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62年，陈后主一家回到建康，其父陈顼被封为安成王，成为文帝的辅弼。4年之后，文帝一病不起，由其子伯宗继位，是为废帝。废帝即位时年方15岁，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大权都揽在陈顼之手。陈顼虽然权势薰灼，但毕竟是臣子，他做梦都想成为至高无上的天子。光大3年（569年）废帝被废黜为临海郡王，送还藩邸，由太傅、安成王陈顼嗣位，是为宣帝。
陈顼名正言顺地当了天子，陈叔宝为皇太子。太建14年（582年），53岁的宣帝积劳成疾，辗转床榻，虽经多方医治，竟是有加无减。易篑之际，他下诏说：
“皇太子叔宝继体正嫡，年业韶茂，篡统洪基，社稷有主。”既有大行皇帝遗诏，后主即位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变生肘腋，围绕着继位问题，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宣帝有子42人，除了3人早夭、8人未及封王、后主已立为太子外，其余30人，均封有王爵。君临天下对每人都有莫大的诱惑力，其中觊觎帝位最迫切的是后主的异母兄弟始兴王叔陵。
他是个心术不正、怙恶不悛的藩王，在任湘州刺史时，征伐所得，皆人私囊，丝毫不肯赏赐部下；百姓有过，轻罪重判，动辄数年不加审理。至于挖坟掘墓、拆人骸骨、夺人妻女、纳为妃子的事，更是屡见不鲜。他的生母彭氏去世，竟掘故信傅谢安墓以葬其母，种种不法，为时人不齿。
宣帝疾笃，他阴怀异志，命典药吏磨淬药刀，以乘机刺死兄长自立。及宣帝崩逝，他人朝之时，大呼左右取剑。左右不知他用意何在，便取平日所佩木剑以进。叔陵大怒，弃剑怀揣淬刀前往。
同时前去的还有后主之母柳氏、后主乳母吴氏、后主的另一异母兄弟长沙王叔坚等。乘后主正哀顿俯伏之际，叔陵恶狠狠抽出淬药刀向后主脖颈砍来，后主猝不及防，顿时血流如注，闷绝于地。
皇太后柳氏上前救护，身上也中了数刀。侍立在太后身后的乳母吴氏情急生智，自叔陵身后紧掣其肘，刀未及砍下，后主得以乘机起立，但叔陵仍持后主之衣，被后主奋力挣脱。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长沙王叔坚快步上前抱住了叔陵，夺下了淬药刀，用衣袖将他缚在殿柱上，问后主如何处置，而后主已被乳母吴氏扶往后殿。叔坚没杀叔陵，急着找后主询问如何发落，叔陵趁机挣脱了束缚，骑马跑回他的府第，呼甲土截断清溪桥道，放出囚徒以充战士，以自己贯甲白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并赏赐金银以笼络人心。
又召诸王将帅，但除了新安王伯固响应外，其余诸王均拒不应命，叔陵只聚集了千余人马，打算在婴城固守。
当时陈朝兵力俱沿长江防备隋军进攻，无兵可调，叔坚禀明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急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平叛。叔陵知道萧摩诃是能征惯战的宿将，不可小觑，便派人拉拢他说：“事如成功，当以公为鼎。”萧摩诃假装同意说：“须是王遣心腹之将来此，方能从命。”
叔陵便派心腹前往，被萧摩诃杀死，悬首级于朱雀门上。叔陵欲待顽抗，看看不是萧摩诃对手，欲待归降又自知罪孽深重，无法获免，便将妃张氏及宠女7人沉溺井中，免得受缚，与伯固率从人逃到新林，再慢慢图谋以后举事。不料行至中途，被大兵围击，伯固见大兵已到，避匿在巷子中，被萧摩诃持刀追回来。
叔陵部下见陈军势大，纷纷弃甲逃走。萧摩诃麾下大将陈智深、王飞禽砍死叔陵，另一将领陈仲华下马割了他的首级，伯固也为乱军所杀。至此，一场祸乱宣告平定。
云消雾散，月朗风清，在平定叛乱后，后主在太极前殿即位。
兄弟之间作为弟弟的叔陵不仅作恶多端，不念手足之情，为了王位，穷凶极恶地持刀刺杀自己的哥哥，这样的凶狠，不知兄友弟恭，自然没有好下场。
综上所述，无论是夫妻间，还是兄弟间，一定要和顺。暴戾之人，自己也不会得到幸福的。
4、动与静的平衡
动以炼体，静以宁心。
