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面对面地直接观察
旁观法识入主要是旁观，而面对面地直接观察却要做正面接触，“识人之道”有七条：对人才提出问题，让其分辨是非曲直，以考察他的立场、观点和志向；提出尖锐问题使其理穷辞少，以考察他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应变能力和敏感力；就某些重大问题，让其出谋划策，看他有无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交与其最艰巨的任务，讲明困难与危害，看他的胆识和勇气；与其开怀畅饮，看他的自我控制力及其品性；让其干有利可图的事，看他是否保持清廉本色；委托其办事，看他能否如期完成，信守诺言。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以下问题：
（1）要注意保密性。要让被考察者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真正做到“我就是我”。
（2）考察的目的要明确。识察人才要有明确的目的，不能随心所欲，想到什么就观察什么。只有针对性强，才能选出所需的人才。
3．观他周围的朋友
相人观友法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原因不外乎有三：
（1）“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性格上的相同，人们常常自然趋于贴近；因利益上的一致，而自然共同努力；由于所处环境的相同，而自然互相同情和帮助；因事业追求的一致，而自然共同奋斗。正所谓：“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
（2）人对交友是有一定的选择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总是选择那些年龄相近，性格比较一致的朋友；爱好相近，追求比较一致的朋友；文化教养相近，谈吐比较一致的朋友；处境相近，爱憎比较一致的朋友，等等。因此而造成群友的才德较为相近的情况。
（3）朋友之间有着重要的“同化效应”。因各种特殊原因而造成某些年龄、性格、文化、爱好不尽相同的朋友相结交，可，这些朋友群体频繁接触，甚至朝夕相处，自然形成一种“人际小环境”，其中品质、爱好相近的大部分人必然对“不大一致”的少数人产生重要的影响，以致逐步地同化着少数人，此即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原因，而造成大多数朋友之间的相近性和一致性。正如荀子所说：“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也应了管子所教：“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这正为我们知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即“相人观友法”，这是初次直观识人的一个良方。
有大家风度，羞涩又何妨
害羞是人类独有的心理和情感表达方式，这种行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除人类之外的任何低级动物，包括是最接近人类的猩猩，也是绝对不懂得什么是害羞的。害羞是人类最天然、最纯真的感情现象，它是一种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的心理活动，它往往伴随着甜蜜的惊慌、异常的心跳，外在的表现就是态度不自然，脸上荡漾起红晕。相比于男人，女人更容易害羞。女人脸上的红晕，就是由害羞而绽放的花朵。女人害羞是一种美，是一种特有的魅力。
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曾说：“美的东西都是有色彩的。”那么世界上什么色彩最美呢？
每个人的回答可能都各不相同，有的会说代表热烈、喜悦、勇敢的红色最美，有的会说代表庄重、醒日、高尚的黄色最美，有的会说代表活泼、健康、平和的绿色最美，还有蓝色、青色、紫色等等最美。
羞色朦胧，魅力无穷。害羞是一种蕴藉的柔情，更是一种柔情的蕴藉；害羞是一种含蓄的美，更足一种美的含蓄。
越是叫嚣得厉害，越是不成熟
先哲孔子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的话为我们讲出了一个哲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不乐意讲出“不知道”这三个字，认为那样做会让别人瞧不起自己，使自己脸红，结果却适得其反。
一贯谦虚谨慎的曾国藩深知这一点，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很短，那么碰到挫折和不顺心之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极小，那么碰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顺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很丰富，而自己的见识十分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不管一个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不足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都可以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选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其他如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品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招致失败或物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如天津教案的处理，大多数幕僚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直接对曾国藩提出尖锐批评，态度坚决，但曾国藩一意孤行，杀害无辜百姓以取悦洋人。其结果，“责问之书日数至”，全国一片声讨声，“汉奸”、“卖国贼”的称号代替了“钟鼎世勋”，京师湖南同乡，将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官爵匾额”砸毁在地，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声望一日消失干净。曾国藩晚年对未听幕僚劝阻颇为后悔，“深用自疚”，“引为惭愧”。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因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曾说过：“就我来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苏格拉底以最通俗的语言表达了进一步开阔视野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