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利与害的平衡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做事首先要想到成败利害。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与人与已有利的事，则可为，否则不可为。
《韩非子》中说：“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意思是：真心使别人得到利益，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也容易和睦相处；存心使别人得到害处，即使是父子之间也会彼此背离而且互相埋怨。
利是人们所共同喜好的，害是人们共同畏惧的。追名逐利，人之常情。名利所在，往往祸害并存。利欲熏心，见利忘义，则祸害必至。由此可知，利害生出得失，得失又生出成败。愚笨的人常常困惑于蝇头小利而遭致祸殃；聪明的人却能趋利避害，以义取利。对待利害的态度，恰是愚智之分。
我们的祖先们也早就强调：通过学习来培养自己的德性；通过质疑问难来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用对待事物的仁爱之心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并使天下百姓受到恩惠。这段话是讲进德、修业的具体方法和待人处世的原则的。认为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要通过学习的办法来解决；弄懂疑难问题要通过询问、商讨的方法来解决。为人处事必须遵循仁义的原则。这样，就可以给天下百姓带来利益。
孟子来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也肯定带来了对我国有利益的好方法吧？”
孟子回答说：“您为什么非得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也就可以了。您说‘怎样才对我们酌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赏之地有利’，读书人与老百姓说‘怎样才对我自身有利’，这样上下都来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会有危险了。有兵车万辆的国家，谋杀国君的人，必定是有兵车千辆的大夫；有兵车千辆的国家，谋杀国君的人，必定是有兵车百辆的大夫。兵车万辆中既然占有千辆，兵车千辆中既然占有百辆，这些大夫们所拥有的不能说不算多了。如若他们都把仁义放在后面而先谋求利益，这样，不把国家的利益全部夺取是不可能满足的。没有为了求取仁义而抛弃自己父母的人，也没有为了求取仁义而愧对自己国君的人。因此您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讲利益呢？”
孟子的意思是说：没有仁义之心，只讲利益反而有害。
辩证法告诉我们：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害，有一害则有一利。
枢密使昂是海陵王的亲戚，在海陵王当政时，他纵情饮酒，醉生梦死，总是一连几天不醒，海陵王听说，经常当面告诫他不要饮酒了，但是昂只要有机会便依然故我。
海陵王倒台后的大定初年，昂从扬州任上归来，妻子在家里为他准备好了酒菜，昂没喝几口，就放下不喝了。
昂的妻子是海陵王的堂姐，对昂的反常感到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昂说：“我本来不是贪杯的酒徒，但以前要是不用贪杯来隐藏我的真相，你弟弟早把我杀死了。现在赶上好的时代，我正应当自爱，所以才不贪杯了。”
昂纵情饮酒，醉生梦死，竟然连海陵王的劝告都不听，常常醉得一连几天不醒，看起来是有害无利。其实是世人皆醉他独醒，他是借酒藏身，否则，早就没命了。真是害利相生。
明初刘敏，肃宁县人，被推荐为孝廉，就任中书省官员。他曾经晚上到龙江买回芦苇，第二天早上装载回家，等他妻子编织成席，卖了钱来奉养母亲，而后再人衙门办公事。
他为官廉洁，有人送他陶瓷瓦器之类的东西，照样不接受。他任楚相府录事时，中书省长官把从罪官那里没收来的女仆分给文臣家，大家都劝刘敏请求上司分配一个来侍候老母。
刘敏坚决推辞说：“侍候母亲是儿子和儿媳的事情，为什么要支配别人？”到中书省长官获罪时，中书省官员多数因分配女仆而受到处罚，只有刘敏没有任何参与而得免。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他贤能，便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后又改任刑部侍郎。
刘敏因廉洁自律，没有参与分配女仆而没有获罪，反被提拔，是因小害生大利。中书省官员因参与分配女仆，多数人受处罚，是因小利而获大害。由此看来，一事当前，的确应该权衡一下利害孰大孰小。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仁、义”二字。用现代的标准，从大处说应看是否利国利民；从小处讲应看是否利他利己。损人不利己的事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也做不得。
