，他们奉行和平主义，厌恶暴力，所以他们的领导人几乎都无法长期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面对那些地位牢固的军人和官僚显得脆弱无力，很容易就受到伤害，而那些军人和官僚在利益受到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全力争夺政权。农民领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为政治机会所吸引的律师和城市知识分子把持了农民政党，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农民政党只能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而并非是数量更多的贫农。
农民领袖们不是被革职下台，就是被暗中杀害。中欧各国迅速地更替政权，新建立的政府多为独裁政府。奥地利和希腊的政局也大同小异。因为种种原因，这两个国家的农民政党始终没有强大起来。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陶尔菲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而希腊则于1936年由麦塔克萨斯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与中欧其他国家都建立的独裁政府不同，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被独裁统治。因为它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民众受教育程度高、自哈布斯堡王朝继承的官僚训练有素、扬·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的有力领导、能比其他以农业为主的东欧国家提供更高生活水平和更稳定的国民经济。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策
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平均地权和传统的议会制度在东欧为争夺统治权而互相争斗的时候，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法西斯主义形成时间比布尔什维克主义晚得多，是在1922年10月随着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才突然戏剧性地出现的。
意大利的战后状况十分糟糕，到1919年，意大利只享有过短短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是个藏污纳垢之地，党内的领袖们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在战后的数年中，这种脆弱的政治结构因为当时经济的严重混乱被进一步削弱了。失业人数高达百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复员的军人。对外贸易也在战后渐渐衰落，意大利主要的海外收入来自于移民的汇款，但是此时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意大利的海外收入渐渐停止了。种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上，意大利受到了藐视，这让社会不安更加严重。由此导致的失望和自尊心受损使意大利的社会暴动一触即发。这种社会状况为法西斯主义惊人的、反理性的暴力运动提供了滋长的温床。
贝尼托·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局面，他是个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铁匠的儿子。在1911年的黎波里战争中，他以其煽动性的演说而引人注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的国旗称为“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就成为了官方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迫切地希望意大利在成为其盟国的法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的刺激下产生巨大的转变。他也因此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
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他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一直到受伤退伍。在沉寂了4年之后，他建立了第一个“战斗队”，组织了法西斯党。开始的时候，法西斯党的发展并不顺利，他只得到了少数激进的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但是到了20世纪，法西斯党发展速度变得空前迅速。当时意大利正值社会革命时期，政府和富人阶层的土地和工厂被夺取的现象随处可见。实业家、地主和有产阶级们为了使法西斯党有能力对抗这种可怕的社会革命，对法西斯党的暴力行为给予了纵容和支持。
1922年，墨索里尼声明会确保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利益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进而准备好发动政变。正规军和警察明确地表示将保持中立，所以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动员他的党员进行一次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墨索里尼通过合法的方式在罗马当上了首相。墨索里尼对宪法毫无尊重之意，所以在1924年4月6日的选举到来之时，法西斯党处在不利的境地。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仅仅拥有35席，但通过使用暴力手段，法西斯党获得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两个月后，由于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陷入了危机。人们都认为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证实。但是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令墨索里尼得以幸免。到了1926年秋，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发动攻势了，他解散了原来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这时的意大利已经成为一党制国家，议会变成了通过法西斯议案的工具。
新的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具有它的某些独特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实行组合国政体，这种政体并不是在各地区选取代表作为议员，而是从各个行业选择代表。但理论上来说，它似乎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的善意保护下的方式消除了阶级冲突。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制定这种规划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并树立使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来宣传法西斯主义。
英法两国的战后情况
中欧左、右派的剧烈冲突和俄国内战都没有影响到西欧的情况。民主制度在西欧更加的根深蒂固，因此其主要社会机构也就更加健全，民众也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另外，西方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进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西欧在战争结束的数年中也不是没有遇到困难，西欧同样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对社会和政治同样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西欧的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英国长期受到高失业率的严重困扰。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的生产，以满足被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但是从1920年起，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经有200多万人失业。整个20年代中失业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改善，在30年代形势变得更加糟糕。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其实并不是从1929年开始，而是早在1920年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数百万的家庭需要靠领取“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在没有就业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导致了人们的心理像经济一样不健康。失业者大多情绪低落，只依赖失业救济生活，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
