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利·肖克罗斯先生关于战争是对国际法法规的重大背叛的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早就被人否定了的观点，人类在这条道路上是走不通的。对于国际联盟的成员来说，战争在总的方面仍然是解决争端的正常手段。人们只想区别开在法律上被禁止的战争和在法律上不被禁止的战争，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这些努力均各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多数国际法律学家也都确认，在现行的普通的国际法中，在被禁止的战争和不被禁止的战争之间并不存在区别。我们确认：至少在1939年以前的许多年，在国际间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有关被禁止的战争的普遍有效的国际法法规。在身居领导地位的政治家和各国人民的意识中都不存在这种普遍的规章。而且恰恰相反，防御战争被允许作为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等于没有主权。每一个国家，不论它是否在个别情况下进行防御战争，它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法官。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愿意接受外国法院对审讯的受理权，无论该国在最后的生存问题上的决定是否合理。
不言而喻，国家的行为就是个人的行为。但是，国家的行为本来就是国家通过其机构的行为，而不是某一位米勒先生或施密特先生的个人行为。如果起诉书以某些个别人对战争和和平的决定而意欲在法律上对他们作出判决，那么起诉书产生的结果将造成国家的"个人化"，甚至在思想上造成国家的破灭。这样一份起诉书，是与主权的性质不相容的，也是与大多数欧洲人的感情不相容的。（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与现行的国际法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沟通的鸿沟。因为国际法并不直接适用于个人，个人只受其所在国法律的制约，即使所在国法律与国际法中的规定不相符合，而国际军事法庭却把审判从国际法的位置移到了国家法的位置上，而且无论如何，就各个被告在犯罪当时所服从的领地刑法而言，条例（即国际军事法庭条例）关于因破坏国际和平而规定予以惩处的条文都是新的。而所有的法律--国际的和国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行为之前法无规定者不罚。"因而，追溯既往的刑罚是与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不相容的。
法律就法的意义而言，就是国家规定的一项准则，但是国际军事法庭却将此曲解为："法律就法的意义而言，也可是一种牢固的道德准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准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个问题：就像情况原来反映的那样，那些被告--从前的部长、军事头目、经济操纵者和当局的高级领袖--在犯罪的时候是不是感到了这是一种违反职责的行为呢？他们会不会感到这种行为将按照事后规定的法律受到惩处呢？……
自从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之后，实际情况就很快导致希特勒作为主管部门的法定的和无可争辩的统治者出现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之前，也出现在全体人民之前。希特勒成了各种准则和各项命令的最高制订者，而且，由于希特勒独裁的结果，任何人都无权检验这些命令是否合理。独裁者在这种情况下搅乱了所有的人类秩序。虽然领袖的命令同国际法或其他人类伦理判断相抵触，但对被告者们来说，则是具有约束力的，而且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那些根据上述秩序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之中不管内心是否愿意履行其职务的人，如果他们由于执行或不执行领袖的某一行动而获罪，他们难道不会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不公正吗？什么算是希特勒的命令？本法庭条例中列为免刑理由而被置于一旁的那种命令究竟算不算是希特勒的命令？
哈特利·肖克罗斯：尽管有人对某人说："你现在将为某件事受到惩处，而当你干这件事的时候，它原本并不是犯罪行为。"或者还有人对他这样说："你现在将为某件事而遭受惩罚，你在当时干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违反法律的，而且是一桩罪行，只是由于国际法律机构的不完善，在当地没有主管审判的法庭，不然早就可以对它进行判决了。"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我们遵循的是后面的一条道路……
鲁登科：雅尔赖斯鼓吹"法无规定者不罚"，然而他对法律的理解首先是错误的，战争法规不仅存在于条约之中，存在于逐渐得到普遍承认的各国的风俗和习惯之中，并且也存在于法学家所制定的和军事法庭所应用的普遍的法律原则之中。这一法律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不断修正，以适应发展的世界的需要。因此，从法律的立场来观察，对于被告所犯罪行的宣判和惩处无需按他们犯罪的当时就已经被规定的刑法，他们在犯罪的当时就触犯了实际生效的法律。
肖克罗斯：大家只要观察一下进行掠夺、突破封锁或间谍活动等案例，就不难看到，国际法在许多情况下是要个人承担责任的。战争罪把许多个别的人拖进国际法的范围，这是向来就被认可的。不难假设，某个国家为了进行屠杀和掠夺的目的而派遣一批人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去。难道因为这些人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工具去执行这项计划的，所以就可以因此而免罪吗？假设那些曾下令发动战争的个别人落到了遭受侵袭的国家的手中，他们能够要求免罪吗？以我的看法肯定办不到。
任何人都无权为非法的行为进行辩护。政治上的忠诚和军事上的服从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两者绝不是要去干那些显而易见的丑恶的勾当，也无需去为那些邪恶的行为辩护。这涉及一个观点，当每个人有必要拒绝追随其领袖的时候，他就会服从自己的良知，即使是在军队服役的普通士兵，他也没有义务服从非法的命令。
