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原文
晋侯合诸侯于扈，平宋也。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译文
晋灵公在扈邑与诸侯会盟，是为了平定宋国之乱。当时，晋灵公不肯会见郑穆公，是由于怪罪他与楚国勾结对晋国怀有二心。大夫郑子家派通讯官给晋卿赵盾带去一封信，信中说：“寡君即位三年，就召请蔡侯一起服事。九月，蔡侯先到敝国，又去朝晋。当时，敝国因有侯宣多之乱，寡君未能与蔡侯同行。十一月，侯宣多之乱稍稍平息，寡君就随蔡侯之后，前去朝晋。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寡君的太子夷，曾到楚国请求陈侯一起朝见贵国。十四年七月，寡君又亲往朝拜，以助陈侯完成从前朝晋之事，使之更加圆满。十五年五月，新陈侯刚即位，就从敝国前往贵国朝见晋君。去年正月，烛之武又辅佐太子夷往朝于晋。八月，寡君又去朝见。陈、蔡两国与楚为近邻，而不敢勾结楚国对晋有二心，就是由于敝国的缘故啊。虽然敝国这样殷勤地服事晋君，为何仍不免于罪咎呢？自寡君居君位，一次朝见贵国襄公，两次朝见当今晋侯，太子夷与我等二三老臣，时常到绛城朝见。虽然我们是小国，但是事奉大国之礼没有比这更周全的了。现在，大国却说：‘郑国还没有使我称心满意。’这样，敝国只有灭亡却不可能再增加事晋之礼了。古人说：‘前瞻后顾，畏首畏尾，一身还余几何？’又说：‘野鹿濒死时不暇顾及寻找荫庇之所。’小国事奉大国，如果大国以德相待，小国就可以象人一样恭顺；如果不以德相待，小国就只好像临死时不顾及寻找荫庇之所的鹿那样了，急闯险关，怎顾得选择手段？晋国责令苛刻，没有止境，我们也自知事晋、叛晋都要亡国，那干脆就征集国中的人力物力，在晋、郑边境的鯈地等待，只听你们执事的吩咐。从前，文公二年，朝见齐桓公。四年，助齐国侵伐蔡国，同时又与楚国订立和约。居于大国晋、楚之间，而屈从于大国之强令，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吗？大国如不考虑体恤郑国，我们就毫不回避被伐之罪，坚决陈兵待命！”
于是，晋国就派大夫巩朝前往郑国议和，并且将晋卿赵穿、公婿池作为人质留在郑国。
解读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对近邻晋国要侍奉，对强大的楚国也要周旋，但是晋国对此很不满意。于是郑国执政大臣子家便给晋国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历数郑君对晋国的朝见活动，暗示郑对于晋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再加逼迫，郑国可能铤而走险，或投靠楚国，或与晋人拼死一战。
子家利用晋楚的矛盾，说明了郑国的观点和态度，寓坚强于恭顺，凛然难犯。书信写得很得体，所以晋人竟无言以对，不得不和解了。
活学活用
这是一篇国与国之间的书信，类似现在的“外交照会”。鲁文公十七年（前610年）晋灵公在郑国的扈地会合诸侯。作为东道主，郑穆公却被拒之门外，晋灵公不见他，理由是郑国勾结楚国对晋国怀有二心。这不仅令郑穆公十分难堪，也是对郑国国格的莫大侮辱。这封书信就是针对晋国的侮辱行为表示抗议。
信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层。首先，逐年逐月列举事实，表示郑国事晋之久，之勤，之恭，之忠，“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不惜重墨，不厌其烦，不但证明郑对晋的忠心耿耿，而且历陈“召蔡侯而与之事君”，“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使“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大讲郑国事晋之功。接着，明示晋国，倘再加罪相逼，郑国则可能“铤而走险”。因为处于两个大国之间，“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委婉而明白地告诉晋国，不要逼人太甚。如果郑国无路可走，或真去投楚，或“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全国总动员，进行保卫战。这段文字多为短句，措辞激烈，铿锵有力，以弱抗强，不畏恫吓，有力地捍卫了郑国的尊严。最后，列举郑国曾帮助齐国攻打楚国的属国蔡国，事后却得到楚国的谅解。同样是大国，晋国为什么没有楚国的胸怀？“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是弱小国家的无奈，“岂其罪也”！晋国满口仁义道德，怎么就不能像楚一样谅解郑的苦衷呢？
子家的信虽多外交辞令，但重于用事实说话，有理有节，寓刚直于柔婉，攻守严密，无懈可击，是辞理俱胜的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