经济上的巨大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政治，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自由党的衰落。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所取代，因为工人们希望摆脱困境，所以越来越多的工人转向支持工党。经济危机开始让英国的政治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个政党都有一套自己改善社会现状的方案：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最后的结果是由保守党的斯坦利和工党的麦克唐纳交替组建内阁，但是不管是哪个内阁，都没有改变社会现状，英国的命运没有得到改变。
法国同样也是在战后的数年里面对着经济的困扰，不过它的处境比大多数相邻的国家要好得多。法国有一个结构平衡的经济，所以不会像其他以农业或者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容易崩溃。战争的和平解决让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些都强而有力地支持了法国的经济。与英国只有三个大政党不同，法国有五六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法国内阁比英国内阁更换的更加频繁。从左派到右派，主要政党依次是主要代表城乡劳动者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受中下层人民支持的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党，以及通常带有强烈天主教色彩的代表大企业和大财团的右派各党，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
在战后的5年中，法国主要由右派建立的“民族集团”内阁进行统治。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来，他要求德国人赔偿法国人重建家园所需要的费用。这一政策最终使得法国于1923年占领了鲁尔。可惜，这次行动代价高昂却又一无所获。
到1923年初，一法郎兑换美元已经从战前的19.3美分贬值到3美分。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参加了的“全国联合会”，他们采取了严厉却依然保守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到了1926年年底，1法郎的币值达到了4美分，然后在这个水平上稳定了下来。因为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1/5，所以政府免去了自己五分之四的国债。普恩加来稳定币值等政策获得的成功让他连任了三年总理，创下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最高纪录。
洛迦诺精神
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欧洲的外交是由法国和中东欧的盟国所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罗斯的屈服，法国此时已经坐稳了欧洲大陆上的头把交椅。因为德国和俄罗斯显然迟早都要设法重申自己的权力和主张，所以法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而持久的基础。
从理论上来说，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已经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款要求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条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国联却无法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来实施并且遵守条款，因为国联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
法国在50年里连续遭受德国的两次侵略，所以法国不敢把自己的安全交给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权威的国联，它转向那些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自己有着共同利益的欧洲小国。
法国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这一联盟建立的基础就是反德，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和法国的盟国。不过在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渐渐得到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获得了暂时的成功，另一方面是因为两国的外交部长持互相谅解的态度。他们断定各自的国家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的政策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张伯伦还说服了意大利人接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加强国家安全这一观点。结果于1925年10月，各国签订了包括一系列协定的《洛迦诺公约》。
这些协议包括以下内容：德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承诺不通过武力来谋求修订条约，同意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各种争端。德国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力，但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达成协议，不管任何时候它们都互相尊重彼此之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为这一条款做了担保。
在当时，《洛迦诺公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张伯伦的话来说，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这也代表着当时普遍存在的观点。
这种乐观精神也影响到了美国，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法国政治家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不把战争当做“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1928年8月27日《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订，从而使这一建议得以付诸实现。由于公约只拒绝参与战争而并未规划制裁措施，所以很快就有60多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虽然公约没有明确表示违约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是依靠着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签署公约的国家如此之多，也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战争赔款的支付问题，协约国也与德国达成了协议。从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开始，德国与协约国就“一战”的赔偿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以1930年的“杨格计划”结束，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应支付赔款总额为80亿美元，分期付清。
在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整个世界都以为欧洲终于恢复到正常状态：德国和它的敌人们已经和解；德国人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也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经摒弃了将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经济在日趋繁荣，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新奇而宏伟的“五年计划”。虽然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都认为这个计划非常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但是这个计划至少可以让苏联人开始发展国内经济，而并非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冒险活动。因此“洛迦诺精神”似乎是有意义和有内容的，人们相信欧洲就此能够安定下来，能像19世纪那样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