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去剧组。从曼谷夜总会出来就直接回家了。
我突然意识到，越是这个时候，我反而越不能在剧组露面，否则那些演职员会认为他们闹事起了作用，我害怕了，后面就会更加变本加厉。换句话说，吴桐是制片人，他才是这部片子的真正老板，我不过是替他打工挡事，我去了也没用。
吴桐是电视台文艺部的编导，三十来岁精明能干，说起来也算对我有知遇之恩。当初我还在S大学读一年级时，他曾给我作了一档节目，专门让我谈青少年搞文学创作的感想，从那就算认识了，后来偶尔也找我帮他弄些撰稿之类的事。我跟S大学闹翻以后，退学出来不想就这么回家，一咬牙在这个城市留下来，吴桐又帮了我不少虻，给我在摄制组找活干，还帮我租房找住处。再后来他就跟我谈了一次。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你现在得把过去的那个马飞忘了。我说，我已经忘了。吴桐说不，冲你现在这娇气劲儿就说明还没忘干净。你已经不是整天上报纸的那个小名人了，如今没人认你了，你现在什么都不是。吴桐这话真扎我肺管子。我明白他这是好话。现在我确实已不是过去的我了。我试过，甭管哪个圈子都没人知道我，如今又漂在社会上，我真的已什么都不是了。吴桐说，还有你写的那些破小说，干脆就没法儿看，以后甭写了，省得瞎耽误工夫。不过我看你这人倒挺聪明，心眼儿也灵，以后就跟我干电视吧。话先说头里，要想进电视台没门儿，我的事大都与台里无关。
我知道吴桐自己有个影视公司，经常借着台里的牌子在外面干私事。但我还是答应跟着他干，这样至少先有事做。我要想在这个城市里呆下来，就得先养活自己。当然，吴桐也需要一个我这样的人。他经常不知从哪儿弄一笔钱来就拍个片子，多是专题或单本剧。但他还有台里的事，不能总跟着，我就成了他的全权代理，撰稿、编剧、文学编辑、导演助理、执行制片什么都干，渐渐还干起了执行导演。
这一次的片子是个系列短剧，我给写的本子，吴桐自己干导演。但他台里事多，经常腾不开身，索性就让我给他当助理，说白了也就是他的影子导演。
我知道，这回剧组闹事是陈健雄惹的祸。陈健雄把不该说的事说给了副导演。这副导原是吴桐的一个朋友，但关系一般。他为人油滑，是个剧组虫子，走得多见得也多，像条泥鳅一抓一出溜。有一天晚上他把陈健雄灌醉了，趁机套出我的片酬数目。他一听他这副导还没我助理拿得多，心里不平衡又不好发作，就挑唆剧组里的人为争片酬闹事。
后来陈健雄把底细告诉了我，我看着他想骂两句却又不忍心。
陈健雄实在不是干这行的材料。他当初也是S大学的，读的是中文系，论起来跟我也算半个校友。他为人不机灵，又窝窝囊囊，性格倒挺固执，毕业以后一门心思就想留在这个城市。可他一个学中文的除了会写几行破诗，连小说都不会写，去几家媒体应聘也没人要，最后都快吃不上饭了，才流落到我这儿来。我先是让他试着写电视剧，可一部上、下集的剧本快写完一集了，还一个镜头都不能拍，全是乱七八糟的心理活动。后来只好把他带进剧组，让他干剧务，但看着他整天东跑西颠低声下气还得连滚带爬地跟着搬东西，我又挺心疼，于是就让他转行干了灯光助理。没想到老兄又闯了祸，头一天拍内景戏就差点儿没电死。
这次我把他带在身边，只让他打杂跑一跑腿，结果还是给我惹出了麻烦。回家的路上，我又给陈健雄打了个电话。陈健雄告诉我，副导演已经公开宣布了，说要带着他的人退出剧组。我问，这事吴桐知道了吗？陈健雄说，好像还不知道。我说，那你就让他直接去跟吴桐说。陈健雄想了想问：我眼下该怎么办？我说，晚上不要住在剧组了，回家。陈健雄一听担心地问，副导演要真带人走了怎么办？戏可就真给撂啦。我终于火了，忍不住骂起来，我说你他妈弱智不弱智，是个傻X呀？戏拍不成自有制片人去想办法，你管得着吗？再说你管得了吗？我说完啪的合上电话，才发现路上的人都直看我。
我回到家洗了个澡，又打开录音机，一边喝着啤酒听了一会儿音乐。我想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段时间，我开始怀念起当初写小说的日子。我越来越发现，无论我将来会不会以写作为生，其实我真正热爱的还是小说。只有在写小说时，我感觉自己才真正是自己。电视这东西根本不叫个东西，快餐而已，消遣而已，论艺术不及电影，论内涵不及文学，一看一笑混口饭吃，仅此而已。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摄制组里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上一切功利的东西，世俗的东西，勾心斗角尔诈我虞的东西全都体现到这里来，有时简直就让你怀疑这是不是一群市井文盲。我曾经告诫过陈健雄，我说你不要指望这些人有什么文化。你知道剧组是什么地方吗？世界上最出色和最劣等的人都集中到这里了。
记得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已故数学家陈景润的老师曾对他说，在自然科学的王国里，数学是一顶王冠，而歌德巴赫猜想就是这顶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如果这样说，那么在艺术的王国里，文学就应该是一顶王冠，而小说则是这顶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每到闲下来时，我总在想，我不会一直就这么沉沦下去的，总有一天，我还要做点什么事。
我租住的房子是在一座四合院里，窗外有一棵低矮茂盛的枣树。晴天落满一树知了儿，冲着太阳吱呀吱呀地呜叫，雨天则发出沙沙的响声，让人觉得非常动听。尤其到了秋天，挂满一树的红枣，夜里在雨声中偶尔听到有熟透的红枣咚然落地，非常惬意。
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为生存奔畦了，我就会再找一处这样的地方，最好也是平房小院，也有一棵枣树梨树或是石榴树，然后静下心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外面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叫声，非常嘹亮。是东厢房那个叫噜噜的男孩又在挨打。噜噜的爸爸好像是个医生，姓韩，我始终搞不清他是在哪家医院，搞的是什么专业，总之经常去广播电台给人家做健康咨询，有时是儿科，有时是脑析科，也有时是妇产科或皮肤科，有听众打电话咨询计划生育或性病知识，他也能对答如流。每次播音员介绍，总说他是著名医学专家，而且是什么什么主任，然后就开始听他介绍保健产品。韩医生为儿子买了一架钢琴，整天连打带骂逼迫他学，噜噜不学就被打得哭成一片。我听到过噜噜弹奏的《致艾丽丝》。我不明白，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被逼着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地弹《致艾丽丝》，这究竟是艺术的早熟还是艺术的堕落？由此，我想到了自己。
外面的哭声停下来。东厢房里又传来抽抽嗒嗒的《致艾丽丝》。我又想起许大愚这个名字。我搞不明白，刘西怎么会认识许大愚？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交往的朋友圈子看，他们相见的几率都几乎是零。我不想见许大愚。如今这种场面随处可见，一个人在外面飞黄腾达了，回来最热衷的事就是想跟老友旧识聚一聚，大家抚今追昔叙叙旧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想让人家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正如当年项羽所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知道，刘西这事还不算完。但我不想去看许大愚的衣锦还乡表演。