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碰了一个钉子，又换了方式，他提笔在纸上写道：燮乃才子。
郑板桥一看，人家夸自己呢，自己也得表示表示，于是提笔写道：卿本佳人。
李君一看心里一亮：“郑兄，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我这‘燮’字可是郑兄大名，这个卿字……”
“当然是贵公子的宝号啦！”
李君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承蒙郑兄关照，既然我子是佳人，那就请郑兄手下留……”
“李大人，你怎么‘糊涂’了？唐代李延寿不是说过嘛——‘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呀！”
李天官脸一红，只好拱手作别了。
李君是刑部天官，赶回潍县向县令郑板桥为被查处的儿子李卿说情，直接求情怕不见效，以访友为名委婉致意。首先是绘画题诗，都用象征、比喻的方式来表达本意。李君“竹笋似枪，乌鸦真敢尖上立”，是警告；郑板桥自喻“黄蜂”，宣称“兰叶似剑，黄蜂偏向刃中行”。
这是针锋相对，正面拒绝，毫无畏惧之意。李君一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夸郑燮（郑板桥）“燮乃才子”，郑板桥也投桃报李，赞“卿本佳人”，对仗工整，天衣无缝，李君喜出望外，以为其子可救，然而，“卿本佳人”的后半句“奈何做贼”一出，李君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说“软”话，即在交际过程中出现错误时，或为避免关系僵化而说出主动认错或忍让对方的话。说软话的作用在于赢得对方的同情、理解、宽容、原谅，以达到解释、说服、引导、相互沟通、转化矛盾、反败为胜的目的。交往中，很多时候，“软”话不软，“软”话有效。
5、直与曲的平衡
直在理存，曲在词妙。
说“直”话，即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观点。“直”话的目的既破且立，或主要是让对方接受认同所讲的观点，或主要是让对方放弃自己的观点。
说话从来就是一门艺术。过分直接会显得生硬，让人无所适从。过分直言会令对方难堪，让人无法接受。讲直话，当然需要技巧，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真实可信，有的放矢。
说“直”话主要是通过讲事实，摆道理，通过理性分析来触动对方，使对方冷静、全面而深刻地思考问题，从而接受正确的观点。
所以，有时有话不妨直说。
有一位朋友讲了一个生活小插曲。某次她打电话叫了无线电计程车回家，下车时计费表上显示的是一百八十元，她拿出两百元给司机，司机默默的收了。
以台北市的计费标准，表上加十五元等于车费，她稍微等了一下，以为司机会找五元给她，但司机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想，算了，才五元嘛，就拉开车门下车了。
关上车门的那一剎那，她才恍然想起自己是叫无线电车的，按规矩需再加叫车费十元，是她还欠司机五元才对。于是她又敲敲前车窗，赶紧把五元再递给司机。
司机冷冷的摇下前车窗来，说：“哼，亏你想到了，不然我还以为，连你这样一个名人，也想贪我五块钱的小便宜！”
虽然误会是化解了，但这个朋友心里老大不舒服，她说：“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我少给了他五元呢？”
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像那个司机一样，无声的在忍耐着某个人的作为，而事实上，我们的沉默反而误解那个无辜的人，让他根本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
很多类似这种“五块钱”的问题影响了我们的朋友情谊、爱情品质、人际关系，甚至人的情感……
婆嫌媳妇洗的碗不干净，怕变成坏婆婆，隐忍不说，自行把媳妇洗过的碗再洗一遍──媳妇当然老大不高兴。觉得媳妇的菜不顺口，硬把每餐揽来自己弄，背地里又感到自己好委屈。
办公室里，你虽然喜欢助人，但因别人搞不清楚你“助人”的尺度，常做出你认为过份的要求，你默默做了，却咬牙切齿在心里，在别的同事面前对他表示不屑，也是常有的办公室情事。