前文说了，利害生得失，得失生成败。很多人失败，都因贪利而致。从商者贪图小利，可能失去更多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国家的统治者如果只注重眼前的小利，那灭亡之日也就临近了。被眼前的微小的利益所蒙蔽，不辨轻重、主次，看不到隐藏在小利后面的危害，是蜀王破国亡家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争霸天下。当时在秦国的西南面的蜀国是个很富饶的地方，四面环山，中间一块贫地，良田万顷，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称天府之国。秦惠王对此地早就垂涎三尺，想占领这块地方。但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若要进兵，先要翻过高高的终南山，穿过长长的褒谷，跨越潜水，横渡桓水，不用说有多难，就是到得蜀国境内，也寸步难行。蜀国的道路险峻，山岩陡峭，涧深水急，正如后来唐代大诗人李白所感叹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怎么办呢？
秦惠王了解到蜀国的国君生性贪婪，见利眼开，而且不知满足，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定利用蜀王的这个弱点去讨伐蜀国。
惠王请人雕琢了一头石牛，牛身庞大，栩栩如生，惠王叫人把许多的金子、银子、绸缎放在牛屁股后面，宣称这些都是石牛屙出来的，并派人告诉蜀王，说要把这个举世罕见的宝贝送给他，愿秦、蜀邻国永结友好。
蜀王便派人去观看，秦惠王便给了那个来观看的人许多金子，那人回来告诉蜀王说是果真如此。蜀王贪得无厌，使命人挖开悬岩，填平山谷，架起桥梁，以便迎接石牛。他哪里知道，秦国人早已经率领军队远远地在石牛后面，一到山路打通，秦军便飞奔前来，一涌而进。蜀人毫无准备，秦军沿路挺进，直赴蜀国都城，杀了蜀王，灭了蜀国。
蜀王贪小失大，留下千古笑柄；秦王攻取蜀国，还让蜀国人自己开道引路，智谋与武力并重，因而世代传颂。
什么是大利？什么是小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城池是先帝留下的，是权力和荣誉的象征，自然不能随便转让给他人，但是身家性命重要还是几个城池重要？权衡得失、利弊，刘肥忍舍小利，献出了城池。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当了皇帝，吕后成了吕太后。吕太后最恨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刘邦死了，她就找机会毒死了如意，又让人把戚夫人砍掉手脚，挖去双眼，熏聋两耳，再给她灌下毒药，使她变成哑巴，然后扔在厕所里，称为“人彘”，叫汉惠帝刘盈去看。汉惠帝看了大哭，回去就病了，一年多不能起床乙从此他天天喝酒玩乐，不问政事，朝廷大权实际上落到吕太后手里。
刘盈当皇帝后的第二年，齐王刘肥从自己的封地来长安朝见太后和汉惠帝。刘肥本是惠帝的哥哥，只不过他不是吕太后生的，所以没有能当上皇帝。惠帝见哥哥来看他，非常高兴，就吩咐摆酒招待，并且让哥哥坐在上头，自己在下面作陪。
吕太后看了很生气。因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怎么能让别人坐上座呢？她就让人斟了两杯毒酒递给刘肥，让他给惠帝祝酒，哪知惠帝见齐王起身，也跟着站起来，拿过另一杯毒酒，打算弟兄俩一起干杯。吕太后一看傻了眼，赶紧站起身来，装作不小心，把惠帝手中的酒撞洒了。刘肥也不傻，见这情景知道其中有鬼，不敢再喝，就推说已经喝醉，告辞回去了。
刘肥回到住处，派人一打听，知道刚才那酒果然有毒。他估计吕太后不会放过自己，心中又害怕，又发愁。这时，一个手下给他出主意说：“太后只有当今皇上和鲁元公主这一儿一女，自然对他特别宠爱。如今大王您的封地有70多座城，公主却只有几个城。您要是向太后献上一郡，把它作为公主的汤沐邑，太后定会高兴，您也就不会有危险。”
刘肥想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自己封地中的城阳郡献给公主，太后果然高兴，刘肥这才平安地离开长安，回到了自己的封地。
刘肥舍了小利，避了大害。
春秋末年，晋国有一个当权的贵族叫智伯。他名叫智伯，其实一点都不聪明，相反，却是个蛮横不讲道理、贪得无厌的人。他自己本来有很大一块封地，他还嫌不够。有一回，他平白无故地向魏宣子索要土地。
魏宣子也是晋国一个贵族，他很讨厌智伯的这种行为，不肯给他土地。他的一个臣子叫任章，很有心计。任章对宣子说：“您最好给智伯土地。”
宣子不理解，问：“我凭什么要白白地送给他土地呢？”
任章说：“他无理求地，一定会引起邻国的恐惧，邻国都会讨厌他；他如此利欲熏心，一定会不知满足，到处伸手，这样便会引起整个天下的忧虑。您给了他土地，他就会更加骄横起来，以为别人都怕他，他也就更加轻视他的对手，而更肆无忌惮地骚扰别人。那么他的邻国就会因为害怕他、讨厌他而联合起来对付他，那他便不能这样长久下去了。”
任章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见宣子点头称是，似有所悟，便又接着说：“《周书》上说，‘将要打败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帮助；将要夺取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甜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说您还不如给他一点土地，让他更骄横起来。再说，您现在不给他土地，他就会把您当作他的靶子，向您发动进攻。您还不如让天下人都与他为敌，使他成为众矢之的。”
宣子非常高兴，马上改变了主意，割让了一大块土地给智伯。。智伯尝到了不战而获的甜头，接下来，便伸手向赵国要土地。赵国不答应，他便派兵围困晋阳，把赵国包围了。这时，韩、魏联合，趁机从外面打进去，赵在里面接应，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智伯便灭亡了，果然如任章所料。
智伯的灭亡，起自贪心。这一教训，不能说不惨痛。但今人多有不知吸取者。那些贪官污吏，哪一个不是贪心太重，导致最后成为阶下囚或走上断头台的。
那么，如何更好地平衡利与害呢？下面这则故事也许能给你启迪：
有个人问慧海禅师：“禅师，你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慧私答道：“有。”
