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从而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17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在贵族与商人的交易之中，商人通过垄断操纵了价格，从贵族手中攫取了大量财富，而贵族由于沉浸于奢华生活而最终欠下了商人一屁股债。此后，商人开始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贵族头衔，他们不仅支配了经济，同时还影响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文学和艺术。
长期的和平使得武士的需求量降低，他们中有许多人流入了城市，但由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找到工作。
这些变化使得日本人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的现状，因此，当西方的影响伴随着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而至时，日本人十分乐意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改造他们的社会。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向日本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港口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1854年2月，当马修·佩里再次来到日本之际，两条道路摆在了日本人面前，要么交战，要么签约。3月31日，日本人被迫让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
按照这一条约，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被派往了日本，他凭借其非凡的机智和耐性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6年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日本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宗教信仰自由等。之后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一系列的条约在西方并未引起重大关注，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却具有非凡的意义。几乎长达3个世纪的闭关自守终于结束了，日本虽遭受了西方的入侵，但对于这场入侵的反应却与中国完全不同。
日本的现代化和扩张
西方入侵对日本造成了最主要的影响便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得德川幕府遭到了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外国列强迫使其履行条约；而国内排外的日本人民则对幕府产生了不满。
1858年至1865年间，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藩即通常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人民的这一情绪，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这一进攻引发了外国列强的报复，他们于1863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1864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震撼了氏族首领们，他们开始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
老天皇的去世和德川幕府倒台，为“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势力被萨长诸氏族所取代，从此他们便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这些青年武士们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得日本能够成功地走向现代化。
事实上，即使在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幕府和诸氏族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他们都提倡军事工业，并维护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实际上，当时日本总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经从化学中独立出来；医学方面，学生们在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等专门领域里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里，学习航海和射击课程之前，军人们必须先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打牢基础。也就是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有着一定的鉴别能力，因此更能产生积极的反应。
在宗教领域，日本的新领导人赞成神道教成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从而促进了民族统一，也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
在教育领域，日本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为国家培养有文化的公民。并邀请了大批的国外教育专家前来创办学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之后回国在新学校任教。但为了确保国民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军事领域方面，日本人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领导人还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等手段来促使能够提供军需品工业的建立。而一旦企业建成之后，政府通常会将它们出售给享有特权的各种私人行业。而这些财阀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掌握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
法律制度方面，日本人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建立了内阁和枢密院，并在1889年正式颁布了宪法。但宪法的颁布实质上只是提供了一个议会制的形式，政府部门仍然有权利随时制止宪法中所规定的条款。因为在宪法的第一条就已经明确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而第三条又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一切的改革使得日本人迫切要求废除各项不平等的条约。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1894年，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对中国夺得了惊人的胜利，从此，日本不再是一个处于劣势的国家，在英美之后，其他列强也很快放弃了他们的对日特权。1899年，日本已经获得了对本土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控制的国家。
在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的扩张。远东当时是国际争夺的热点，好战而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
于是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并成功地战胜中国。然而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的对手是强劲的俄国。俄国不仅连同法国和德国一起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同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随后，日本与英国缔结盟约，并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得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而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这场战争毫无疑问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这场战争向各殖民地民族的人们表明，西方的统治并非不可违逆的，白人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亚洲民族觉醒的序幕。
七、欧洲影响下的非洲大陆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经将它们的统治强加给了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而由于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颇具优势的组织和抵抗，加上非洲缺乏诱人的财富等因素，使得欧洲人并没有向南入侵的迫切愿望。