“不知者无罪”，如果对方并不知道他哪里得罪你，你的忍耐，只会造成他受损而已。忍耐人的时候，脸色通常很难好看，如果你忍耐的对象是自己很亲密的人，他的情绪和你们的关系，一定受损得更厉害！
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很多，当我们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时，是应提倡忍耐。但有时的事有可忍与不可忍之分。忍耐精神、柔性处世，并不代表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如果无论什么事，都不问原由地一忍了之，有时会伤害自己，也可能伤害到别人。
当然，说直话最好能事先充分把握对方的思想状况、心理状态及其所面临的行为选择，做到对症下药。针对其思想行为倾向来说理，陈明利害得失，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辩证分析，既能为对方提供全面的、充分的证据或理由，又注意加强证据的严密逻辑性，从而引导对方做出与说理目的相应的选择。
康熙初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在南京发动反清叛乱。当时吴三桂手下的一员战将韩大任率部在湖南与清军作战失利后，退到福建，准备攻打汀州。
当时在福建与叛军作战的清军统帅康王杰书欲发兵武力进剿。这时，康王的属下吴兴祚出来反对发兵进剿，主张招抚。此人见多识广，口若悬河，很得康王信任，康王也考虑到兵力不足，于是便采纳吴兴祚的意见，派吴前往叛军驻地招抚韩大任。
吴兴祚带了几个随从，快马加鞭来到叛军驻地。他一见到韩大任，便嚎啕大哭起来，把韩大任搞了个莫名其妙，忙问缘由。吴兴祚面带悲伤地说：“我这次来是专为吊唁您而来的，叫我怎能不哭？”韩大任忙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吴兴祚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将军您所以威行天下，是由于吴王（指吴三桂）对您格外器重。现在吴王把兵权交给您，深信不疑，实指望您建功立业，广占天下，可是您几年却寸功未建，损失惨重，吴王现在还能看重您吗？现在您又冒险准备攻打汀州，可汀州守军早已严阵以待，您觉得以疲惫之师攻打精锐军队能够打胜吗？如果一旦战败，吴王还能原谅您吗？所以我说将军死期已近，特意前来预先吊唁。”
听了吴兴祚的一席话，韩大任低头不语，沉默片刻，韩大任问吴兴祚：“你看我归顺康王怎么样？”吴兴祚一看时机已经成熟，忙说：“我这次来就是受康王的委派来劝说将军归顺的，将军如能够弃暗投明归顺国家，当是建功立业的绝好时机。”一番话终于说服了韩大任，使韩大任带领数万叛军归附了朝廷。
两军对垒，未功即过，这是毋庸置疑的，吴兴祚的劝降之举老谋深算，玩韩大任于股掌之间。首先，用体态语嚎啕大哭，创设话题，然后再顺题引申，对韩大任的现状进行鞭辟人理的分析：吴王的器重得以盛行天下，但吴王的期望未能实现，以疲惫之师攻打精锐军队驻守的汀州之举，战败的可能性极大；那时，退不能得到吴王的原谅，进不能受到清政府的宽宥，因而“将军死期已近，特意前来预先吊唁”。任谁不从自身的安危乃至前程着想，再加上赳赳武夫也不存在什么气节问题，吴兴祚的游说便马到成功。
1946年，李先念曾和周恩来一起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代表谈判。第二轮谈判开始后，国民党实力派人物郭忏和李先念分别全权代表双方陈述协议具体方案。
郭忏在前一项议程还没讨论完的情况下，就要求讨论所谓中共中原军区部队挑起军事冲突问题。美方代表对他的这种无理要求竟然默许。郭忏更加得意，面对中外记者，拿着编造的所谓“证据”对我中原部队大肆诬蔑，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仍进攻国军。
面对郭忏的表演，李先念非常镇定，等郭忏话音一落，便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郭将军，抗战八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呆在什么地方？你说我军侵占了你们的地方，请问，你们在这些地方的部队又是在哪儿同日本鬼子打仗？你们从未来过这些地方，怎么能说这些地方是我们侵占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