“动、静”是历代名家学者研究的共同课题。儒家学者也各持己见。朱熹认为，无动无静的是太极，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源；然而，一切事物的动静、生灭又都是太极作用的结果。他还认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那动以前又是静，静以前又是动”，“一动一静循环无端”，犹如白昼与黑夜；动与静是互相联系的，彼此不能孤立。“无静不成动，无动不成静”；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与阴阳不可分；太极是本然之妙（自然之理），动静是所乘之机（理乘气而行）。
古人研究动、静，大多是从事业成败方面来论及，并非从养生的角度谈的。他们认为：百动不如一静。时机对事业的成败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选择得当，就能事半功倍；选择不得当，就是功败垂成。
孟子曾经说：“虽然在智慧，不如乘住进势；虽然手上有大锄，不如等待时机。” 毛泽东也说过 “有些关键时刻我是少数，我只有耐心的等待时局的转变”。 等待并不都是消极的， 谁能更早地准备好自己而等待时机甚至是危机，谁就更能获胜。 无论是战场商品市场还是情场，都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以静制动是一个高度的境界。
我国杭州西湖的西边，有两处著名的佛教圣地─天竺山和灵隐山，天竺山上有著名的上、中、下三座天竺寺；灵隐山则有东晋（三二六年）时建的灵隐寺。灵隐寺前有一座山峰，东晋时的印度来华僧人慧理认为它极像自己的故乡的佛教发祥地灵鹫山，曾经感慨地说：“不知它何时飞到这里来？”从此，这座山峰就被人称为“灵鹫峰”或“飞来峰”。
南宋的孝宗皇帝一次游灵隐山时，曾在飞来峰前戏谑地问灵隐寺的住持净辉和尚：“既是飞来，如何不飞去？”净辉和尚幽默答之：“一动不如一静”。
作为领袖人物来说，必须深深懂得时机变化的原理。
一动不如一静，“动”者，活动也，一个为翘首求官之人所心领神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场自选动作。尤其是在决定自己官场之命运的关键时刻，真可谓“动”与“不动”两重天：
“动”者，尤其是动之力度足够大者，常常是心满意足地坐上了自己向往已久而又垂涎三尺的“宝座”；“不动”者，或动之力度不够，或动之方向有误者，就只能饮恨官场，或只能发誓在下次“运动”中有所作为了。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主儿，这就是那些“朝中有人”之辈，他们非但临阵不“动”，而且常常以“静”制“动”，即便那些善动之辈，恐怕也只能拾些他们挑剩下的残羹剩饭了。故而虽说“动静皆风云”，却又常常“一动不如一静”也。
鬼谷子在《逸文》中说：“圣人之所以能永垂不朽，就是能把守时机的变化。”所以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计划上，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讲求适应环境的策略，只是一味固守旧见，绝对是要失败的。
当然，有些“道行”很深的人，更注重修身养性。王阳明就说：求得内心的宁静在于心静，环境在其次。一些清修的人喜欢远离尘嚣隐居山林，以求得宁静。其实，这种环境虽然宁静，但如果不能去人欲、存天理，忘却世俗中事，内心依然会是烦杂。要得到内心的真正宁静，就必须完全扬弃我相和动静不一的主观思想。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惟此，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身心解放，才不会失去我们的本真。
这段话对我们就很有启发，他强调动与静都要不忘去人欲，存天理，以获得身心的彻底解放。这倒让人想起这样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钢。”
心静如天平。“去人欲”首先要去掉功利心，名利地位是世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把世俗的名利地位看得太重的人，往往因所遇不公或不如意时就失去了心理平衡，于是，或大吵大闹，或焦躁愤恨，这样一是没有任何作用，二是对身心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