诚然巴黎和约和其他任何一个条约都没有也不可能取消自卫的权力，每个国家都是审核自卫行为是否必要的裁判者，但是这并不表明这样干的国家在终审法庭中有权裁决他们自身的行动具有正当的合法性。如果国家把自己的"自卫"变成了征服和无视法律的工具，如果它把进行自卫的自然法蓄意歪曲为掠夺和征服欲望的武器，国家也对此负有责任。但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就在德国政府侵占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当时，被告们蛮横地践踏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并且以夸耀自吹的冷嘲热讽使被占领国家的主权屈从于一种新的"大空间秩序"的概念，如今为了逃避正义的惩罚，这些被告竟然援引国家主权的神秘力量和神圣性，这确实是非常的。幸而事实情况是：绝对的国家主权从属于过去的陈旧观念。这是一种与任何国际法条约的约束力完全不相容的概念。
赫尔曼·威廉·戈林（1893-1946）
纳粹运动早期领袖之一，德国法西斯政权二号头目。士官学校毕业后开始军旅生活，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年加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任冲锋队队长。协助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历任帝国不管部部长、普鲁士总理、航空总监、空军总司令、帝国口年计划全权总办，被希特勒封为"全权继承人"。枣与策动第：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后因战事失利，受希特勒冷遇。1945年5月，被盟国逮捕。1946年9月。被妞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临刑前在狭中服毒自杀身亡。
本篇是戈林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的自我辩护的摘要。在所有被告中，他最狡诈、蛮横，拒不认罪。在自我辩护中，他大肆鼓吹领袖独裁，诡称纳粹制度是民主政府的形式，为德国法西斯制造理论根据。对侵苏战争，他以"个人看法"为借口，否认参与发动战争的罪责。对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他佯装一无所知，是别人对他"保了密"。但法律是无情的，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他最终不得不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在纽伦堡国际法庭的自我申辩
1946年3月
戈林：……我信仰纳粹主义和领袖独裁原则。我曾坚持这一原则，并将自觉地继续坚持下去……。德国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王朝中始终是确认领袖原则的。在德国，只有当国家罹难或几乎濒临灭亡之时才会出现民主。
我坚信，对德国来说惟一的可能是实行领袖原则，这就是说，来自上面的权威性和来自下面的责任心。例如天主教会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来都是建立在其等级制的领袖原则基础上的。我认为也可这样说：俄国如果没有领袖原则是不可能经受住这场战争的重担的。
法官：戈林，回到主题上来！
戈林：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决心要进行一场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期间或在战前，如果说，只能由各个领袖决定"我参战"或"我不参战，我的军团留在家里……"，那么，怎么想象这个集团能领导一个国家呢？照这种逻辑，到头来，我还是不得不把这种权力给予每个士兵。如果去问每个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么这也许可能成为一条避免未来战争的途径。这当然好极了。也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坚持领袖原则的国家里却是行不通的，我就想强调这一点。
法官：您谈了领袖原则，您向我们把它描写为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权威属于首位，而且向人民行使权力，对吗？
戈林：为了消除误解，请允许我在此简要阐述一下，我认为，在德国议会制中过去是由最高机构负责的，它对议会中的相对多数负责，由他们实行独裁--而我们在领袖原则中，情形正好颠倒过来，就是说从最高领导出发自上而下地行使权力，而且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制。
法官：那么，换句话说，您是不相信，也不允许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即被我们称之为建立在民众赞同基础上的政府形式，让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
戈林：德国的纳粹制度似乎就是民主形式，因为它选择了公民表现的道路。
法官：请问，您认为德国当时进攻苏联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性吗？
戈林：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危险尚未达到顶点的时候，在这一刻也许还不那么必要。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法官：您当时是整个德国的第二号要人！
戈林：这与我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是毫无关系的。这里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观点。领袖作为第一号人物，看到了某一种危险的存在。而我，作为第二号人物--如果您这样表达我的地位--是想采取其他战略措施的，假如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贯彻我的意图，那我也许真的成了第一号人物了。但我只是第二号人物，而头号人物又持另外的见解，所以只好贯彻他的意图了。
法官：您是否想在法庭上断言，您直到1943年为止，作为德国的第二号人物根本不知道集中营的情况？
戈林；集中营后来的情况，即在我卸下主管之任以后是怎样的，我不知道。
法官：需要我提醒您回忆一下在这个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吗？特别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仅这一个集中营就屠杀了400万人，您回忆起来了吗？
戈林：这一点我只是在这里才知道的。对我来说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