不过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欧洲列强开始入侵非洲，并实际上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除了内地的许多村民仍然过着几乎不受影响的生活以外，非洲的各民族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欧洲人深重的影响之下。
奴隶贸易的衰落与终结
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甚至不需深入内地，仅在沿海港口便能够获得。奴隶贸易始于1442年，当时的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两位船长带回了12个非洲奴隶到里斯本。确实，奴隶制在非洲是一个固定而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制度，战俘，以及债务人或罪犯都可以被当做奴隶。但比起欧洲的奴隶制来说，非洲的奴隶制显然更具有人情味，这些奴隶通常被视为家庭的一份子，并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身份也不一定世袭。但即使如此，奴隶制度仍然是奴隶制度，依然是对人的剥削和征服。
欧洲人进行的奴隶贸易最初便是经济性质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完全受利益的驱使而行动。为了获得那些诱人的利润，非洲酋长们甚至围捕自己的同胞，将他们卖给了等候在海岸的欧洲船长，致使整船整船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的种植园中。而奴隶主则为了利润，甚至倾向于让奴隶劳作至死。
当大规模的非洲奴隶贸易展开时，种族主义加强了这种非人道性。欧洲人开始日渐轻视黑人，认为他们天生便是低劣的野蛮人，注定要为白人而效劳。为了掩饰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欧洲人甚至用宗教来为奴隶贸易作为辩护，他们认为，这种奴役使得非洲异教徒在向文明转变的同时还向着真正的信仰而转变。
1510年，当第一船非洲奴隶成功运到新大陆之后，其他的几个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贸易之中。16世纪时期，葡萄牙控制了奴隶贸易。到17世纪，荷兰在大部分时间控制了这一贸易，而到18世纪则是英国为主导。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首先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用于交换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送到沿海地区的奴隶。然后这批奴隶被安置在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直达新大陆，然后在当地进行贩卖。最后，船只便满载着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在运输过程中，奴隶们的待遇几乎都一样：忍受着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以及少得可怜的食物。在这样的航行之中，由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出现的次数以及奴隶受到的待遇不同，奴隶的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但其实，在这之前，从内陆到沿海的行进过程中，奴隶的死亡率甚至还要高过这样的越洋旅程。为了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突击队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他们迫使俘虏们不分昼夜在酷热和大雨之中赶路，穿过丛林和平原，若是俘虏们落下队伍，便会遭到毒打，若是已经无法行走便会被残忍地杀害。
然而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并未阻止欧洲人继续奴隶贸易，由于利润丰富，不论是贩卖者还是购买者都拥护着奴隶贸易，致使这种买卖持续了长达四个世纪之久。
尽管各方势力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着奴隶贸易，仍然还是有一小群改革者大力从事着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另外，工业革命的进步也使得奴隶制走向衰落，不断进步的技术致使需求从廉价劳动力变为广阔的海外市场。
1823年，他们又成立了反对奴隶制度协会，倡导结束奴隶制度。直至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土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的法令。此后的一段时期，英国动用了四分之一的海军力量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进行巡逻，在20年间俘获了1000名奴隶贩子，并释放了他们的奴隶。之后，海地、美国和巴西都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此后一些国家也相继废除了奴隶制。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在被取缔时，阿拉伯人却在中非和东亚继续着这一贸易，只是规模要小得多。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洋上进行巡逻，但对这一贸易的禁止却非常艰难。
探险时代的开启
废奴运动的展开，使得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非洲内陆，更深入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而正规的贸易，以彻底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地理学的日益发展，欧洲人也对这块从未勘探过的地区充满了渴望，这一切直接促成了冒险者们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19世纪，许多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了非洲。
1788年，以英国着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的“非洲协会”成立，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事业，探测神秘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不幸大陆的条件”。协会的注意力首先放在了神秘的尼日尔河问题上。
1795年，苏格兰医生芝戈·帕克在忍受酷热、疾病、囚禁和饥饿之后成功到达了尼日尔河，但病魔迫使他放弃沿河而下到达河口地的计划，而是返回了海滨。1805年，帕克再次率领一支规模相当大的探险队前往尼日尔河，但他的大多数伙伴们都在到达尼日尔河之前就死在了途中。甚至帕克也死于尼日尔河上。一直到1830年，理查德·兰德尼才到达尼日尔河河口处，并证明了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棕榈河是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的。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探险，成功地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并穿过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这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旅行。
尼日尔河上游失败的商业性探险表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的兴趣进而转向了东非。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1860年至1863年，斯皮克进行了第二次探险，这一次，他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
戴维·利文斯顿最初是要去中国当传教士的，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将目标转向了非洲。1849年，利文斯顿渡过了卡拉哈里河，并发现了恩加米湖。1852年，他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首先到达了大西洋，进而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抵达印度洋，在他返回英国之后发表了一个促使西方世界开始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在1857年至1863年间，利文斯顿率领着一支探险队成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之中，整整五年没有任何消息。之后，《纽约先驱报》的着名记者亨利·M·斯坦利于1871年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尽管此时的利文斯顿已经虚弱不堪，但他却拒绝回国，而是决定继续他的探险，直至1873年5月1日，他以祈祷的姿态死于他的小屋旁。
斯坦利深受利文斯顿的感动，回到了非洲，继续他的事业。他发现，利文斯顿发现的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入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被人们从源头探索到了出口。
1879年，斯坦利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再次到达了刚果河畔，而此时，瓜分非洲的时代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