“是什么呢？”
慧海答道：“我感觉饿的时候就吃饭，感觉疲倦的时候就睡觉。”
“这算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有什么区别呢？”
慧海答道：“当然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慧海答：“他们吃饭时总是想着别的事情，不专心吃饭；他们睡觉时也总是做梦，睡不安稳。而我吃饭不是吃饭，什么也不想；我睡觉的时候从来不做梦，所以睡得安稳。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慧海禅师继续说道：“世人很难做到一心一用，他们在利害得失中穿梭，囿于浮华的宠辱，产生了‘种种思量’和‘千般妄想’。他们在生命的表层停留不前，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障碍，他们因此迷失自己，丧失了‘平常心’。要知道，只有将心灵融入世界，用心去感受生命，才能找到生命的真谛。”
2、缓与急的平衡
急事须缓行，缓事须急办。
在日常工作中，人们手头往往不可能只有一件事情需做。千头万绪，从何入手，这就要分清事情的缓急。有些事情放一放，还来得及，则没必要急于去做；有的事情很急，就必须立即去做。
作为普通人，无论你是经商做买卖，还是料理家务，都有个缓与急的问题。哪件事必须抓紧办，哪些事可以再等等，要分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缓急，结果，往往是该办的没办好，不该办的却提前办了，办了又没有用。
我们提倡想问题一定要讲究条理性，相应地，我们做事要讲究计划性。用你80%的时间来做20%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你一定要了解，对你来说，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是最有生产力的。
查尔斯·史瓦在半世纪前担任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期间，曾经向管理顾问李爱菲提出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挑战：“请告诉管理者如何能在办公时间内做妥更多的事，管理者将支付给你任意的顾问费。”李爱菲于是递了一张纸给他，并向他说：“写下你明天必须做的最重要的各项工作，并按重要性的次序加以编排。明早当你走进办公室后，先从最重要的那一项工作做起，并持续地做下去，直到完成该项工作为止。
重新检查你的办事次序，然后着手进行第二项重要的工作。倘若任何一项着手进行的工作花掉你整天的时间，也不用担心。只要手中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则坚持做下去。假如按这种方法你无法完成全部的重要工作，那么即使运用任何其它方法，你也同样无法完成它们，而且若不借助于某一件事的优先次序，你可能甚至连哪一种工作最为重要都不清楚。将上述的一切变成你每一个工作日里的习惯。当这个建议对你生效时，把它提供给你的部属采用。这个建议的试验时间的长短，由你来定。试验后，请将你认为这个建议所值的金钱数额，用支票寄给管理者”。
数星期后，史瓦寄了一张面额两万伍仟美元的支票给李爱菲，并附言她确已为他上了十分珍贵的一课。史瓦的朋友事后曾问及，何以他为那么简单的观念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史瓦的答复是：“哪些观念基本上不是简单的？”。他说经过李爱菲的指点后，他与他的部属才开始养成“先做重要的事”的习惯。伯利恒钢铁公司后来之所能够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独立钢铁制造者，据说可能是导因于李爱菲的那数句真言。
李爱菲的这数句真言，其实就是我所讲的管理时间的过滤原则：把所有的事情过滤一下，分出优先顺序，找出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去做。有个比较接近的通俗化说法是，“重要的事先做”。德鲁克指出：“我还没有碰到过哪位经理人可以同时处理两个以上的任务，并且仍然保持高效。”
为了使有限的时间产生效益，每一个人都应将其设定的目标根据对于自身意义的大小编排出行事的优先顺序，其顺序为第一优先是重要且紧急的事，第二优先是重要但较不紧急的事，第三优先是较不重要但却紧急的事，第四优先才是较重要且并不紧急的例行工作。
但还必须切记，不要机械地将事情分为紧急的、重要的、不紧急重要的和既紧急又重要的4类。还要区分出哪些事情能给你带来高额回报，哪些根本没有价值。否则，在你辛辛苦苦、按部就班地完成所有事情的同时，你也在浪费你的宝贵时间。
王安石在《上蒋侍郎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急、缓的论述，他说：“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进，谓之缓，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意思是：时机未成熟就进叫急躁，由于急躁，事情没有考虑周全就动手，结果必定迷惑难以成功；时机成熟却不进叫缓慢，缓慢则错过时机，结果必定事与愿违。所以说，办事情，用老百姓的话说，必须看清火候。急不一定就好，缓，不一定就不好。
孟子说：孔子准备离开齐国，等不及做饭就走了。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缓缓而行吧。这是离开祖国的道路。”可以立刻离去就立刻离去，可以长久的做下去就长久的做，可以不做官就不做，可以做官就做，孔子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