名利地位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的虚幻东西，何必要苦苦追求呢？只要心里虚静平稳，排除外界的物欲支配，少一点无所争，多一点也不要，所取心安理得，这样才能生活得自在自如，有滋有味，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稳定。
就像天平一样，无论所称的物件增添加减，砝码的度量却不乱，没有物件时，它就平稳地空悬在那里，虚静自如无所争。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若天平般的心态，也即心平如天平，那该是何等的悠闲自在，何等的洒脱自如！
现代心理学发现，发怒是由于心理上失去平衡或者是自己的要求和欲望得不到满足引起的。
在人际交往中，人们难免遭遇到挫折和失败，情绪的平衡因此受到破坏，如闷在心里，久而久之难免会得抑郁症。
然而，生活在现实中有感情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在某时某地因某事而大发脾气。这种无害的合理宣泄，可以疏导你心中的怨气，化愤怒为力量，使自己尽快地走出阴影，轻松愉快地奔向新生活。但关键要注意发怒的场合，尤其是发怒的方式，切忌一时冲动，弄得身败名裂。
有位著名富贾，对自己发泄怒气的方法，说得非常有趣。他讲：“当我自知怒气快来时，连忙不动声色地设法离开，立刻跑到健身房，或和拳师对打，或猛力捶击皮囊，直到发泄完我的满腔怒火为止。”
日本有些企业也盛行这种方法。在工厂里专门设一房子，里面挂着经理、老板的像，对他们有意见的员工大可去房间里大骂，直至发泄完怒气为止。
当你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大有心中怒气冲决之势，不妨你确立一个“假设敌”，把无限不平之气都发泄在它的身上。张先生性情十分急躁，一次受领导过火的批评，满肚子怨气，欲以拳脚功夫施以报复。
他一位年老的朋友见状，忙把他拉到菜地，命其挖土。他下意识地刨个大坑，尔后填上，再刨、再填，如此反复，终于雨过天晴。
另外，以笔作武器，将心中的话儿倾注在纸上，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宣泄方法。通过写诗、记日记，可以有效地宣泄郁积在心头的不平之气，使情绪恢复平静。
同时，对创作者尤其宝贵，它可体验人们在情绪失衡状态下的感受。不然，作家就难免“扯谎”、“诽滂”和“诬蔑”，或者“乘机发表浅薄而苍白的思想倾向”。
有些烦恼未必要依靠外来物宣泄，心胸放开阔一点，也可以自我宣泄。一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烦恼，二来不会把烦恼转嫁于他人，这样你就能赢得更多的朋友，因为人们总是乐于和开朗的人打交道。
总之，一切逆境都不是生活的最大不幸，最大的不幸是没有能力应付突如其来的厄运。任何愤怒、消沉、自暴自弃都不能抵抗逆境，只有化愤怒为力量，借恶运磨炼意志，人们才能扭转不利的局面，成为生活的强者，同时，也有利于身心健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的土耳其人挺起了腰杆，同仇敌忾，团结一心，打败了甘当帝国傀儡的希腊。帝国主义恼羞成怒，准备严惩土耳其。它纠集了法、意、美、日、俄、希腊等国代表，与土耳其在洛桑谈判，企图胁迫土耳其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派出外相刻樽，意在恫吓、威逼土耳其就范。
刻樽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是名震一时的外交家。与英国外相相比较，土耳其派出的代表伊斯美则相形见绌了，伊斯美不仅身材矮小，耳朵还有些聋，在国内国际均属无名小辈。刻樽当然不把伊斯美放在眼里，谈判中他态度骄横、傲慢、嚣张。其他列强代表也盛气凌人。
然而处在这种氛围中的伊斯美却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精心选择着外交辞令，一板一眼，有条有理，有章有法，毫无惧色。
特别是他的耳聋具有“特异功能”，对土耳其有利的话他都听见了，不利的话他好像全没听到。当伊斯美对列强们提出的苛刻条件概不理会，只顾提出维护土耳其的条件时，英国外相刻樽雷霆大发，挥拳怒吼、咆哮如雷。恫吓、威胁不断向伊斯美劈头盖脸压来，各列强代表也气势汹汹、咄咄逼人，那种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伊斯美虽然有些耳聋，此时对于刻樽盛怒之下发出的“超强度”刺激信号，当然是句句听得清楚。但他仍坐在那里若无其事，耳聋一如既往。
待刻樽声嘶力竭叫嚷完了，他才不慌不忙地张开右手，靠在耳边，将身子移向刻樽，十分温和地说：“您说什么？我还没听明白！”意思是请刻樽再重复一遍，气得刻樽直翻白眼，说不出话来。
要知道，刻樽的暴怒是由对立意向引起的激情，是由当时的情绪、氛围引起的心理压抑的一种急迫宣泄。这种激情的宣泄，犹如突然爆发的火山，势不可挡，时间短暂而震动强烈。不过，这种激情是很难再现的。伊斯美的耳聋对策，不啻于对刻樽进行情绪控制的心理战术。伊斯美用他的“特异功能”——耳聋，控制了整个谈判局势。在将近3个月的谈判中，据理力争，游刃有余，终于以土耳其的胜利而告结束。
伊斯美的这种作法，不仅使谈判获得胜利，而且自己不生气，让对方更生气，这从养生的角度，也是值得借鉴的。
尘世喧嚣，人生真是难得有机会静下来。那么，静下来干什么？恐怕读书是最好不过的了。读书需静，静宜读书。
读书摆脱了功用的实用主义，把读书看成修身之必需，这样书才能读出味道，读书才能不浮躁，静下心，持之以恒，心静、明理的结果必然是学习上的持恒。
这点曾国藩的家书中讲得很透彻，他说，做学问的路子是没有终止的，而总以“有恒”这两个字为主。我往年在这个问题上最没有恒心，近年以来稍微做得好一些，但还是没有做到纯静熟练。自从今年七月初一日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天临摹字帖100个字，抄书100个字，看书至少也做到不下20页，多则不限数目。自从七月份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100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大全》20卷，《后汉书》100卷，都用朱笔加以圈点批札。
虽然我每天的事情很多，时间很忙，但我也坚持做好本天的学业，不因为昨天耽搁而今天去补做，不因为明天有事而今天预先做完。各位弟兄如果能像我一样做到有恒如此，那么虽是四弟这样中等资质之人，也当会有所成就，何况六弟、九弟这样上等资质之人呢？……我日夜反复思索，觉得只以“有恒”二字相告各位弟弟，殷切希望你们时刻把这“有恒”二字留存心中。
曾国藩在信中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他的各位弟弟，做学问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也是无穷无尽的，但集中起来说却又离不开“有恒”二字。只要有恒，上等才思之人可以成才，中等才思之人亦可以成才。这一观点，确是曾国藩对治学经验的总结，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若要持恒，就必然使学习时间长，就要处理好读书和做事的关系。能否完成并做到持恒的关键在于你怎样善于挤时间学习。
以上所谈的，大多是一个“静”字。
从乐生的角度讲“动”，应更多地理解为运动。而这运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体育运动或肢体的运动，大脑也要运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欧阳修是当时文坛上的领袖，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出色，后人认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着光辉的一页，而且在体育方面，重视军事习武，经常参加旅游、射箭、下棋等活动，特别是在养生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